很多人没有留意到，刚刚闭幕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出现了一个久违的词语：外资。
公报提到：
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
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一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会议上，被如此鲜明地提出。
作个对比，在十八届、十九届两次三中全会的公报里，“外资”二字并没有占据一席之地。
为什么在具有强烈改革意义的三中全会上，要重提外资？
在逆全球化浪潮、脱钩断链的压力之下，外资到底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当我们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外资是否会继续用脚投票，在东方大国押注更大的发展筹码？
这些问题，极为重要。
更为明确的一点是：
此时此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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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资的大门，敞得越来越开了。
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就是特斯拉，以前连国营酒店、饭店的停车场都进不去，更别提进政府大楼了。
但是现在，不仅能进，还入围了江苏、上海的政府和国企采购目录，未来政府领导、国企高管都有望“坐着”特斯拉上班了。
事实上，中国对外资的重视，正达到空前力度。
去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提法还是把吸引外商投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到了8月，则已经到了“提高政治站位”的高度。
也就是说，能不能引外资、稳外资，不仅是经济问题了，而是到了关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高度。
去年底，那场每年最高级别的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打造“投资中国”品牌，便被部署为今年的重点任务。
从去年底至今，半年多的时间里，高规格地讨论研究外资的会议便至少有8次，这是十分罕见的。
——2月23日，国常会指出，要把稳外资作为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发力点，巩固外资在华发展信心。
——11天后，“两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紧接着3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提出了24条具体措施。
——最近的6月26日，国常会再次提出，“要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多措并举稳外资”。
——仅仅4天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又主持召开外资工作座谈会，强调“准确把握当前引资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进一步增强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做好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
——再到刚刚闭幕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极为罕见地提及要“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如此高级别、高密集地讨论稳外资、引外资的问题，背后意味，不言自明，也极为耐人寻味。
再看看外资大省，也是动作频频：
在广东，省长王伟中亲自带队，广东代表团先后访问法国、古巴、美国等国家，商谈合作事宜。
在江苏，三星半导体全球分拨中心在苏州工业园区乔迁开业，从签订土地合同到取得施工许可证仅用时4天，从开工建设到项目建成仅用了400多天；
在浙江，日本横滨橡胶钱塘项目投资合作签约仪式日前在杭州举行，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5亿美元，是近年来杭州引进的单体规模最大的外商独资制造业项目。
这般火热景象，简直堪比世纪之交中国刚刚加入WTO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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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扩大开放是中国的战略，但为什么对外资吹的风，会越刮越猛？
显然，一些现实情况发生了改变。
过去，基于良好的营商环境、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的外资流入一直是保持正增长的。即使是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疫情那几年，仍然在持续上升。
但在2023年，外商投资却出现了下降，降幅大约为8%。
1.13万亿的投资金额，大致回到了2021年的水平，虽然比疫情前仍有20%左右的涨幅，但是据商务部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的情况仍然不允许我们过于乐观：
今年1月实际利用外资同比-11.7%，
1-2月同比下降19.9%，
1-3月同比下降26.1%，
1-4月同比下降27.9%，
1-5月同比下降28.2%，
1-6月同比下降29.1%
这也是自去年1-6月实际使用外资近几年来首次同比下降2.7%后，连续出现13个月下滑。
为什么？
难道真像部分媒体炒作的那样，出现“外资大撤退”了吗？
答案，没有那么简单。
事实上，当下的我们所面临的新挑战，绝对是史无前例的。
先说一个大背景，在2023年，除开几个欧洲“导管经济体”大幅增长，全球的外商投资都受到了重挫。从全世界范围来看：
外国直接投资（FDI）实际上是下降了18%！
相比之下，中国的外资降幅（-8%）算是受到冲击比较小的。
在这次外商投资波动的背后，实际上叠加了两大“几十年一遇”的因素影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正是因为两个主要项目均出现了二三十年一遇的巨大变化，才导致全年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创近三十年新低。
哪两大项目呢？
一个是2023年来华直接投资项下的“外来股权投资”净流入621亿美元，继2022年年萎缩47%后再降61%，年度净流入规模降至2005年以来新低；
一个是“关联企业债务”由上年净流入205亿转为净流出291亿美元，为1982年有数据以来首次年度净流出。
图源：第一财经
如何理解这样的变化？
前者可以解读为，基数太高了。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经济大停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锐减44%。但这一年，联合国贸发会口径（即中国商务部口径）来华直接投资增长了6%，国际收支口径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增长了35%。
中国在疫情期间的稳定红利，筑起了比较高的外资基数。这让中国率先享受了经济复苏的红利，但也预支了一定的发展后劲。
而债务流出问题，则受全球金融条件的影响且波动性较大。
比如过去一年，美国、欧洲仍在疯狂加息，高额的利息让一些本国的企业都要周转不过来了，海外资本不得不加速回流，解决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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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外资撤退，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数据背后，也不仅是“撤资”，同时蕴涵着新旧更替的结构性机会。
比如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苏州，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曾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开发苏州工业园区，吸引大量外资流入。
2012年，苏州达到巅峰，实际利用外资91.65亿美元，这一年苏州GDP排名全国第六。
但这一年之后，苏州开始被指“外资大撤退”，耐克、阿迪达斯、联建、宏晖、飞利浦、普光、华尔润、诺基亚、紫兴、希捷、及成等等名外企，相继往东南飞去。
到2017年，苏州外资稳定在60亿美元左右。相对高峰时期，外资撤离了大约三分之一。
这时候有声音开始说，外企在撤退，苏州的经济要完了。
但实际上呢？苏州的GDP一年胜过一年。
这是因为，苏州在一波的外资撤退中，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腾笼换鸟。
走掉的是诺基亚、富士康、紫兴纸业（铜版纸）、希捷（磁头驱动的传统硬盘）、欧姆龙（液晶背光板）、JDI（液晶面板）这类传统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
而崛起的是什么呢？
从飞利浦、松下等高端制造企业，到礼来、强生等顶尖医药企业，知名外资不断落户、持续增资苏州工业园区。
以百济神州、恒瑞生物为代表的国内创新药龙头企业，本土新兴产业也冉冉升起。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企业而言，基于劳动力、土地、关税等成本要素而将中低端加工制造环节转移，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现象。
地方政府要做的，是因势利导、借势发展。
放大到全中国，我们对外资的使用，也要顺应同样的趋势。
以去年为例，
虽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有所下降，但代表产业升级趋势的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实际使用外资规模却在上升。数据显示，在2023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上，
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6.5%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同比增长32.1%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2.2%
高技术产业引资4233.4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占比高达37.3%……
今年上半年，这种趋势依旧在加强。
比如韩国三星，虽然近年来三星陆续关闭了在华手机、电脑、电视工厂，将产能转向了印度、越南。
但与此同时，三星却加快了芯片、OLED显示屏、新能源电池等高技术产业在华布局，高技术产业占其在华总投资比重由50%提高到80%。
可以说，外资并不完全是“跑了”，很多只是“优化布局”了。市场的配置逻辑，仍然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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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无论如何理解，2023年到现在以来，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下降是事实，外商直接投资（FDI）减少也是事实。
在全球投资下滑，国际竞争加剧，国内新旧经济动能提速换挡的关键期，当下的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外资、需要外企。
虽然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市场主体中，占比只有2%，在GDP的占比中，也不足10%（2021年数据），但它却贡献了：
1/10的城镇就业
1/6的税收收入
1/3的工业利润
2/5的进出口总额
1/5的研发投入……
尤其是，外企是拉动中国外贸出口的关键力量。
1998年以来，外企的出口额占总出口比例平均在45%左右，尤其是2003年-2010年间，达到60%左右。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出口2019年度出口百强企业名单，其中外企57家，而民企为30家、国企为13家。
拿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精密来说，2022年，鸿海精密在中国大陆三家公司共创造了8450亿出口额，超越了中国大陆25个省，大约相当于中西部12个省之和。
在云南、宁夏、青海等地，外企对出口贡献达60%以上，尤其是青海超过90%，创全国纪录。
在上海引入的特斯拉超级工厂，完善了整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加速迈向新高度。
在重庆引入的惠普等外企，带来了整条产业链，让这座西南山城，连续9年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
正是这些远道而来的外企，激活了“鲶鱼效应”下更鲜活的中国经济。
当下，舆论场上存在一些特殊的争议，出现了排外的情绪，这是令人担忧的。
当务之急，是我们需要给外资注入更大的信心。
打开大门，发展经济，外资不可或缺。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中国经济与外资同频共振，互利共赢的历史。
这一宝贵的共识，应该得到持续的保留，和不断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