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我国第二季度GDP可比价增长率为4.7%,上半年可比价增长率为5%，远大于美国二季度预估的2.7%和上半年预估的2.8%的增长。为什么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看上去形势一片大好。但微观层面，企业又感觉生意越来越难做，个人感觉涨工资越来越难，税务部门感觉税收任务越来越难完成了呢？
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第二季度GDP为32.05万亿元，可比价增长率为4.7%，该数据低于Wind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的5.1%的预期增长，也低于第一季度5.3%的增速，也低于去年下半年5.1%的增速。
2024年上半年，我国GDP为61.68万亿元，可比价增长率为5%，低于预期的5.2%的增速。
2024年上半年，美国GDP预计为14.1万亿美元，预计可比价增长2.8%，现价增长5.6%。
上半年我国GDP折合大约8.69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1.6%。去年上半年，我国GDP折合大约8.6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5%。
虽然我们第二季度和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低于市场预期，但我们的二季度4.7%和上半年5%的GDP可比价增长幅度，远大于美国二季度预估的2.7%和上半年预估的2.8%的增长。
应该说，在我们调整房地产债务、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居民和民企修复资产负债表和房地产挤压泡沫周期中，统计数据上经济还能保持二季度4.7%、上半年5%的增长，还是很不容易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宏观统计数据的温度像春天一样温婉宜人，微观的企业、个人和财政，却早已感觉到了初冬的凛冽。不少人、不少企业、不少地方财政，甚至在低温中患上了感冒。
为什么经济统计数据看上去挺不错，形势一片大好。但微观层面，企业又感觉生意越来越难做；个人感觉求职越来越困难，涨工资越来越难；税务部门感觉税收任务越来越难完成了呢？
也就是有些人经常问的，为什么欧美增长一点几、二点几，媒体就评价增长强劲，我们增长四点几，五点几，大家却觉得增长乏力、复苏不及预期呢？
一是因为欧美处于适度通胀状态，我们处于通缩状态，导致GDP可比价增长高，但与财政、企业、个人收入密切相关的现价GDP增长低。
在骑牛研究所提供的“中美可比价和现价GDP增长速度比较”图表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最近几个季度，我们的可比价GDP增长速度都在4.5%以上，美国都在2.5%左右，比我们低2个百分点左右。但现价GDP，美国的增速都在5.5%以上，我们在4.5%左右，反而比美国低。比如2024年一季度，我们GDP可比价的增速为5.3%，比美国的2.9%高2.4个百分点，但我们GDP现价增幅只有4.2%，反而比美国的5.8%低1.6个百分点。
而微观的经济感受，企业的利润、财政的税收、个人的工资，都是建立在现价口径上的。
我们现价经济增长明显低于可比价，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处于供过于求、价格下跌状态。而美国处于消费旺盛、价格上涨状态。上半年，我们GDP中的价格缩减系数为99.1%，即按照GDP项目计算的综合物价指数下降了0.9%。而美国GDP中的价格缩减系数为102.7%，其综合物价指数上涨了2.7%。
二是我们的生产法计算的GDP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无用经济结果。
中美GDP的统计方法不同，也造成了同样的GDP增长，但微观感受存在着显著差别。
我们是按照生产法来统计GDP，只要生产出来，不管是否销售，都计入GDP。而美国按照支出法计算GDP，即消费了，或卖出去了，才计算GDP。
在供求平衡时期，这两种GDP的计算方法差距不太明显，结果也应该差不多。但在供给过剩、需求不足时期，当然会有大量生产出来但并未销售的无效经济活动被计入了GDP。
最典型的，是一些拆了建、建了拆的公共基础设施；挖了填，填了挖的城市道路。
最常见的，计入最多的，当属房地产项目。上半年，我们竣工了2.65亿平方米房子，但待售的商品房面积为7.3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5.2%，即上半年竣工的房子，有超过三分之一约1亿平方米没卖出去。按销售均价计算，实际上上半年的GDP中，仅未卖出去的房子就占了1.62%。
如果把所有供大于求的库存都剔除，估计我们的GDP规模至少要缩小10万亿元，毕竟7.39亿平方米库存房子就差不多8万亿了。
所以，从生产的角度，我们上半年的GDP现价增长了4%。但从生产变现的收入角度，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1-5月份包含基金的财政总收入11.355万亿元，同比下降了4.1%。其中税收收入下降了5.1%，财政基金收入下降了10.8%，仅包含罚没收入的非税收入增长了10.3%。
从企业看，具有垄断地位的生意最好做的国有企业，1-5月的利润总额1.71万亿元，同比增长2.3%。 应缴税费2.5万亿元，同比增长1.5%。 加权平均，国企毛利同比仅增长1.8%。
而从财政局公布的与企业利润挂钩的企业所得税收来看，1-5月企业所得税收入22382亿元，同比下降了1.7%。
从个人收入来看，1-5月份个人收入所得税6072亿元，同比下降了6%。
三是GDP主要由出口、投资、生产所贡献，销售非常低迷
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投资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中优先保障公共财政收入和用于投资的资金，导致分配给家庭的收入占比较低，国内消费能力不足，消费低迷，供给过剩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国民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生产和出口。
今年上半年，现价GDP增长不到4%。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9%，工业增加值增长6%，商品出口增长5.9%。
但社会商品零售额仅增长3.7%，房地产销售额下降了25%。两者加权平均，下降了1.1%。
而企业、个人的微观经济感受，主要来自销售。
四是宏观统计数据受统计制度的约束，与市场实际情况误差较大。
周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0733元，月均3455.5元，同比增长5.4%。其中工资性收入11950元，同比增长5.8%。
三郎想说，三郎所认识的人，今年没有任何人的收入比去年增长了。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周一也发帖说，“如今大学生毕业工作难找，尤其是薪水较高的工作难找，这已经成为普遍的现实，或者成为人们对现实的普遍认知。另外涨工资消息比较多的行业和地区少之又少，降工资的消息传得更多。比如老胡接触的人中，涨工资的非常少，收入停滞或下降的人则是多数“。
三郎在南方，老胡在北方。看来，南北的“收入停滞或下降的人是多数“应该是我们的共识。
实际上，我们微观的感受不仅与GDP增速有误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8%的工资性收入增长，误差更大。面对国家统计局的收入增长率，恐怕大多数人都会感觉拖了后腿。
这个误差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高收入与低收入结构变化与平均工资存在冲突。
例如今年金融行业等高收入群体普遍降薪，就业减少，低收入的灵活就业增加，低收入的工资也难言增长。按照常识，高收入与低收入人群的平均收入即使不变，如果高收入占比减少而低收入占比增加，平均收入就会下降。当高收入占比减少并且高收入组平均收入同时下降时，全社会平均收入反而上涨，在逻辑上是存在问题的。
二是个人收入所得税下降与平均工资增长存在冲突。
1-5月个人收入所得税下降了6%，这个理论上与高收入人群比例和平均工资双降，逻辑是吻合的，与国家统计局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5.4%，是存在逻辑矛盾的。
三是恩格尔系数提高与服务支出占比下降，也反映了生活水平的下降。
恩格尔系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服务消费占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今年二季度，我国消费中的服务消费占比大约为47.4%，比去年减少了0.4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为30.3%，比去年增加了0.3个百分点。
服务消费占比减少而恩格尔系数提升，意味着居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支撑其生活水平的背后的收入，逻辑上必然不太可能增长。
五是宏观经济数据本身也显示经济增长放缓。
周一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宏观经济第二季度扩张速度有所放缓。第二季度，可比价GDP环比增长0.7%，低于一季度环比1.6%的增速。对此，国家统计局解释说：“当前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内需仍然不足。我们仍然需要夯实经济复苏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