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业潮下:被吞噬的中国中产与挣扎的底层(组图)

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失业率高企。在倒闭潮、裁员潮及失业潮的重压下,无论是一线城市的中产还是三、四线小城市的打工仔,都在苦苦挣扎。他们如何看待失业问题?如何面对失业带来的种种生活困境和心理压力?又对未来有怎样的打算呢?

根据中国商务部日前公布的官方数据,中国5月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呈现连续第12个月下滑。今年前5个月,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28.2%。而据美国彭博社今年2月披露,外国企业在2023年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创下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最低增幅。

这些数据突显出外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深切忧虑,以及加快速度撤离中国的趋势。而在外资撤出的同时,大量的高端就业机会也随之而去。

尴尬夹缝中的前外企高管



来自一线城市、从事IT(信息技术)行业的陈先生已在外企工作了20多年,算是充分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红利的中产阶层。但在过去的四、五年间,他也亲眼目睹了外企纷纷逃离中国的撤资潮。被问到目前工作状况时,他犹豫地回答说:“啊,freelance吧!”

陈先生称自己是“自由职业者”,因为他还不时地接些小活,做点企业咨询。他说,伴随外企在中国的整体萎缩,像他一样失业的人还很多:“上周我和过去一些同事聚在一起聊的时候,听到很多人也都没有工作了。” 失业的同时,陈先生也感到,他们跟世界、跟科技的前沿发展隔得越来越远了:“很多东西不采用特殊的方法(突破网络封锁),你不一定看得到、听得到了。”

长期以来,高科技行业一直是外企在华密集投资的领域。而目前,它已变成美中竞争的前沿。过去几年,美国政府持续加强对华高科技出口的管制,尤其是涉及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一周多前,美国财政部又发布了一项通知,计划限制和监督对中国人工智能、计算机芯片和量子计算领域的美国投资。



就在美国筑起“小院高墙”的同时,中国官方也在推动所谓科技“自立自强”、“自主可控”、“能替尽替”等政策。陈先生把这些概括为:“中国想买的东西,美国不卖给它;美国可以卖的东西,中国不想要、想替换。这就很尴尬了。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了。外资在这边设办公室确实没有必要了。”

几年前,陈先生所在的美企在华撤资后,他又进入了一家欧洲的初创公司,负责亚太业务。原本他们与中国一家“遥遥领先”的企业就一些项目在中东地区展开合作,一开始进展十分顺利。

“一天,我记得当时是凌晨几点钟,我接到一个电话,‘摇摇领先’厂商的测试部门领导给我打来电话说,由于政治环境这方面因素的影响,现在(项目)暂停了,以后是否有机会合作,那再看了。” 陈先生说,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就是这家厂商使用的是从美国购买的技术,而中国对美国技术的百分比限制越来越严。最终,这家欧洲厂商完全撤出了中国,其亚太业务也大受影响。



地缘政治冲击造成国际市场环境的剧烈变化,并直接影响到外企的在华业务和员工发展,这是陈先生在二、三十年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不过,“存在即合理”,身处这种尴尬夹缝中的陈先生和他的外企同行们只好纷纷自谋出路: “我原来的朋友、同事,很多要么就是转到这种国营或民营的企业里去做,要么就是进入合资企业。因为很多外资撤走的时候,可能也不想完全放弃这个市场,它会跟国内公司组成一些合资公司,继续做些业务,‘曲线救国’嘛。”

但是,对于投身外企二、三十年的这代人来说,要想适应当前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环境谈何容易。陈先生说,他也有朋友原来在美企工作,后来转到国有大厂:“进大厂其实应该是很让人羡慕的,但是干个一年或更短时间就撤出来了。(他)跟我抱怨过说,还是不适应,文化方面的差异还是太大。”

由于不能或不愿委身民企及国企,一些人像陈先生这样资深的前外企雇员就只好选择另外一条路,做第三方顾问或成为“自由职业者”。他说:“对我们这一代来讲,这是满尴尬的。”

除了再就业上的尴尬,财富急剧缩水也是陈先生这些中产阶层面临的又一困境。过去二、三十年,他们的收入持续积累,有房有车之后,很多人自然会把余钱拿去投资。“但是投资的领域,在国内也是很窄的,没有太多的投资渠道。而且这里鱼龙混杂,有很多说白了就象骗局一样的。”

从2018年“P2P爆雷”,到近两年股市暴跌、财富公司纷纷倒闭,陈先生说,他身边就有很多投资失败、失误的例子,即便有公安经侦部门立案,也很难追讨或挽回损失,而这些受害的中产也不太愿意走上街头。

对于面临的困境与压力,陈先生感叹说:“既没有很多就业机会或财富增长的机会,又出现了很多收割财富的机会、陷阱,那不是就往死里整吗?其实什么事都不做反而最好。痛苦,确实很痛苦!”

无法躺平的失业私企白领



年近40、来自上海的刘先生目前处于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状态。疫情之前,刘先生在一家国内大型财富管理公司任高级助理(该公司近期已宣布破产),后来转到一家食品公司任职。

他说:“其实现在想想也挺后悔,我离开食品公司的时候正好是2022年上海封城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形势会恶化得这么快。所以在2022年底,我才去一家上市公司工作。”

但不久,刘先生又被这家上市公司辞退了。因为该公司主要是为欧美汽车制造厂提供零部件,但是疫情后,应这些客户的要求,订单都被转移到了海外。

他说:“通用、福特这些厂商就要求,未来3年之内一定要把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比例降低到45%。所以,我们2023年就火急火燎地去投资了泰国的一个工厂。产能转移到海外势必意味着国内开工不足,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就回家了。”

刘先生表示,很多海外买家现在都有类似要求,即不能把供应链全都放在中国。这一方面是吸取了疫情封城导致供应链中断的教训,也包括对未来西方与中国进一步“脱钩断链”的忧虑。

至于自己为何一直没能找到合适工作,刘先生认为有两个原因:“我看得上的这种公司或能付得起我的薪水的公司,经济情况都很差。再有,不知从什么时候挂起一股风,好像35岁以上就没有人要。还真的是!”

在当今青年失业率高企、“博士硕士满街走”的时代,刘先生感觉找工作的压力实在很大。一方面,上海的外企基本都在撤离,进入国企、央企基本要靠“世袭”,而民企也处境艰难。他说:“民企一是没有那么多岗位出来;第二,主要还是年龄;第三,就是不把人当人看。我现在才知道,除了上海以外,外地民营企业哪有实行五天工作制的?都是六天。”

刘先生说,身边类似他这样失业的中产还不少,尤其是那些没有刚需的岗位。一些人即使还在职场中“死撑”着,过得也不开心,甚至有的人去上班还要“赔钱”,因为各种日常开销更大。

作为一名单身父亲,刘先生目前背负着60多万元的房贷,虽然积蓄还足以维持生活,但“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让他实在无法躺平。“我就强迫自己,每天要出去,不叫西装革履吧,但也都是职场的装扮,去约见不同的人,试着看有什么能突破的地方。我觉得要待在家里,我就要发霉了。”

“生存优先”就是刘先生的座右铭,无法就业就自己创造就业。“现在能有Cash(现金)进来,只要不违法,我都愿意去尝试。”现在,他正千方百计寻找各种生意机会,无论是光伏逆变器等新能源设备,还是化妆品的外销机会,他都在调研、尝试。但他也坦承:“现在都知道,没有哪一样是好做的!”

烂尾楼下的底层辛酸:“好艰难!”

最近,有网友在社媒上贴出一个“2024年悲惨排行榜”,将悲惨度分为9等:失业找不到工作排名仅为1,也就是相对还算最好,更悲惨的还要加上房贷、养娃、炒股、生病、烂尾等等。这固然是一种嘲讽,但现实生活中,遭遇到其中三、四、五种情况的不在少数。

曾在河南某小城市从事教培行业、去年底“润”美的赵女士告诉本台,在国内时,她身边就有很多人失业并有房贷等压力,其中一名同事的“悲惨指数”就相当高。

“当时,她生了二宝,是一对双胞胎。家里本来只有两室的房子和老人一起住,老人帮她带孩子,所以住不下,就考虑到要换个房子。” 疫情前,这位同事陪同赵女士看了当地“铂悦山”的楼盘,赵女士没买,这位同事却买下一套。没想到,房子却烂尾了。这件事一直让赵女士感到很不安。

她说:“买完(房)之后,我觉得她的整个生活就陷入了一种绝境。她买房的首付是掏空了三代人的口袋。” 赵女士告诉本台,为缴清首付,同事小两口加上双方父母掏出了所有积蓄,还借了一大笔债,每月都需要还房贷。更糟的是,购房后,同事的公公很快被发现得了肺癌,并确诊为晚期。婆婆需要照顾公公,无法再帮她带孩子。这位同事自己又在疫情期间失业了。

“她公公说,哪怕我不去化疗、不治这个病,我也要帮我的孩子把这个房贷还上。” 赵女士透露说,同事全家一度就靠她丈夫的一点微薄收入生活,还要还房贷、还借款、支付老人生病的费用、孩子的养育费用等等。“好艰难、好艰难啊!所以在她的孩子稍微适应了一段时间幼儿园之后,她就赶紧开始上班,贴补一点点家用。” 赵女士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同事依然没想过断供,因为在她看来,一旦断供了,她以前的一切努力就等于全部 “归零”。但如果继续缴房贷,她还有一线希望可以拿到房子。

“她就相信政府告诉她的话,‘一定会交房的’。但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交房。” 赵女士说,朋友们也曾建议这位同事去上访,但她害怕一旦这样做,当局更有理由不给她房子。

赵女士所在的河南省是全国烂尾楼问题的重灾区之一,省会郑州更号称“烂尾楼之都”,烂尾面积率高达9%。2023年11月,知名短视频博主“亮亮丽君夫妇”购买房子“烂尾”的经历就发生在郑州融创城。而其他中小城市,类似的情况也很糟糕。

赵女士说,她先生也有同事几年前买了当地恒大楼盘,因烂尾而被套牢:“他家里是农村的,他买这个房子就更难。”

据她介绍,这对夫妻一个做抖音推销员,一个在超市工作,收入不高且不稳定,家里父母又都是农民工。老人把多年辛苦积攒的所有养老钱都拿出来,帮儿子在城里买了这套房,就是为了让孙子长大能在城里上学。房屋销售人员当时承诺他们在孩子上小学前一定能交房,但现在孩子已经小学3年级了,一家人还在苦苦等待。

赵女士说:“他们那栋楼盖都没盖,怎么可能交房?但是他们依然相信政府的这句话,‘一定不可能骗他们’。”

看不到未来的长沙打工仔

据官方统计,目前中国“灵活就业”的人员已达2亿,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7%。而出生在湖南株洲、现住长沙的孙先生或许应算为其中之一,因为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自己应算是“待业”,而非“失业”:“因为,说失业不符合那个意识形态。我待业已经两年多了。”

孙先生原本在建筑业工作,虽然比较累,但待遇还好,每月收入有6000到8000元。但疫情开始后,孙先生所在的建筑行业就很不景气,有的公司即使有业务也收不回款,税务部门又查得紧,他的老板最后干脆把所有名下企业都关闭了。2022年,孙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就都开始在家“待业” ,没事做。2023年,中国房地产业全面爆雷。

“我们行业有些同事出去跑滴滴、送外卖,但是那个压力也挺大,因为人也越来越多嘛,大家都是失业的。” 孙先生提到,长沙最近发生一起外卖员在暴雨中误入积水路段、差点丧命,后被警察拉人链救起的事件。“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赚那5、6块钱一单,我觉得完全没必要。”

20多岁的孙先生到长沙打工已有近6年,有了家庭和孩子,也买了房子和车子,准备扎根。但现在,他失去工作,还要缴房贷和车贷,压力很大。他透露,自己总共背负近70万元的贷款,而妻子做护士的收入只够维持日常开销,所以他只好“啃老”,让身在株州的父母一起帮忙还贷。

不过,孙先生觉得自己还算“很幸运”,“悲惨指数”只算中等。因为他买房较早,没有赶上烂尾楼,贷款也已偿还掉一部分。据统计,长沙是全国烂尾楼最多的城市之一,烂尾房套数居全国第一。孙先生说: “像长沙这边,失业的很多,烂尾楼也很多。绿地在长沙这边的业务,有7、8个项目全部烂尾。”

展望未来,孙先生很悲观,认为经济很难好转:“我感觉以前发展得太快了,把未来20年、甚至是以后的经济都全部透支了。至于未来前景,我肯定是比较担忧的,就感觉看不到未来。”

孙先生告诉本台,最近,长沙当地的一些失业年轻人打算办个“聚会”,就是大家在微信中拉起群来,互相安慰,抱团取暖,共渡时艰。

处于安全考虑,本文中受访者皆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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