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推迟近一年之后，最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将于7月15日至18日召开。外界普遍期待这次会议将出台重大经济改革措施，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在周五（6月28日）表示，中共正在计划实施"重大"改革。但有评论者表示，不要期待会有实质性的经济改革措施。
三中全会召开的日程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周四（6月27日）开会决定的。据新华社的消息，政治局在这次会议上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稿（以下简称《决定稿》）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并决定将此稿综合意见后提交三中全会审议。
外界普遍把政治局发布的这一消息解读为，三中全会将主要关注经济问题。这似乎也符合去年以来外界多数观察家对三中全会的期待。中国外交部网站周五（6月28日）发布了《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全文，其中提到：“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措施，继续扩大制度性开放，形成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新华社也在同一日通过央视网和各地方政府网站刊发了文章《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辟事业发展新天地——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纪实》，其中列举了习近平上台以来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各种例证。这进一步烘托出三中全会着重经济问题的气氛。
宏大而空洞
但舆论界对此的反应却并没有一致的乐观情绪。一位参与了三中全会意见征询的专家匿名告诉本台，他推测三中全会只会推出一些空洞的政策，“会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名义下推出一个看上去宏大的纲领性政策文件，也会围绕国企创立类似主权基金模式的超越性管理模式，也就是偏重资本控制而非直接管理，对民企也会从科技鼓励创新的角度做增加一些扶持性政策，仅此而已。”
这位专家认为，这些政策都不会涉及制度层面的改革，“即从公众关心的维护私有产权、限制政府干预等角度修改宪法，大幅调整或缩减政府的干预权力等。”但他坦言，他并没有看到《决定稿》的内容。
按照以往惯例，本届三中全会原本预期在2023年秋季召开，即党代会后的第二年。但到了去年秋天，三中全会一直没有消息，外界不少人猜测，可能是因为过去几年经济上没有成就，三中全会无法交代。会议推迟的真实原因，外界至今无法获知。但不少专家、学者或前中国政府官员期待三中全会能在经济政策上有大幅修改，以挽救近两年不断下滑的经济形势。
前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力近日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提出，中国政府应该提高居民收入、改进社会福利制度以刺激消费，并且放宽居民买房买车的限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则告诉《南华早报》，他反对长期货币刺激政策，而倾向于市场化改革。
但前述那位不具名专家认为，当前的中国政府任何有效的政策都不能做，“几乎任何政策真要有效，就需要全盘变化。”他强调，中国政府并没有意愿去做这样的变化。
战时经济的逻辑？
这位专家指出，习近平执政后的经济路线和往届中国政府有很大不同，“江胡时代经济路线比较单纯，只是追求和延续1978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总体增长目标”，习近平上台后，则是强调为未来大战作准备的战时经济体制，“国企和科技创新两个点都围绕战争准备在大规模资本投入和军民融合，这也就是过去十几年经济路线，三中全会只是继续系统性的总结和巩固，期望这条路线成为全民路线，也就是民族经济。”
这位专家暗示，所谓战时经济是与台海形势相关的；他分析说，这是中共自己的历史观决定的，而不仅是习近平个人的意志，“这体现了作为已经转为民族主义政党的中共的民族经济的真正意义；”所谓民族经济，仍然是以国企为本，中国经济仍然需要以此来固本培元。
美国明镜新闻集团总裁何频则认为，中国政府在三中全会要展示的是追求长期增长的金融、科技布局，而这与习近平掌权规律有关，“一方面是习全面掌权之后第一次战略性政策宣示，同时也是中外环境变化之后的政策宣示。”
何频指出，习近平仍然处于“集权窗口期”，“二十大才决定了所有的人事，不再有类似李克强的人；”所以，他认为三中全会上不一定会有惊天动地、突破性的现实政策。他暗示，中共高层对当前中国经济困局未必非常在意，他们可能认为经济出现低迷是多层次因素造成的，比如疫情的因素。
期待中的税制改革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界仍然不时传出消息或暗示，对三中全会可能出台的经济政策作出揣测。
财新周刊本周早些时候（6月24日）刊发封面文章《酝酿新一轮财税改革》，其中提到，由于当前面临的财政困难、地方债等现实难题，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在部署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清单中提出“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并回顾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财税体制改革都是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文章报道说，多方专家认为，这次财税改革应以增强地方活力，为地方保留更多收入为主。
路透社在上周的报道中也援引中国内部的政策顾问说，三中全会的重中之重将是允许地方政府保留更多财政收入，这是消除金融稳定威胁的重要一步。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教授、二十一世纪中国中心主任史宗瀚（Victor C. Shih）也注意到了这些信息，但他对此表示怀疑，“我不太确定这种改变会有多少，我感觉党中央仍然想控制大多数财政资源，也就是税收，所以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或许我可能是错的。”
史宗瀚被认为是最早指出中国巨额地方债风险的分析家之一，他告诉记者，“每个月地方政府都要向金融机构支出上万亿人民币来还债或支付债务利息，这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尤其是现在地方政府已经不能像以往那样大量卖地了。”
几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消息在中国的网络上不绝于耳。去年贵州省政府无法消解自身债务，向中央求助，几度被顶上社媒热搜，被外界广泛认为贵州已经破产。近日又有传闻说，中国富庶的江苏省会南京市传出财政吃紧的消息。本台记者查询了南京市统计局网站。南京市政府从2022年4月份就开始停止发布两项关键指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当月这两项名目还在，到6月份就消失了。而统计局网站上的“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列表中的数据名目也越来越简化。这让外界不禁质疑南京市政府真实的财政状况。
美国欧道明大学管理学讲座教授李少民认为，即使地方财政如此糟糕，中央政府也不太会对现行财税体制有大改动，“中国内部现在的评价是中央政府定力很好，什么是定力很好，就是不动；为什么不动，因为中央的财政非常保守，不愿意放水，不愿意拿出钱，真金白银。”他解释说，这涉及到中央政府的理念，“他现在不愿意放水，一防水，老百姓拿了钱就存起来，不花；所以放水不是他的理念，他的理念就是你们要度过难关，勒紧裤腰带，不能靠救济。”
更多的税？
在另一面，《第一财经》网站周三（6月26日）发出社论，题为《轻税薄赋是经济复苏之基》，主张降低企业收税，增强企业活力，让经济休养生息；这似乎是想在三中全会召开前作出政策建议。
这篇社论似乎对应着近来不少地方出现倒查税收的现象，湖北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收到税务局倒查其税收三十年的通知。与此同时，中国多省出现了“警税合成作战中心”，进一步加大了税收的压力。
史宗瀚教授认为，地方上的这些做法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某种风声，“有可能是有些内部的授意，让这些地方政府可以放手去做，收更多的税，这让他们迅速采取了行动。”他说，三中全会要做的可能恰恰是提高税收，“有可能是征收房产税，也可能是增加收入税。”他补充说，实际上中国的税率相对于很多发达国家都算低的，所以中国政府增加税收也有其合理性。
但史宗瀚同时也指出，从目前有关三中全会的消息看，中央政府可能会强调用修订法律的方式来通过相关的改革措施；习近平近些年也一直在强调，要将制度变动法律化。
在新华社刊发的消息中可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周四的会议上强调，在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方案中将贯彻所谓法治的原则，“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
但史宗瀚指出，习近平对法制的强调可能主要是出于统治的便利，为了消弭内部的纷争，“他可能意识到，仅用个人的权力来控制政党有局限，他需要一个更协调的系统来达到这一目的。”他说，至少习近平是试图这样去做，虽然在党内，他的手下仍然会有斗争。
李少民教授则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症结之一恰恰是没有真正的法治，“法律说变就变，共产党说得很明白了，法律是为巩固党的领导而服务的，这个已经很明白了，党在法之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对私有产权的合法保护，政客可以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经济一好了，马上就开始割韭菜，经济一不好了，又开始陪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