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中国，如果没有手机，几乎是寸步难行。
但在三四十年前，电话对于大部分中国家庭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
那么究竟是谁，改变了我国“通话难”的状况？
● 邬江兴
通过中央电视台最近推出的《大国科学家》栏目，邬江兴这个名字才被大众所熟知。
正是这位被誉为“中国大容量程控交换机之父”的科学家，让中国人打电话不再困难。
在通讯领域埋头深耕40年，这位大国工匠的科技创新之路堪称传奇！
将门虎子
在安徽金寨，邬家是名震一方的“革命之家”。
邬江兴的爷爷是牺牲在战场上的老红军，父亲邬兰亭13岁参加红军，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于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而哥哥邬援军在2002年同样被授以少将军衔。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邬江兴遵从父亲的教导，走上了属于自己的“报国之路”，杀进了与父辈们截然不同的“战场”。
1953年，邬江兴出生在父亲的驻地浙江嘉兴，“江兴”二字由此而来。
● 邬江兴一家
初中毕业后，正逢特殊的历史时代，无法继续读书的邬江兴应征入伍，来到深山里做了一名坑道维护兵。
在大山深处，邬江兴每天钻坑道、凿炮眼、炸岩壁，和战友们抡锤打钎、挥汗如雨，一天下来灰头土脸，累得倒头就睡。
那一年，他才16岁，还是个半大孩子。
很多战友吃不了这份苦，选择调离或换岗，而年少的邬江兴却乐此不疲，经常饶有兴致的计算凿炮眼的角度及炸药的用量。
邬江兴的踏实肯干和吃苦耐劳，令上级领导们刮目相看，这也为他后来进入科研创新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资料图片
1970年，17岁的邬江兴被选拔到南京军区某机要部门当纸带穿孔员（即“数据录入员”），得以接触到当时最尖端的计算机。
没有机会读高中，一直都是邬江兴的遗憾。
而数据录入员的工作并不太忙，于是邬江兴总会在忙完工作后，挤出时间学习数理化知识。
找不到老师，他只能通过在上海的姐姐，悄悄写信拜豫园中学校长周风为师。
“周老师寄来课本，两人每天一封信，请教问题、批改作业。我是军邮不要钱，老师每封信要8分钱，我很感激他。”
回想那段求学经历，邬江兴感慨万千。
因为学习，邬江兴遭受了不公正待遇，被发配去养猪。他满腹委屈的给父亲写信诉苦，而父亲邬兰亭在给儿子的回信中写道：没有信念是做不成任何事的，认准的事就坚决走下去，管他艰难困苦，还是黑暗光明，走下去。
● 父亲邬兰亭的来信
这是父子俩唯一的一次正式通信。
在父亲的鼓励下，邬江兴继续“书信学习”。在4年时间里，他学完初二到高三的数理化知识，自学高等数学、大学物理、脉冲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原理等大学课程。
1974年到1983年，是邬江兴厚积薄发的10年。
他先后在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计算机专业和郑州的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进修学习，顺利完成计算机工程专业本科的学业。
在校读书期间，邬江兴作为总师组成员，参与了J103型百万次军用计算机研制，并担任内存储器调试组长。
不仅如此，他还参与主持了当时中国最快、最大的计算机项目，大型分布式高性能计算机系统DP300的研制。
1983年，是邬江兴迎来人生重大转折的一年。
在这一年，中国通讯行业发展遭遇困难，研制我国自主的程控交换机迫在眉睫，而这个担子就落到了32岁的邬江兴身上。
● 邬江兴（右）和同事们一起研制04机
从熟知的计算机领域跨界到陌生的通信领域，邬江兴压力巨大。
当时的他，并不了解什么叫程控交换机，甚至连电话交换机的原理都不太清楚，但他还是勇敢地接下了这副重担。
而支撑他搞科研的原始动力，正是他的家庭，正是父亲邬兰亭科技兴国的理念。
科技报国
美国人曾说过：一个钱学森，顶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
科技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曾在鄂豫皖苏区和鸭绿江对岸浴血奋战的邬兰亭将军，对于钱学森、华罗庚等科学家推崇备至。
正因如此，他对儿子寄予厚望，一心期盼邬江兴能够走上科技报国之路。
1983年，中国通信事业迎来了一件大事。在这一年，中国引进了第一台程控交换机。
而此前，我国电话装机量很低，电话线路老旧，甚至还有民国时期的古董线路在超期服役。
邬江兴曾经回忆：“那时候装电话很难，打电话也难，一上午能打通一个电话就不容易了。（电话通了）声音小到比蚊子叫的声音还小。”
然而，引进的交换机虽然大大改善了我国的通讯质量，但成本非常高，仅服务费这一项，我国每年流向国外的外汇就高达百亿美元。
西方不仅封锁程控交换机的技术，还公开宣称：“即便到20世纪结束，中国人也搞不出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
中国要想持续发展，就必须要研发出自己的程控交换机。
对程控机技术一窍不通的邬江兴，和团队通过长达7天7夜的闭门研究，诞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用计算机理念设计电话交换机。
“他们走弓背，我可以走弓弦，不是非照葫芦画瓢不可。”
就这样，邬江兴带着十来个“工农兵”大学生和借来的15万元资金，用了17个月时间，研发出一台千门规模的模拟程控用户交换机。
然而，实现从小型用户交换机到大容量局用程控交换机的跳跃谈何容易，其差别相当于小学生跳级上大学。
可最终，邬江兴以不到千万元人民币，不足两百人的投入，仅耗时4年就完成国外几亿美元、几千人做成的事儿。
1991年，中国独创独有的，颠覆传统技术体系的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HJD04成功研制，一举打破了西方国家长达20年的技术封锁，彻底解决了中国老百姓打电话难的问题。
● 邬江兴
自此，我国电话初装费从五千元直降到两三百元，这也导致国外的程控交换机由最初的每线５００美元，一直跌落到不足５０美元，最终黯然退出中国。
“04机”也因此有了另一个名字——“中华争气机”。
“中国军人打仗不是孬种，搞科研也不是孬种！”在自主创新匮乏的中国，邬江兴也为中国军人争了一口气。
2001年，邬江兴被授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2年后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顺利完成了从高级工程师学者到战略科学家的转型，同时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和任务。
“互联网真的可以承载所有的电信服务吗？”
伴随着这个疑问，我国启动了“十五”863计划信息技术领域重大专项“高性能宽带信息网——3Tnet”项目。
作为国内通信领域的顶级专家，邬江兴亲自挂帅，带领专家团队联合攻关，提出创新方案，成功打造了国家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的基础技术架构。
经过4年苦心孤诣的研究，“三网融合”技术终于有了重大成果。
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邬江兴团队利用3Tnet技术进行世界杯直播，为全国球迷送上了一份厚厚的大礼。
● 德国世界杯现场直播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基于高清晰度电视实施的大规模网络直播压力试验。
当时，5万多用户几乎同时点播、观看世界杯，邬江兴用事实回答了人们对三网融合技术的疑惑。
国士无双
在科研路上，邬江兴一直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2013年，邬江兴带领团队研制出世界首台拟态计算机。
8年后，他主导的全球首个多模态网络环境原理验证系统，在之江实验室通过了国家验收。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年过古稀的邬江兴将工作重点放在了相关领域卡脖子问题的攻关和人才培养上。
● 邬江兴接受采访
去年底，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的2023世界5G大会平行论坛上，邬江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网络安全正在从使用侧向供给侧转型。”
“未来是拼创新的时代，创新能力决定经济增长和质量。”
更让邬江兴感到振奋的是，他在10年前提出的“网络安全要从设计侧解决问题”的观点，得到了以美欧为首的业内领域的推崇和认可。
“如果我是网红的话，美欧现在就是我的‘粉丝’”，面对媒体，邬江兴的语气中是满满的自豪。
在科研领域奋斗几十年，邬江兴一直牢记父亲的教诲，那就是：在科研岗位上，能为国家做点贡献比什么职务都强。
当年“０４机”大获成功时，邬兰亭将军给儿子打去电话祝贺；可儿子晋升将军那年，他却连理都没理，认为当个将军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在我国科技领域，还有无数位像邬江兴一样的科学家，他们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相信无数中国人，都曾为这样一段视频感动落泪。
● 临终前坚持工作的林俊德
视频中的老人，正是我国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专家林俊德院士。
他隐姓埋名52年，坚守在罗布泊，参与了中国全部的45次核试验任务。
2012年5月4日，林俊德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在生命最后10小时，他仍然在病房争分夺秒地为国工作。
只因为在他的电脑里，有几万个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技术文件。
从确诊到去世的27天时间里，他支撑着孱弱的病体，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十多根管子，坚持着在电脑前工作。
他曾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
2012年5月31日20时15分，这位见证了罗布泊每一次巨大轰鸣的将军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留给这个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死后将我埋在马兰”。
从荒无人烟的罗布泊到崇山峻岭间的云贵高原，处处都留下了老一辈科学家的足迹。
截至目前，我国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已发现900余颗新脉冲星。
其中包括120余颗双星脉冲星、170余颗毫秒脉冲星、80颗暗弱的偶发脉冲星，极大拓展了人类观察宇宙视野的极限。
这900多颗脉冲星的发现，让人们倍感欣喜的同时，又想起了那位仰望星空的老人。
他，就是“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
上世纪90年代，南仁东放弃了超国内300倍工资的优渥待遇，毅然回国投身祖国的科研工作。
为了“中国天眼”，南仁东燃尽生命，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
如今，南老已离开我们多年。
虽然“中国天眼”如今的成果，他来不及目睹，但他执着追求科学梦想的精神，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史记》有云：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
正是在邬江兴、南仁东、林俊德等科学家的努力下，我国的科技事业得以快速腾飞，人民拥有了更安全、更美好的生活。
是他们，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胜利在望、指日可待。
他们，才是我们最应该追的“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