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莫迪给“印度梦”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目标：
Atmanirbhar Bharat，翻译过来就是“自力更生的印度”。为了实现这一愿景，印度政府抄了隔壁邻居的作业，准备在科技领域搞出一番事业。
第二年，印度政府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半导体计划”，加入补贴大战。2023年6月，印度又进一步修订了该计划，明确表示将补贴50%的建厂支出。
受益于此，今年2月，印度陆续收到了3家半导体工厂的建设计划。
3月13日，3家总价值高达125万亿卢比（折合约1.49万亿美金）的工厂，同时直播了开工仪式。莫迪远程了参与3场庆典，并当场放下豪言，“印度在半导体领域成为世界大国的日子不远了[2]。”
眼看着主流经济体围绕半导体与AI穷兵黩武，印度显然也不甘人后。
印度人确实有不服的底气：毕竟印度裔“统治”硅谷，早已是个人尽皆知的秘密。如今，随着产业政策准备就绪，莫迪梦想的“Atmanirbhar Bharat”，似乎触手可得。
舞台中央的印度人
印度人在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其实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毫不夸张地说，大模型能够席卷全球，印度人贡献了1/4的功劳。
众所周知，如今所有大模型的“祖师爷”，是2017年谷歌提出的Transformer。不同于此前的RNN、CNN等算法，Transformer能够处理更大规模的数据。
OpenAI的GPT、DALL·E，以及Sora这三个大模型，都站在了Transformer的肩膀上。
而这一跨时代的突破，源自一个印度人的好奇心[3]。
2017年初，印度裔计算机科学家阿西什（Ashish Vaswani），萌生了一个想法。
彼时，谷歌机器翻译的原理，是逐个阅读句子中的每个单词，再依次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阿西什认为，这种方式“太笨了”，理论上应该有更高效的方案。
没过多久，阿西什遇到了两位志同道合的谷歌科学家。一番头脑风暴后，有人想到可以利用注意力机制，让机器能够一次性阅读整个句子。阿西什的大学校友、印度妹子妮基（Niki Parmar）在听闻了这个想法，也选择入伙。
阿西什与妮基
最终，共有8名科学家先后加入到了这场研究，也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Transformer八子”。
其中，印度裔有2位，也就是阿西什和妮基，分别是论文的一作和三作。
事实上，印度裔在AI领域的成就，远不仅于此。
如今万众瞩目的OpenAI，同样能找到印度人活跃的身影。OpenAI的文生图模型DALL·E，正是由年轻的印度技术天才Aditya Ramesh，带队开发出来的。后来，他还先后参与了GPT-4、Sora的研究。
Aditya Ramesh
而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负责人Ashok Elluswamy，超级计算机Dojo前负责人Ganesh Venkataramanan，也都长了一副标准的印度式脸庞。
对于这些印度裔的活跃，美国早习以为常。甚至连描写科学家日常生活的美剧《生活大爆炸》，都不忘加入一位研究天体物理学的印度主角。
在建设“美好硅谷”的一线，无数印度裔科学家、研究员、工程师，正撸起袖子挥洒汗水。
不仅如此，给这些印度科研人员“提供弹药”的，也是熟悉的老乡。
例如微软的纳德拉，谷歌的“劈柴哥”皮查伊，Adobe的山塔努（Shantanu Narayen），都投资了大把的AI项目。
纳德拉和山塔努还出自同一所中学，两人的名字都在印度海得拉巴公立学校的杰出校友名单上。
海得拉巴公立学校
去年8月，X账号“World of Statistics”统计了21家由印度人担任CEO的大型企业。除了前文提到的三家，其中还包括了YouTube、IBM、美光等耳熟能详的名字。
美国人在评论区盛赞“印度是个勤劳的民族”。马斯克也转发了这条推文，给出了“Impressive（印象深刻）”的评价。
然而，当越来越多印度游子在美国走上人生巅峰，一条看不见的利益纽带也在悄然崛起。
警惕那个印度高管
今年2月，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办了场50周年晚会，各路产业大佬悉数到场。觥筹交错之际，一张印度面孔格外突出——他是苹果高级运营副总裁萨比（Sabih Khan）。这个名字读上去不太文明的印度人，是苹果供应链的幕后管理者。
对于萨比的捧场，鸿海的高管们或许心情相当复杂。
左起第9位，Sabih Khan
近些年，在他的带领下，iPhone供应链开始大举往印度等新兴市场迁移，富士康成为了开路先锋。
然而，印度并没有成熟的材料、设备供应商，毫无科技制造基础。再加上一言不合就罢工，富士康为印度工厂支付了许多额外的成本。一个苹果高管坦言，在中国被惯坏了，一时接受不了落差。“印度除了劳动力，其他一切都很贵[6]。”
为了盘活印度工厂，富士康只得外派中国工程师，去印度手把手教学。
赴印建设工厂，是苹果公司战略转型的结果。然而，随着2019年印度高管萨比开始掌管供应链，转型明显提速了。
萨比走马上任的的第二个月，《印度时报》就爆料，苹果将通过富士康等合作伙伴向印度投资10亿美元[7]。彼时，99%的iPhone都在中国组装；但到了2023年，印度已经分走了13%的iPhone组装工作[8]——如此急切，相当耐人寻味。
正在扩建的印度富士康工厂[6]
在美国科技产业中，向来不乏萨比这般心系家乡的印度人。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外号“印度张忠谋”的塔克尔（Randhir Thakur）。
去年年初，塔克尔辞掉了英特尔晶圆制造负责人的职位，返乡加入印度第一大企业塔塔集团，领导旗下的半导体公司。但在离职前，塔克尔早已和莫迪勾搭上，探讨过“如何发展印度半导体”[9]。
在他的带领下，塔塔电子收购了纬创的印度工厂，成为首家打入苹果供应链的印度企业。
塔克尔
事实上，外部的利益输送，对印度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助推作用。一个冷知识，印度人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哪怕生活在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种姓，仍旧对国家有着高度的认同感。
因此，美国印度裔常常会通过侨汇输出、购买政府债券、返乡投资创业等方式，竭尽所能地援助家乡建设。
2010年时，曾有国内学者调研美国印裔组织，对方给出了一组令人瞠目结舌的数据：自2005年起，美国印度裔移民对印度各行业的直接投资，每年都不少于150亿美元[10]。
这些构成了印度大搞科技产业的底气。
然而，在结构性困境面前，海外游子的真金白银，并没法让盐碱地开出玫瑰。
科技施工队
当印度人活跃在科技舞台中央时，印度却尴尬地发现，自己只能站在舞台边缘看着。究其原因，在于印度本土的科技产业，本质是服务导向的。
简单来说，印度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大多只是根据甲方的外包订单需求，提供技术开发等服务，而不是自己研发一款改变社会的产品。翻译成人话就是，只会帮甲方爸爸写代码。
例如印度科技巨头Infosys，正是靠“IT外包”生意发的家。
Infosys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金融IT服务，即帮助全球各地的银行搭建和维护数字化系统，包括网上数字银行、客户数据追踪、内部管理平台等等。如今，世界500强企业中，超1/3都是Infosys的客户。
不同于产品导向的产业，服务导向的本质，是成为全球的“科技施工队”。
它们所面临的多是较为基础的工程问题，不需要考虑创新与研发投入，只管堆工程师即可。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0年印度企业研发费用占GDP的比例，仅为0.65%。相比之下，中国是2.41%，美国是3.47%[11]。
碰巧，印度又有丰富的“工程师红利”：当地拥有约343.1万IT工程师，人数全球排名第2，但薪资水平却排到了60名[12]。
2021年，Deloitted的调查报告曾提到，印度是全球大多数行业选择IT外包的首选[13]。服务型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让印度一种较为简单粗暴的方式，分到了产业革命的蛋糕。
然而，无数历史经验证明，“Easy Money”总是会伴随着相应的代价。
大力发展服务型科技产业，令印度陷入了一个非常诡谲的困境：尽管印度企业活跃在全球各地的“施工现场”，但印度至今没有自己的“高速公路”。
Infosys市值突破700亿美金的当下，印度人仍旧用着小米手机，在Ins上社交，靠ChatGPT办公。
由此可见，印度科技产业的底色，实际与莫迪理想中的“Atmanirbhar Bharat”截然相反。
近期蓬勃发展的印度AI产业，也陷入了类似的困境。过去4年，印度AI初创公司激增，数量已经超过了70家。超过95%的公司，都扎堆在模型微调、本地部署、定制开发等“施工队”环节。
其中，单是开发代码生成工具的初创企业，就有20家以上。
这些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几乎全都仰赖GPT、Gemini、Llama等美国基础模型[14]。仅有极个别公司，准备打造印度本土的基础模型。
然而，印度专家认为，可能需要3-5年，它们才能打造出GPT-3.5水准的大模型[16]。
困于施工队模式的背后，固然有很多历史因素。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远在产业建设之前，印度已经被美国抽干了。
被抽干的国家
今年年初，美国智库机构MacroPolo，发布了一份《全球AI人才追踪报告》。其中，关于印度的数据，相当耐人寻味：2022年时，共有7%的顶尖AI研究员是印度裔；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返乡就业[18]。
美国仿佛一张巨大的过滤网，将印度最顶尖的科技人才，都筛到了自己的篮子里。
“有本事别待印度”，如今已是印度民间的一种共识。
著名人类学教授项飙，在其著作《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中曾提到，如果一个印度人失去了美国的工作，往往会面临乡亲父老的集体拷打：“如果你在美国都找不到工作，你在印度怎么找得到呢？[19]”
印度高级人才集体涌向美国，最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
彼时，由于印度国内经济停滞，大量高级知识技术型人才失业；恰巧此时，美国开始主动招揽海外的高级人才，并于1965年通过了新的移民法，放开了对亚裔的移民限制。
连现任微软CEO纳德拉的父亲，当年也一度想跑去美国读书。直到他获得了在印度首届政府当高级公务员的机会，这才作罢[5]。
当时的印度往美国“输送人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离美国太近”。
毕竟，再爱国的印度人，也得考虑一日三餐与结婚买房。美国产业基础雄厚，又有大批老乡可以互相照应，语言还相通，很难不心动。到了90年代，随着计算机浪潮兴起，印度更加难以逃离“黑洞”的人才虹吸。
1995年，意识到计算机产业重要性的印度，在安得拉邦搞了一场“IT改革开放”。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起雄厚的计算机产业，将当时的首府海得拉巴，建设成全球软件发展中心。然而，这场改革很快失控了。
为了改革打造的HITEC City（信息技术与工程咨询城市）
彼时，美国的计算机巨头开始全球扩张，并将一部分外包订单分给了印度。这些外包订单的报酬，远远高于当时普通印度家庭的收入，“这不是在赚钞票，而是印钞票”。
在美刀与财富自由的诱惑下，无数印度年轻人立志要给“美国人打工”。
在他们眼中，最理想的生活，无外乎“在海得拉巴买房，在安得拉邦置地，在美国赚钱。[19]”
改革头几年，安得拉邦的软件产业并没有起飞；取而代之的，则是野草般涌现的IT培训班。
它们严格按照美国科技公司的工作要求设置课程，帮助印度人进入美国科技公司。当时，印度最大的IT培训机构NIIT，甚至在美国亚特兰大设立了课程研发中心，就是为了紧跟市场需求。
从最开始，美国就往印度身上扎了一根无形的管子。
印度最宝贵的资源，借由这根管子输送至美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技奇迹。而印度只能站在舞台边缘，一次次与最好的时代擦肩而过。
尾声
2000年，同样出生于安得拉邦的印度新人导演塞卡（Sekhar Kammula），以当地失控的改革为主题，拍了部名为《Dollar Dreams》的电影。
在电影中，几位学IT的年轻人，将美国视作“梦想之地”。
然而，在相继奔赴美国的过程中，有人变得高傲、世俗，有人开始以欺骗为生，渐渐失去了本心。仅有2位主角抗拒了诱惑，待在印度的农场，过着每天数鸡蛋的怡然生活。
塞卡的本意，是想讽刺急功近利的年轻人，推崇平平淡淡才是真。
在浪漫化的电影叙事中，《Dollar Dreams》是个好故事。然而，现代社会有着不一样的运转逻辑：农场的质朴生活，可以是一种个人选择，却不能是当下社会的唯一选择。
一个经济体的创新力，恰恰来源于此：它只是让满腔热血的年轻人，有机会过上“数鸡蛋”之外的人生。
《Dollar Dreams》最终大获成功，并拿到了国家级的电影奖项。彼时的人们不曾想到，这部电影将成为印度科技产业最悲伤的一则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