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国年轻人吐槽的调休制度,其实是一场国家谈判






作者 | 刘远举

知名财经专栏作家、 多家智库研究员

今年五一假期放假安排为:5月1日(星期三)至5月5日(星期日)放假调休,共5天。4月28日(星期日)、5月11日(星期六)上班。不少网友表示这样看五一实际上就只放了一天假,而且假期前后的两个周末都要上班。



调休放假的槽点与合理性




这不是调休第一次被如此吐槽了。

2022年和2023年也是同样的情况,看似放了5天,其实两天来自周末,两天来自调休。实际只放1天。

人们觉得,为了“拼凑”出来一个小长假,却有前后两个周末被扰乱了。

1999年,为促进消费,春节、劳动节、国庆节改成休3天,并首次采用与前后周末相连,拼成7天长假的形式。2007年,形成了春节、国庆2个7天长假,五一等5个小长假。这样调休,有其道理。

为何采用这种休假方式?首先,中国人口流动规模大,距离远,春节返家团聚,往返路上就要两天时间,剩下5天,对一年中最长的团聚假期来说,是必要的。其次,较长的假期利于人们旅游,促进消费,经济发展。







某种程度上,现在网上舆论基本是年轻人主导,希望不调休的声音高,或是因为这两年经济下行,或是疫情封控期他们旅行的意愿下降,不需要调休了。

而调休制度的本质,其实是一场“国家谈判”。

调休凑长假,是对带薪休假制度的替代——人们无法凭自己凑出长假,于是由国家来统一规划。

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很明确: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而且,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但对很多人来说,别说连续请假、带薪年假,甚至双休本身,都挺难的。

带薪休假难以落实的情况,非常复杂,有政府部门执法与监管的因素,有公民权利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因素是休闲意愿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对于三四线城市与乡镇来说,人们的休闲意愿相对弱一些,执法也弱一些。即便在北上广深的写字楼中,基于该收入水平的休闲意愿,也往往被高估了。

那些呼吁弹性带薪年假的人,往往过高估计了自己对休假的坚持,过高估计了自己在公司面前的谈判能力与强硬程度,过低估计了同事的竞争欲望——即使法律可以保护劳动者应得的权利,但无法阻止一个更愿意牺牲假期的人,更容易获得升迁、加薪。

全国一盘棋的长假制度,等同于全国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放缓。由于不少商业、生产活动停止了,单个企业即使不放假,员工创造价值的效率也大大降低,有些单位甚至无法运行。所以,这种方式,强制降低了企业给员工放假的机会成本。

长假制度的实质,就是在个体劳动权利保护不足的情况下,以国家名义代替劳方与资方谈判假期,通过全国停摆的方式降低企业放假的成本,同时,给企业更大的放假压力。毕竟还有很多人需要长假,所以,调休制度是否该结束,取决于人们是否能自己去谈判。



不如适当增加假期




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人的收入增加,休闲的欲望在变强。

生活中,很多单位,民营企业,都提前一两天放假,然后返回时也可以晚一两天,这就是博弈出来的,是无数人的意愿形成的。这个现象已经很多了。

很多人认为,假期是国家给的,自然是没有成本的,免费的。但实际上,假期还是自己给的,少工作,就少收入。

有媒体在网上调查:你觉得春节放几天假比较好?选择有三个,7天;10天;15天。网友几乎都选择了15天。这似乎反映了民意,但实际上,这样的调查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它假设了一个无成本的选择。实际上调查的选项应该是:春节放假10天,你愿意损失多少钱?300元,500元,还是1000元?

我的判断是,人们休假的意愿增强了,但还不足够强,或者说,人们只愿意为多两天假期损失300元,而不是1000元。

这个增加假期的意愿,不足以压过与同事竞争的意愿,不足以促成与老板谈判的行为。那么,这时就不足以通过分散行为形成一种趋势。

这个时候,国家不妨继续扮演谈判者的角色,不过,不是调休,而是增加法定假期。

四川省人大代表、甘孜文旅局长刘洪就建议:四川率先试点,将春节假期实际延长至9天。从中国的休假情况来看,也有空间这么做。如果剔除周末的双休,实际上,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法定节假日平均为11.7天,而我国以11天排在并列33位,属中等水平,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持平。超过了澳大利亚、美国、德国、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但低于荷兰、丹麦、瑞典等高福利国家,也明显低于日本、越南等国家。






考虑到中国带薪年假执行得并不好,所以,中国的实际假期会更低一些。

从工作总时长上看,2018年中国人均全年工作时长达2100个小时,仅次于墨西哥的2225个小时,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工作时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假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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