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度集权治国战略面临压力。 Pool photo by Gianluigi Guercia
在习近平确保中国崛起的战略中，中共牢牢控制经济，引导它走出依赖房地产和低端制造的旧时代，步入由创新和消费支出驱动的新时代。但随着这个战略面临压力，他也许不得不放弃某些控制。
消费情绪低迷。民间投资停滞。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濒临崩溃。地方政府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青年失业率持续攀升。经济增长受挫正在侵蚀习近平盛气凌人的指挥者形象，并可能对他执政十多年来的议程构成最持久、最棘手的挑战。
“这是个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时刻，可以说是对习近平政府最缺乏信心的时刻，”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牛犇(Neil Thomas)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中国经济来说，情况越糟糕，习近平做出某种方向性调整的可能性就越大。”
习近平今年早些时候开始他作为国家主席的第三个任期时，曾看起来坚不可摧。他放弃了严格执行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对商业复苏充满了信心。他仍坚持控制房地产行业的高债务问题，尽管住房销售已出现了下滑。他还拥有一个由亲信组成的中共新领导班子，时刻准备着推动他的经济增长计划。
习近平的政府现在面临着一大堆乱糟糟的艰难选择。一方面，他也许需要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自由，为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另一方面，他可能不得不动用更多的权力来推动痛苦的改革，一些专家认为这些改革是恢复经济增长、弥补财政赤字所必需的，比如开征新税。
中国经济困境的核心是住房销售下滑，让房地产行业降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习近平的选择。虽然该行业2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开发商积累的债务已达到了惊人的水平，习近平对开发商的过度举债进行严厉打击。现在，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危机波及更广泛的经济，官员们已开始放松对房屋销售的限制，并可能采取更多的放松做法。
中国南通的一个已经停工的建设项目，摄于本月早些时候。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低迷动摇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近年来，习近平曾试图通过监管打击来控制私人资本，对被指控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大型科技公司进行打击，对“资本无序扩张”发出警告。现在，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也许不得不对民营企业家和投资者开放新的行业，但民间往往对中国政府提供更多支持的承诺持谨慎态度。
房地产行业的衰落也给地方政府财政带来了压力，地方政府财政长期以来一直依赖土地出让收入。一些专家表示，中央政府可能将被迫采取措施，或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收入来源，或减轻地方政府的部分支出负担。
“习近平喜欢控制，但这些改革中有不少意味着放弃某些控制，”科恩集团高级顾问阮大为(Dave Rank)说道，他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使团副团长。他还说，在习近平高度集权领导下，“对如何摆脱这种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状况作决定的圈子非常小。”
中共一直坚称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可控，包括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在内的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迅速发展。的确，并非所有的观察人士都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急剧下滑状态。
但中国经济最近的麻烦让许多老问题凸显出来，在国内引发了对习近平领导下的经济政策方向异常坦诚的讨论，尤其是他扩大国家对经济控制的做法。尽管经济增长已放缓，吸引着习近平全部注意力的仍是加强国家安全，应对他认为来自西方的威胁。
北京上个月的一场招聘会。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 Jade Gao/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支持发展民营经济的人一直在以新的紧迫感阐述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央集权制的政策正在把中国带入死胡同。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在网上转发香港退休商人刘梦熊写的一篇题为《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的文章，将中国经济的问题不直接言明地归咎于习近平。
“稳增长的老办法不行了，”现已退休的中国政府高级经济学家刘世锦在上个月的一次讲话中说，许多用户也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这篇讲话。“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制约创新活动和新先导产业的成长。”
北京一位直言不讳的学者胡星斗已在更大胆地呼吁改变做法，他敦促习近平停止中国的“战狼”式好斗外交（这种外交已加剧了中国与许多国家的紧张关系），再次确定自由市场的重要性。
至少从目前来看，习近平似乎无意对自己更广泛的战略做出任何重大改变。中国政府也避免宣布解救陷入困境的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大型方案。
法国外贸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Alicia García Herrero)表示，中国领导人不希望鼓励人们有中央政府将为大家兜底的想法。
“像是一个高压锅，这是他向人们显示他要让大家为自己的问题负责的方式，”艾西亚说。
习近平今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全票当选国家主席，继续执政五年。 Mark R Cristino/EPA, via Shutterstock
但不介入的做法也许不可持续。中国税收的大部分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然后中央将一大部分税收转移给地方政府。但中央转给地方的钱远少于许多县、乡镇和城市为满足增长和执行中央政策所需的开支，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举债。
地方政府，尤其是许多较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可能需要中央政府接手它们的部分债务，允许让它们保留更大份额的税收收入，或者直接承担扩大社会服务所需的更多资金。
“我会将改革财政体制作为首要任务，”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郝福满(Bert Hofman)在谈到中国的经济政策重点时说。“系统中的许多功能性障碍都是一个不再符合设计原意的财政体制造成的。”
但即使对习近平来说，在恢复政府财政的同时安抚私人投资者也是一个艰巨的政策难题。
近年来，降低企业纳税的做法已削弱了政府财政，尤其是以小企业为主要税收来源的小城镇政府。一些专家说，中国也许需要将企业纳税恢复到以前的水平，甚至最终开征新税，包括长期讨论且一再推迟的房地产税。这些改革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并会考验习近平，他曾宣称自己敢于做出以前的领导人不敢做的改革。
“中国的财政改革想实现必须之事，需要他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经济学家艾西亚说。“讽刺的是，我们批评他权力太大，但在某种程度上，完成这件事需要他有更大的权力。”
北京的一个太阳能发电厂，摄于去年。中共一直坚称清洁能源等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迅速发展。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许多人在等待中共未来几个月开的几个会议，看习近平将如何寻求恢复人们对其经济议程的信心。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出了雄心勃勃的60点计划，承诺让市场在经济中起更大作用，但大部分目标尚未实现。
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和前官员警告，中国进行深水区改革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
“住房也到顶了，消费到顶了，”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最近在接受中国商业杂志《财新》的视频采访时说。他在采访中呼吁官员大幅降低农民工在城市永久落户的障碍。“你被机制卡着呢，不解决，就是到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