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3年8月16-18日，第4届新时代沿边开放论坛在云南昆明举行。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受邀参会并作主题发言。
郑永年教授指出，中国商务部在和东盟讨论3.0版的自由贸易区，但3.0版与2.0版内容相比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可以把RCEP、中国东盟10+1机制、澜湄合作等统筹起来，对标CPTPP与DEPA地规则、规制、标准，打造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云南可以在构建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方面扮演引领作用。如果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得以建立，云南可以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
本文整理自郑永年教授在昆明主论坛上的发言，首发于大湾区评论。题目为编者所加，原文题为《高水平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内文有所删节。
去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我研究现代化几十年来，觉得这个定义是最全面、最综合、全方位的定义，也是最高标准的现代化定义。这个高标准的现代化定义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现代化，这个定义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如何通过高质量、高水平的开放来实现高标准的中国式现代化？大家都意识到了开放很重要，可是做起来真的并不容易。这方面，世界各国有很多历史经验可供借鉴。
美国的经验与三大开放系统
美国为什么强大？大家会说因为美国有民主、自由，正如美国人所一直宣称的。但我个人觉得，促使美国强大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保持高水平的开放。即使是民主与自由，也是和开放有直接关联的。美国有三大开放系统，即开放的教育系统、开放的企业系统和开放的金融系统。
首先是开放的教育系统。
美国自近代以来一直讲究对等开放，即“你向我开放以后我才向你开放”，但是美国的教育从一开始一直是单边开放的。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在二战期间吸引了大量欧洲的科学家，在美苏冷战期间又吸引了大量苏联东欧的科学家去美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美国也从中国吸引了大量的人才。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说东升西降，但是大家也要意识到虽然美国一方面危机丛生，面临着严峻的国内治理危机，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科技和经济一直在发展。美国这个国家自成立以后一直危机不断，经历了内战、一战、二战、越战、冷战，然而每一次危机之后，美国的技术就会进一大步。要意识到这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人才的高地，世界各国的优质人才都跑去了美国。冷战期间，美国是用世界的人才（包括苏联东欧跑出去的人才）和苏联竞争，因此苏联注定竞争不过美国。
今天我们也面临这样的情况，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中国的人才和中国竞争，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意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向美国输送了几百万的人才，虽然有一部分回到了中国，但是大部分还是留在了美国。观察美国的人口就会发现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区域，外国人口占据的比重很大。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有大约40%的人口是外国人，硅谷的外国人比例更是达到了夸张的60%以上，美国人是绝对的少数。硅谷三分之二的独角兽企业是一代、二代移民而不是美国人所有。今天大多技术可以说是“美国制造”，但绝非是“美国人制造”，而是世界人才制造。开放的教育系统，使得全世界的聪明人都在帮助美国发展。
“曼哈顿计划”中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合影（图源：Mental Floss）
第二个是开放的企业系统。
美国的企业是开放的。我最近提出了一个说法，中国的企业生产都是“土豆”模式，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土豆与土豆之间互不关联的关系。相比较而言，美国企业之间则是互相开放的关系。美国的企业是以何种方式进入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就是依靠开放的企业制度，主要表现为把产业链和供应链延伸到世界各地。正如开放的人才系统促成大量的世界科技人才流向美国，开放的企业制度也促成了大量的世界企业家流向美国。今天的美国有多少企业家不是美国人？
第三个是开放的金融系统。
无论是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还是企业的应用技术都需要金融支持。金融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发明的风投体系。现在很多人还是把风投理解为金融投机。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至少从二战以来，风投是最伟大的金融发明。从基础科研向应用技术的转化需要巨量的金融投入，风险巨大，但一旦成功回报也大。政府不可能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做这么高风险的投资，传统的银行也不可能拿着存款人的存款去做这么高风险的投资，所以美国发明了风投，集中民间闲散资本去做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同时把风险分散给社会。
而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搞清楚。要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金融系统，一个经济体很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近代以来，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两个经济强国，即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以来的美国，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有强大的开放金融系统。日本、德国、法国这些没有金融系统只有实体经济的国家只能是一个二流的经济强国。没有一个强大的金融系统，就不会产生一流的经济强国。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如果光有实体经济而没有金融经济，这个经济体就会是被割韭菜的经济体。例如，生产一个杯子是实体经济，但是这个杯子的价格不是实体经济本身决定的，而是掌控金融的经济体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美国决定的。
不开放的后果
在开放方面，失败的典型案例是苏联。
俄罗斯这个民族也是了不起的民族，近代以来一直想加入西方，成为西方的一员。但是，这个国家两次和世界脱钩。第一次是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根据列宁的革命学说，后发展中国家的革命如果想要获得成功，首先要从帝国主义的“链条”中脱离出来。因此，十月革命之后苏联选择了和西方的脱钩。脱钩之后的革命是成功的，但建设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同属反法西斯政权阵营，苏联和美国友好，当时的苏联从西方尤其是美国获得了很多的技术。但是，1945年以后东西方阵营形成，苏联自己选择了不开放，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也大力围堵苏联。
不开放产生了很多的致命性的后果。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说，主要有两个结果。
一是不开放使得苏联失去了科技思想市场，科技思想逐渐枯竭。在冷战期间苏联有很多好的思想提出时甚至比美国还早，比如我们现在的芯片。早期的二极管是苏联先提出来，但是苏联走了错误的路线。一些好的战略思想也是苏联将军提出来的，美国则是反应性的。苏联的不开放使其没有了思想的市场，没有了思想争论，因此经常犯方向性错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颠覆性错误”。
二是不开放使得苏联失去了商品市场。科研投入需要花费巨量的人财物，只有通过市场的回报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科研发展，但是苏联的不开放使其只有华约几个国家的市场。另外，苏联非常强调军事，实行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不可能有开放，最多向越南、印度等几个第三世界国家卖一点军火。总之，苏联的不开放，使其迅速衰落。
苏联失败的经验需要吸取，但中国本身的开放经验更为重要。从近代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而现在要开始进行第三次开放。
第一次开放是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的被迫开放。鸦片战争是英国人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本身就足以令我们反思了。火药是中国人发现的，但中国的火药一直停留在应用。火药在传到西方之后，成为了一门火药学，或者化学的重要部分。英国思想家培根说，是火药帮助欧洲国家“炸掉了城堡”，促成欧洲从封建体制转型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很显然，在培根之后，火药帮助英国确立了大英帝国。
第二次开放是邓小平先生领导下的主动开放，加入国际社会，与国际接轨。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就是第二次主动开放的结果。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第二次主动开放，我们能见到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一切。
改革开放40周年后广州南沙港码头的繁荣景象（图源：视觉中国）
第三次开放与全国统一大市场
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提出第三次开放？从开放的角度来说，我们面临的不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几乎是两百年未有之大变革。鸦片战争的时候，西方强迫我们开放，使我们不得不开放；后来我们主动开放，美国和西方国家也接受我们开放。但是现在开放的条件很不一样了。如今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想要封杀中国，卡脖子，搞脱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我认为，中国需要高水平开放。我们所说的“第三次开放”就是高水平开放。
那么，什么是高水平开放？去年中共二十大有一个定义，即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的制度型开放。这个制度型开放的定义便是高水平开放的定义。
高水平开放不仅仅要适用于对外开放，更需要首先适用于对内开放。中国对内开放的程度远远不够。很多年来，尽管我们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开放，但一执行便困难重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内开放程度不足。我们可以把内部开放理解成为外部开放的基础，内部开放动力越足，外部开放的动力就越足。
1990年代初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读到一个世界银行的报告。世界银行发现，中国各个省之间的贸易远远低于各个省和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贸易。比如说广东和福建两个相邻省份之间，在90年代没有多大的贸易，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份都和东南亚有很多贸易。两个省都是外向型经济，但是彼此的贸易量则不多。也就是说中国的对外开放远远高于对内开放。
我们国家为什么直到近年才提出要建立国家统一大市场？就是因为国家统一大市场到今天还没有形成。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强调内循环，但区域之间的生产要素被有效分割，很难流动起来。其实我国的东西部有各自的优势，东部在制造业、资本、开放、管理经验、企业家精神等方面有比较优势，西部在地上地下的能源、土地、劳动力成本方面有比较优势。如果这些要素能够流动起来，那么必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
问题在于这些生产要素为什么流动不起来呢？不仅大区域之间流动不起来，省份之间也流动不起来，甚至一个省份内部的各个城市之间也流动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因为规则、规制、标准不统一。
1980年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访华（图源：世界银行）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案出台之后，一直在努力进行融合式发展。但现实是，不用说11个城市没有融合起来，内地9个城市都还没有统一的规则、规制和标准。各个城市在招商的土地标准、税收返还等方面恶性竞争，所造成的经济“内卷”已经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一个一线城市的一个区今年上半年通过招商引资的资本，80%来自于全国各地，10%来自广东其他几个城市，只有10%来自港澳。从前外向型经济俨然已演变成内向型经济。可见各城市之间的内卷已经到了什么程度。珠三角是中国最外向型的经济，在新冠疫情之前，大量的资本都来自海外投资，但现在这种局面已经不再。
很显然，要阻止内卷，各个城市之间必须互相开放，在拥有统一的规则、规制和标准的条件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让经济主体的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和领域。
除了国内区域之间、省市之间的互相不开放外，中国的企业之间也不开放。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向民营企业开放，国有企业之间也不互相开放，民营企业之间也不互相开放。我们最近在做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比较，发现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如果和特斯拉比较，中国企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都很短，基本上什么都自己生产，或者全产业链和全供应链都是自己生产；而特斯拉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拉得很长，全世界都有其供应链和产业链。所以说中国的每个企业都是“土豆”，尽管加总起来量很大，但是大而不强。美国的企业相互开放，所以加总起来又大又强，因为只有企业互相开放才能聚力起来做规则和标准。
这些年，中国企业践行“走出去”，但是在马来西亚、印尼、拉美都可以观察到，两个或者多个国企经常进行恶性竞争。国企之间出现恶性竞争，而西方或者亚洲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就没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统一的规制、规则和标准。
所以，如果要把内循环做起来的话，国内的规则规制一定要统一，这样才能保障区域、省份、城市之间的互相开放。内部开放是最核心的。如果国内的开放做不到，对外的开放也很难做到。
单边开放何以重要？
在今天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如果要对外实行第三次开放，就必须实行单边开放，即使你不向我开放，我也向你开放。我们现在像美国一样，习惯于对等开放。但是，鉴于客观环境的变化，今天的中国更应该学习践行单边开放的大英帝国，而非践行对等开放的美国。当然，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美国在其需要的领域也是实行单边开放的，尤其是在人才、企业和金融领域。今天美国、一些西方国家封杀我们的时候，我们即使面对封杀也应该坚持向他们开放，向他们的要素开放，向他们的技术开放，向他们的市场开放。
美国今天封杀中国、与中国脱钩是其国内冷战派、行政当局的逻辑。这样做不符合资本逻辑，因为资本是要走出去的；不符合科技逻辑，因为科技技术需要向外延伸；更不符合市场逻辑，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如果中国践行单边开放，那么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行政当局就很难封杀其作为市场主体的资本和企业。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通过单边开放来推进落实因为政治问题而暂时无法生效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简单地说，单边开放可以利用资本逻辑、科技逻辑和市场逻辑来克服西方反华力量的政治和行政逻辑。
对其他的周边国家（如东南亚国家），中国更需要单边开放。应当看到，开放是一个好的国际公共品。美国的开放就为很多国家提供了公共品。中国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吸引力在哪里？就在于单边开放。在东盟十国中，除了城市国家新加坡、中国属于较发达经济体。如果和东南亚经济体进行对等的谈判，将是很不对称的谈判，很多方面的合作会很难达成和推进。目前中国想要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所能做的就是单边开放。
单边开放怎么做？供应链、产业链的延伸是一种方式。中国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一定要延伸到东南亚国家。我和一些企业家讨论认为，中国卖整产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也不合时宜了。20世纪80年代前，各个经济体都是卖整产品的，而在80年代以后，经历了一波长达40年的超级全球化之后，如今很少有发达国家的企业还在生产整产品，而是选择了向外延伸产业链、供应链。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能否将部分零件延伸到东南亚国家去生产呢？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国际延伸产生的是一种共赢经济。产业链一旦延伸，承接部分零部件生产的东道国有了就业、税收，他们就会欢迎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同时中国的企业也可以利用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和资源。
中国—东盟博览会成员概览（图源：嘉佰晟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
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与云南的角色
今天，也有学者在继续提倡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尽管重要，但无论就中国东盟关系而言，还是就中日韩关系而言，自由贸易体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碎片化迹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RCEP、澜沧江和湄公河领域的合作，这些都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在进行，都是不整合的。我们最近提出了一个概念，探讨有没有可能构建一个“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呢？我们可以在RCEP的规则基础之上，对标CPTPP、DEPA等高标准规则，把这些规则加总统筹起来，作为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建设的目标。
中国商务部在和东盟讨论3.0版的自由贸易区。的确，3.0版比2.0版内容更广，但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有数量上的不同。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把RCEP、中国东盟10+1机制、澜湄合作等统筹起来，对标CPTPP、DEPA规则、规制、标准，打造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现在在很多领域，因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而产业链、供应链不能延伸出去，因此进入了内卷状态。如果内卷继续下去，整体经济就会恶化。
现在一些决策部门没有意识到或者还不够清楚，把所有的产业链、供应链放在国内以确保供应链、产业链安全所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经验地看，如果一个企业在全产业链上布局，是最没有效率的，也保证不了安全。不难观察到，美国的企业为什么进步这么快，因为其供应链、产业链拉得很长，相当于各个零件之间都存在竞争，每个零件必须有进步，一个零件进步了，另外一个零件也要赶紧赶上，否则就会失去竞争力而被淘汰。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企业是土豆，往往只有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缺乏外部的竞争环境，因此需要改变。
中美之间如今展开激烈的竞争，但应当意识到，中美之间应当竞争的是谁比谁开放，而非竞争谁更封闭。就历史经验来说，中美竞争的最终赢家一定是更开放的一方。
安全和发展都重要，尽管在一些领域要把安全置于首位，但是是否应该把安全放在所有方面的发展前面呢？应该辩证地看待。过度强调安全就会失去发展，而不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这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
沿边开放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以后已经成为国家战略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云南正通过经济区的形式在沿边地区进行跨国合作，但是鉴于开放至关重要，云南应当实行更高层次的开放，推动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政府、企业和社会都参与其中的开放。中国的边境地区不少，要把边境地区从边缘地带转型成为开放的前沿地带和新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中心。云南应该下大力气去做，塑造一个沿边开放可复制可推广可扩散的模板，引领国家高水平的沿边开放。这对云南、对国家、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