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和华盛顿分别传出的最新经济数据凸显了所谓的“东升西降”，尤其是在就业市场：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就业报告，过去三个月美国全国的平均失业率降至3.5％，创下50多年来失业率保持在4%以下的最长纪录。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数据则显示，全国城镇失业率为5.3%，而16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为21.3%，创历史新高。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丹丹的研究，中国全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实际高达46.5%，高于官方数字的两倍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美国，希望能够在这里分到一杯羹，甚至闯出一片新天地。那么，他们都如愿以偿了吗？
机遇与挑战并存，心态决定成败
加州作为美国华人最多的州，华人在就业市场上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也面对不小的挑战。在洛杉矶华人聚居的蒙特利公园市，诚信职业介绍所老板陈米米（Mimi Chen）表示，她从事职业介绍工作已有14年。她每天都会向前来找工作的人推荐岗位，她强调，美国就业市场环境并未改变，就业者的心态需要改变。
陈米米表示，她现在每天都收到十几个不同工种的招工需求，她还提到最近为农场招募种草（大麻）工人。她说，在美国没有无工可做的情况，每天都有许多工作机会。
“我现在接触到的新进来的大陆人很多好高骛远，又想挣大钱，又不想干活，不懂英文、没有学历，什么都不是，这些人在中国都混不下去，是混混，想来这儿一口吃个胖子或一劳永逸，但美国并不是遍地黄金，美国不能养活你，你想赚钱就要吃苦耐劳，如果抱怨这里挣不到钱，你可以回家，”陈米米说。
陈米米称她现在每天收到10几个工种需要工人，上周刚送了几十个人去农场种草（大麻）。“在美国不会没有工作可做，每天都有很多工作可以选择，像我今天收到的餐馆招工，一个月3000多美金，合2万多人民币，中国大陆的本科大学毕业生都赚不到这么多钱，而走线（偷渡）来美国的大陆人都能赚这么多。我接待过欧洲和英国来的中国客人，他们说在美国赚的钱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消费也不高，很多人因为自己的无知或能力问题没赚到钱，我认为他们需要改变自己的心态，用感恩的心在这里生活，才能赚的更多，走的更远，”陈米米告诉美国之音。
陈米米提到，她以前接触的中国客户大多拥有学历和技能，还有一些五六十岁为了孩子来美国的父母，他们大多很务实。而现在来美的中国人中缺乏真正有实力的人才。
“我以前服务的大陆客户都是高技能高知识的人，现在的人都是眼高手低，他们找工作没有思维和方向，我需要根据情况发相应的工作来引导他们接受，因为在哪里工作都不容易，很多大陆没来的人批判这些人（走线）为什么要背叛中国逃往美国，当然是有利益才会来，就像大家都说‘奸商’一样，肯定是为了利益才会去做一些事。他们（走线）也一样，冒这么大风险是因为愿意为这些机会付出代价，”陈米米说。
在洛杉矶华人社区，于海伦（Helen Yu）是一位为华人提供住宿和职业介绍服务的老板。她表示，进入2023年后，来美国的人数和速度明显增加，专门为华人服务的职业介绍所生意大受欢迎。她强调，虽然她已经退休两年，但仍免费帮助前来的人介绍工作。她指出，尽管有些人认为在美国找工作不易，但多数人表示不可能回国。
“我接触的人里80%的人都说不可能回去，只有20%的人抱怨说这边不好找工作，要回去（中国大陆），但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一个人离开美国，除了被遣返的，”于海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跨国求生路：中国移民的奋斗与希望
周彤，26岁，来自中国河北省邯郸市，在中国时是一名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老师，持有教师资格证，是一名“编制内”老师。半年前，她的父母帮她申请来到美国，如今在加州橙县一家华人按摩店工作。
周彤的家庭情况颇为特殊，她家有4个兄弟姐妹，在大学时，父母因生活艰难前来美国谋生，留下她们在中国。她的男朋友失业后也决定冒险来美国。
“我们家兄弟姐妹4个，上大学的时候父母就离开我们来了美国，因为家里实在养活不了这么多孩子。我男朋友此前在河南省的一家矿山机械公司工作，但公司倒闭后失业。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逐渐严峻，特别是生产行业，维持生产线运转已变得异常困难。面对政府的限制，矿山业务政府说关就关，订单减少，机器难以销售。男朋友父母年纪大了都是他哥他姐轮流管，签证也办不下来，于是2个月前他铤而走险，走线来了美国，而我在父母申请之后已经拿到了绿卡，”周彤说。
在美国的前半个月，周彤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语言障碍和陌生的环境使她感到困惑和失落。她曾是一名老师，但在美国语言不通，想要找到与之接轨的工作并不容易。
“刚开始心理落差挺大的，害怕外出，因为美国人普遍开车，而我不会开车，感觉自己成了异类。走在路上感觉所有人都在看我，跟看怪物一样，心理很落寞。找工作也是到处碰壁，经过考量都不合适，只能是先以经济为基础，挣钱生活。我看到过最合适的一个工作是纽约的蒙台梭利教育，从幼儿园到小学，一天工作8个小时，每小时15美金，不包食宿，算下来一个月工资刚够付房租，所以就没去，”周彤告诉美国之音。
周彤认为，美国是一个没有滤镜的国家，环境较好，她喜欢这里的生活方式。她发现，美国的教育方式与中国不同，美国的老师只需专注于教学，而不需兼顾其他任务。她认为，中国的教育过于注重学习，而美国更强调素质教育，鼓励孩子融入大自然。虽然周彤的男朋友不希望她工作，但她坚持认为两人共同工作效率更高，能够更快地积攒财富。她们的未来计划包括购车、购房，还有将男朋友的父母接到美国。
张帆来自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今年35岁，在2023年5月，她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持旅游签证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国内的时候我在东海县开了一个服装店，做服装生意，疫情开始后商店开始走下坡路，后来倒闭了。我老公在房地产公司有固定的工作，本来还能指望他，但疫情中也面临倒闭，即使我们夫妻俩都在努力挣钱，也难以应对家里的各项开销，如房贷、车贷以及两个孩子的学费，”张帆说。
失业后，张帆面临着没有文凭的困境，而自尊心却成了她寻求工作的障碍。她坦言，每当遭遇拒绝，她都感到无法承受，这使她在小城市几乎找不到工作机会。因为满大街的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自己的处境更加不容乐观。
“我在这边（美国）没有工作经验，语言不通，不知道应该从事何种职业。而且，我有一个13岁的大孩子和一个6岁的小孩，放学时间早，按时上班非常困难。因此，我在东洛杉矶大学（ELAC）报名秋季学期的语言课程，虽然没有学分，但我希望先从学好英语开始，”张帆告诉美国之音。
徐女士的故乡是中国北京市房山区，在2022年初，她带着来自中国移动房山门店的后台数据分析经验来到了美国。她的决定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她的丈夫是佛教徒，而他们因为在宣传佛教方面受到北京市政府的压迫而决定远离故土。
在中国，徐女士和丈夫都在国有企业工作，享受着舒适的工作环境。然而，丈夫因政治原因被捕后失去了工作，为了保护下一代的未来，他们决定带着家人前来美国。在新的国度，他们面临着巨大的语言障碍。虽然年岁已高，英语水平有限，他们付出了很大努力，可是在刚开始的一年里，徐女士却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
“在中国国企里面工作都管饭，单位有食堂，工作环境很舒服，在这边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语言，我们年龄大了，上学时也没好好学英语，加上这么多年没用过，先生在外面跑车，房东看我有学历，帮我找了一份会计助理的活，但华人老板普遍给的工资太低，用人又狠，经常加班不给加班费，还克扣小费，想着干几年积累点经验再去别的会计事务所工作，好在做办公室比去仓库轻松多了，至少不会风吹雨打，”徐女士说。
吕宜轩原籍山东省青岛市，在2011年36岁时独自一人来到美国。当初，她认为在美国找工作很容易，无论是否懂英语，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位。
初来乍到时，由于没有社会安全号，吕宜轩只能从事给现金的工作。在一个华人家庭照顾一个四个半月大的小女孩，在美国当月嫂薪水很高，后来掌握英语之后她在华人区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助理。
“周围和我一样的妈妈很多，有些妈妈带着孩子都能找到工作维持生计，中国国内工作环境很‘卷’，因为认识到自己在国内的生存状况，我知道我不可能回去，在这里适应新环境并不困难，”吕宜轩说。
在中国时，吕宜轩曾在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上班。然而，她性格单纯，不善于人际关系，不会阿谀奉承，因此在这样复杂的工作环境中难以立足。她回忆起2011年，她的大儿子当时10岁，小儿子4岁半，大儿子即将进入中学，而后还要准备考大学。考入清华大学需要高达700多分的分数，这对孩子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我不想每天纠结于破人破事，不知道领导的意图如何，工作环境太过复杂。来到美国后，我的工作变得简单得多，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复杂的事务。我只需专心做我的工作，过我的生活，没有人盯着你探究个人隐私，也没有北京朝阳区那种群众压力。这正是中美政治体制和文化差异所在，这种差异是中国永远无法学来的，” 吕宜轩深有感触地说道。
8月份的美国劳工部就业报告显示，工人平均每小时收入同比增长了4.4%，就业年龄美国人的比例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美国已新增了134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劳工部长苏维思表示，美国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经济带来的成果，重获信心，无论是在各类商店还是美发、美甲等场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华人新移民都表示，他们深有同感。
推特上的中国：青年失业率太高？不公布，“好日子”就在前方
中国周二（8月15日）宣布将不公布青年失业率，以健全优化统计方式。这一决定让外界进一步相信中国的经济状况正在恶化，导致官方不得不停止对外发布数据。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名官员在周二的记者会上做出了这一宣布。担任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的付凌晖对此解释称，随着中国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青年人在校学习时间增加，在劳动力调查统计中，对于青年人年龄范围的界定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统计局对“青年”的年龄定义是16至24岁之间。付凌晖表示，去年16至24岁城镇青年有9600多万人，其中在校学生达6500多万人。毕业前寻找工作的学生是否应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社会各界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在社交媒体平台X(原推特）上，专家与记者们对北京不公布青年失业率的决定表示怀疑。
“在中国，青年失业率一直浮动在20%左右。中国政府里的一些人难道以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不再公布数据吗？”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驻华记者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写道。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张泰苏也表示：“又一个乌龙球。政府的经济政策真是在以一种我没见过的方式瘫痪。”
中国16至24岁的城镇青年失业率自今年1月的17.3%一路攀升到6月的21.3%。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付凌晖表示，今年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已确定就业去向，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毕业生就业率也略高于去年同期。
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前外交官员杨涵认为，不公布数据显示出中国的经济正在继续恶化。
“中国的官媒说：城镇青年就业率调查将暂停，原因是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条件以及需要改善和优化数据分析的工作。这其实是在说：政治局不喜欢现在的数字，” 他写道。
活动人士和中国人权专家则认为，中国这是在用审查的方式阻止坏消息的传播。
人道中国创办人周锋锁转发了两张中国青年失业率攀升的图表截图，并表示：“在中共的中国，历史和事实由审查决定。把这张图存下来，可能很快它就会变成国家机密了。”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也写道：“当信息不是中国官方想看的那样的时候，无论是公共卫生灾害还是不平等方面的数据，（中国的）回应都是审查。”
对于青年失业率的保密，一些专家甚至调侃了起来。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诰烽（Ho-fung Hung）写道：“中国经济的悲观主义者们应该感到可耻。就和以前一样，（中国）他们找到了结局问题的终极方法。黄金岁月就在前方了！”
中国问题专家利明璋（Bill Bishop）则表示：“习近平经济思想正在度过艰难的几个礼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