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中国山西省河津市的一座煤炭加工厂 （2019年11月28日）
台北 —
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访华后，中国的减碳承诺重回国际舆论的焦点。尽管中国政府强调，2030年碳排放量达峰的目标不变，但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连两年高温干旱，代表西部水力发电使不上力，再加上疫后经济的复苏力道疲软，在优先确保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的困境下，中国的减碳步伐恐因此放慢。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华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但不安排会见，还于7月17-18日召开睽违5年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向美国喊话的意味浓厚。
官媒央视7月18日晚间以长达14分钟的头条报道这场会议，并引述习近平的发言称:“中国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必须由我们自己做主，绝不受他人左右。”
由于克里访华期间敦促美、中两国共同减少甲烷的排放及燃煤发电对气候的影响，因此，部分分析人士解读，习近平的一席话意在向克里表态:中国自己会做好减碳承诺，不需要美国人来指指点点。
“双碳”目标下 中国碳排放不减反增
“双碳政策”指的是习近平于2020年底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所宣示，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并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也就是碳排放与减排量相抵，达到相对的“零排放”。
然数据显示，受到地缘政治、新冠疫情、极端气候及经济疲软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中国近两年的碳排放量与对煤碳的依赖，实则不减反增。
总部设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环保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7月17日发表《中国能源与排放趋势(China energy and emissions trends: July 2023 snapshot) 》报告称，受到夏季干旱、7-8月用电高峰和节水压力等影响，中国6月的水力发电量年减34%，在水电供应不足的前提下，煤碳和其他火力发电量则比去年同期攀升14%。
CREA先前的调查显示，2017-2020年间，中国核准的燃煤发电量一度调降，但随著发电用煤炭的价格于2021年大涨，引发多地“拉闸限电”，伴随多处住宅区停电后，中国对煤碳及火力发电的需求大举反弹。
该报告称，中国政府2022年批准新建106吉瓦(1亿零600万千瓦)的燃煤发电量，不仅同比增长4倍，也是2015年以来的新高。此趋势与北京的减碳承诺背道而驰。
此后，中国对煤碳需求量屡创新高。中国于2020年曾惩罚性地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碳，但隔年却发生供不应求、库存耗尽的困境。为了增加煤碳供给，中国政府加大开采力度，要用国产煤替代进口煤。
优质煤矿耗尽 中国国产煤不受青睐
为了确保能源供给安全，中国不得不放缓减碳目标，用习近平的话形容，就是“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但中国的能源供给真的安全了吗?
CREA调查显示，中国煤碳总消费量于2022年年增4.3%，于今年第1季年增3.6%，同时，煤碳进口量也于三四月间创下历史新高，前4个月的进口量年增高达89%。
CREA首席分析师劳里·米利维尔塔(Lauri Myllyvirta)说，这是因为中国优质国产煤的矿区已经耗尽，质量双双下滑，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媒。
米利维尔塔告诉美国之音:“许多发电厂偏好进口煤，因为质量较佳。所以，这代表，(国产)煤对中国能源安全的贡献是有限的。对煤炭的依赖意即对进口煤的依赖上升。”
连年高温干旱 四川、云南水电乏力
煤电不利减碳，但在被视为清洁能源的水力发电，近两年也供给不足。
水电大省四川和云南加总的水电装机容量占全中国的八成，但今年的供给量令人堪忧。《彭湃新闻》6月底引述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的分析称，长江流域虽已进入主汛期，但四川省和云南省5月份的水力发电量分别年减24.4%和43.1%，且降幅持续扩大。袁家海表示，“气候风险下，不能追求100%的可靠(水电)供应。”
四川省去年就曾因水力发电供电不足，导致包括电动车龙头特斯拉在内的许多工厂被迫停工。
对此，米利维尔塔分析，这凸显水力发电面遇到旱季时的脆弱性，尤其极端气候若发酵，供水问题将更严重。
相较水电，中国积极发展的另外两种清洁能源：太阳能光伏发电与风力发电，前景略显乐观。
据CREA统计，中国太阳能装机量于今年前5个月达60吉瓦，风能装机量则达16吉瓦，增长力道强劲，总装机量也居全球之冠。
米利维尔塔说，中国在高速发展清洁能源时，若能成功推动以服务业及高科技消费为主的产业转型，并降低对建筑及重工业的依赖，或有机会于表定的2030年前达成碳达峰目标。
中国经济疲软 分析:碳达峰无望
但中国当前疲软的经济情势，让部分观察人士对中国的减碳双标悲观以待。
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具名的台湾学者告诉美国之音，中国6月份的经济表现失色，失业率也居高不下，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竟飙升至21.3%，在服务业等低能耗产业无法制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恐默许部分高能耗产业起死回生，以吸纳劳动力。
事实上，2021年一发生“电荒”，习近平的减碳承诺就已然跳票，中国政府于2022年将钢铁行业的碳达峰里程表推迟5年。
只不过，随着“十四五规划”收官的2025年将届，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拚减碳绩效，会不会忽略经济增长，重新端出类似“能耗双控”或无预警限电等激烈政策，仍值得观察。
位于美国波士顿的时事评论员王剑认为，中国经济之疲弱已被《华尔街日报》形容为，“失落的十年”即将到来，在此前提下，中共还想达到碳达峰、碳中和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最现实的问题是钱。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曾预估，2050年前中国达到碳中和所需的投资金额將高达255万亿人民币，另一个智库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估算的数字更惊人，高达487万亿人民币，代表中国未来30年的绿色低碳投资所费不赀。
王剑说，中国之所以高度依赖煤碳，正因为相较石油及天然气，这是最廉价的能源，中国在经济陷入困境之际，不可能把减碳环保放在优先顺位，尤其节能减碳主要来自国际的压力。换言之，中共明知减碳不可为，仍高调接待美国气候特使克里，王剑说，这不过是为了迎合拜登政府关切的气候议题，以换取美方在经济及外交层面的回馈。
王剑告诉美国之音:“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伪议题。中国经济已经跌成这个样子了, 它根本没有钱。减少煤碳意味着什么？你就得用石油，石油不行，你就用太阳能，这成本多高，你数一下就知道。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之下,中国是做不到(减碳)的,那一定是骗人的。”
至于召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王剑说，是习近平为了撑住面子、拉高姿态的权宜之计。
德州公共政策基金会首席国家倡议官员查克·德沃尔(Chuck DeVore)也持类似的看法，他2月底接受福克斯新闻(Fox News)访问时表示，北京试图表现出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只是为了安抚西方国家，实际上他们正在大量使用煤碳、增加能源独立性，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冲突。
绿色产品谁埋单?
姑且不论国际政治的算计，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助研究员吴若玮认为，中国并不具备追求绿色经济的条件。
她说，据国际能源署(IEA)署长法提赫·比罗尔(FatihBirol)的判断，过去10年，拜中国制造之赐，太阳能光伏和风力发电的成本已分别降低了八成和六成以上，但即便如此，中国的困境是国内城乡的所得水平远远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多数人恐无力消费对地球友善、但价格却不友善的绿色商品。因此，中国政府坚持按自己的节奏减碳，倒也是无奈之处。
吴若玮告诉美国之音:“现实面是，谁要为这件事情(减碳)埋单?因为绿色的发展可能不会推升既有的GDP,因为它会让你更环保,丢东西更少、更少的汰换。可是以前的经济创造模式希望你不断地消费!消费!消费!所以，它其实是发展路径跟经济创造模式都要切开来了。”
吴若玮分析，中国发展清洁能源的另一大挑战是信息不透明，包括恐未如实揭露减排装置的规格或减排新科技的突破进展，因此，始终难以摆脱外界对其减碳决心的疑虑。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COP 28)”将于11月召开，这恐怕是中国气候雄心的下一场大考，因为各缔约国将提交2025年后、控制全球暖化的“国家自主贡献”设定目标，届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恐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