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加注文字，北京街头电视正在播放习近平会见盖茨的画面。
半个月内，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CEO）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先后到访中国，他们在访问期间受到中国官方超高规格的接待，引起关注——马斯克在44小时的访华行程中，密集与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工信部长金壮龙和商务部长王文涛等三位部长级高官先后会面。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称，马斯克在离开中国前还与中国副总理丁薛祥会面，而这次会面并未出现在公开行程和对外报道中。丁薛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幕僚长，二十大之后跻身政治局常委之列，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比尔·盖茨更是与习近平坐在一起，面对面会谈，习近平对他说，“你是我今年在北京会见的第一位美国朋友。”此前，习近平先后两次在海南博鳌与盖茨会面，2015年首次访美还与他在西雅图会面。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则在3月访问中国，当时他与中国总理李强会面，距离李强在“两会”上正式当选，不足半月。
但另一方面，德勤、美光、贝恩、明茨，以及日本的安斯泰来制药等知名外企今年以来密集受到中国政府打压。美国商会也发布报告称，在华美企日益担心地缘政治争端对在华业务的负面影响。
那么为何盖茨和马斯克在中国享受超规格待遇？中国政府为何对不同的外企区别对待？在中国和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下，中国和外资企业还互相需要吗？
“鲶鱼效应”
“特斯拉和苹果，就像‘鲶鱼’。”一位长期在中港两地商学院授课的学者向BBC中文介绍，以前渔船里的沙丁鱼运回来都死差不多了，只有一艘船，沙丁鱼几乎都活着，因为船长往里面扔了一只鲶鱼，刺激小鱼们求生欲，反而活下来的多。这就是“鲶鱼效应”，即一个生态体系里，引入一个强者，会激发弱者变强。
特斯拉尤为如此，作为这个行业发展最早最快的企业，进入中国后不断要求整个产业链压低成本，宁德时代的曾毓群抱怨过，特斯拉很激进地要求他们压降成本，他们的车子价格也是一降再降。
这条“鲶鱼”让中国的整条电动车产业链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虽然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但对外的竞争力则加强。
“在深入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很早就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是，中国很少有自有品牌的大宗工业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空调、彩电等产品出口当然不少，但这都是家电，不能算是大宗工业制造品。”安邦智库在发给BBC中文的一份分析中称，这反映出的问题是，中国虽然是有规模制造能力的制造业大国，但并非真正的制造业强国。
“这种局面现在开始有所改观，而它首先出现在汽车领域。”安邦智库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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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马斯克乘坐他的私人飞机抵达中国，此前这一行程高度保密。
实际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出口国，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2022年全球出口的电动车中约有35%来自中国，在2021年这一比例为25%。今年则继续放量，4月中国新能源车出口数量达到9.1万辆，同比增长1028.5%，环比增长29.4%，占乘用车出口量的31%。
类似的例子还发生在智能手机行业。2007年苹果推出跨时代的智能手机iPhone，当时库克正是苹果供应链体系背后的核心操盘手，苹果不断向中国派去顶尖的技术人员，为供应商购买定制设备豪掷数十亿美元，以开发一些独家技术；甚至为实现笔记本外壳的一体成型，苹果将全球最先进的万余台CNC机床几乎全部买下，几个月后他们集体出现在中国的工厂中。
2011年库克刚登上CEO之位时，苹果156家供应商名单中只有八家中国公司，在他的治下，2020年苹果主要供应商名单前200名里，中国厂商达到96家。
这些参与到苹果供应链体系中的企业被称为“果链”企业，他们涵盖屏幕、天线、传感器、摄像头等重要部件，往往手握该领域最尖端的技术，在度过半年到三年不等的苹果买断期后，他们就能把技术兜售给中国本土企业。
虽然在行业内流传“苹果吃肉，众人喝汤”的说法，但中国智能手机企业在这条供应链的加持下，2015年出货量达到5.22亿台的巅峰，占全球市场的40%。
在苹果这条“鲶鱼”的作用下，中国手机厂商用八年时间在一个相对高端的领域占据全球半壁江山。中国希望特斯拉也能实现类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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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库克3月访问中国，除了总理李强，还见了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特斯拉在中国的核心供应商近百家，从核心的电池、电机、电控，到充电桩、底盘和内饰，几乎涵盖产业链每个环节。其中仅宁德时代在特斯拉电池订单的加持下，市场份额连续六年全球第一，也大力惠及其他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
“盗火者”
“对中国而言，比尔·盖茨更像个‘盗火者’，这么说有夸张的成分，也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但他来得足够早，而且来的时候就是巨头姿态。”上述学者说。
“盗火者”来自希腊传说，即普罗米修斯，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盗走火种送给人类。
1994年，比尔·盖茨第一次抵达中国，推进Windows 95进入中国市场。
而那个年代的中国，电脑是新鲜玩意，对于互联网甚至还闻所未闻，直到1995年，时年31岁的马云才第一次接触互联网，这时比尔·盖茨39岁，已靠软件第一次登顶世界首富的位置，并在之后连续保持13年。
仅仅两年后，微软亚洲研究院落户中国，这是微软公司在海外开设的第二家基础科研机构，是微软在美国本土以外规模最大的研究机构。
这一决策使中国科技行业受益匪浅，因为这家研究院之后成为中国科技界的“黄埔军校”，产生了一长串赫赫有名的科技人才：李开复、张亚勤、沈向洋、张宏江、黄昌宁、王坚、李世鹏、林斌、朱文武、汤晓鸥、孙剑等等；他们背后是百度、阿里巴巴、商汤科技、旷视、小米、腾讯科大讯飞等中国云计算、人工智能领域的中坚力量。
但这些发生之时，比尔·盖茨已经在2008年从微软退休，并把主要精力转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开启慈善事业。
外界很少注意到，当时盖茨还保留着一份头衔，即美国泰拉能源公司董事长。通过这家公司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生了联系。
在2014年，中国国家能源局的网站上刊发了一份名为《比尔·盖茨谈核能》文章，盖茨在这次专访中称，“让我感到尤其振奋的是泰拉能源公司……这个公司有一个创新性的设计，能够极大地提高核能的安全性能，以便让核能成为非常令人振奋、能够提供大规模、安全、清洁能源的方式。”盖茨称这种核能技术为行波反应堆，并希望2023年前成功建造一个示范堆。
2013年当选为国家主席后不到一个月，习近平就出席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并在这次活动期间会见了比尔·盖茨。
2015年，习近平再次与盖茨在博鳌一对一会谈，同一年，习近平上台后首次访问美国，其中一站是盖茨的大本营西雅图，在那里，两人进行了私下会谈。根据纪录片《解码比尔盖茨》的说法，这次会谈是突破口，此后双方签下合同。2017年9月，盖茨和中核集团成立合资公司，环球创新核能技术有限公司，各持股50%，在中国利用行波堆技术，建设第一个第四代核反应堆，似乎势在必得。
但是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贸易战也恰在此时开打，中美双边关系快速恶化，美国能源部在2018年10月11日公布了《美国对华民用核能项目合作政策框架》，盖茨在中国建第四代核反应堆的理想胎死腹中，对此，盖茨在泰拉能源的合作伙伴称，“我们一直都知道会有政治的影响，但从没想过是来自我们自己的政府”。
2019年访问中国，盖茨并未与习近平见面。此后，新冠疫情爆发，2020年2月，习近平给盖茨回信，感谢他对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支持。
之后三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经历严格封控、 “白纸革命”、经济动荡；盖茨则深陷与性犯罪者爱泼斯坦交往的丑闻，以及与妻子梅琳达离婚。
2023年，时隔四年后两人再次会面，但在公开报道中，并未再次提及能源上的合作。
“90年代就在中国放了个微软研究院，前几年又想在中国放个新型核电站，所以我叫他‘盗火者’。”上述学者称，说到底，中国想做大国，无论是库克、马斯克还是盖茨，能帮中国摆脱低水平加工业，完成“大国梦”的，就能受到超规格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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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苹果与许多同行不同，它在中国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
中美关系下的需求和警惕
不难观察到，不是所有外资在中国都能像特斯拉、苹果等美企一样如鱼得水。
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主席华刚林（Colm Rafferty）向中国媒体表示，中小美资企业的全球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因此疫情中其中不少已经关闭中国业务；再加上近年严格封控下，无法进入中国实地考察，新进入中国或扩大生产投资的决策都更为困难，少有新企业进入中国。
外企似乎在中国利润堪忧。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两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872.1亿元，同比大幅下降22.9%。其中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降幅35.7%，下降幅度最大。
此外，今年以来，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在中国被重罚；全球三大管理咨询公司贝恩的上海办公室遭到警方突击检查；5月21日，中国宣布对美光芯片的封杀令；3月，北京警方突击搜查并关闭了美国调查公司明茨集团（MintzGroup）在北京的办事处。
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近期发布的《2023年在美中资企业年度商业调查报告》显示，49%的会员企业认为，相较前一年，他们在中国更“不受欢迎”，该比例在消费行业更高达56%。
一些是主动选择；一些是被动打压。
“有人离开，也有人来，比如马斯克的特斯拉，大规模投资中国市场。这代表西方企业家对于中国市场的理解差异非常大。”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向BBC中文表示。
以前中国没得选，大企业来中国建厂都是双手欢迎；后来有得选，开始用市场换技术，培育自己的高附加值产业，然后欧美开始抨击中国强制技术转移，制造业回流，现在YouTube上的美国网红们推荐产品，喜欢强调Made in USA（美国制造）的标签，“Keep the job in America”（把工作留在美国）成为口号，代表着一种趋势。中国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也开始区别对待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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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图为2019年，上海正在施工中的特斯拉工厂（资料照片）。
“中国对待不同外资的态度也‘爱憎分明’，不待见的外资，概括起来就两种：自然垄断行业，涉及安全。”上述学者称，中国在1990年代完成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在石油、电信、银行、电力、航空等自然垄断行业打造庞大的国企集团，其他则完全退出。这些行业，中国的民企进入都极少，更何况外企。
而金融安全、通信安全，再有中美涉及审计底稿的争议，咨询公司扮演商业间谍的角色，使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卷入到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对峙之中。
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田雨苗向BBC中文表示，中国政府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务实的政治机构，《孙子兵法》讲究“分而治之”。所以，对于一些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正向意义的美国企业和个人，中国会区别对待那些上了“制裁名单”的企业和个人。
“中美经济脱钩事实上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中国一方可以选择与谁脱钩，怎么脱钩，什么时候脱钩。”田雨苗称。
在中文社交媒体上也有声音认为，对投资者来说，风险不是中美关系，而是对中国政策和经济的信心。中国领导人通过高规格接待，可能解决个别企业的信心问题，但总体外资的信心，还需要更多政策上的善意。
马斯克访华可能恰好印证这一说法，他到访首日，股价大涨5%，市值增加将近250亿美元，使他重回世界首富。但同一时间，中国A股没什么大的起色，人民币对美元还在延续下跌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