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夏天，越南可能是“下一个世界工厂”的议题，被广泛讨论。
2022年，越南“不负众望”，最终录得8.02%的GDP增速，为1997年以来最高。
2023年，全球已经基本走出疫情。但越南反而没能延续此前的“增长奇迹”，一季度经济增速仅3.32%，不仅远低于其年6.5%的增长目标，还创近十年来的“次低”，“最低”是2020年一季度的3.21%。
有观点说，从经济黑马到经济危机，越南正在急速下坠。
但实际上，仔细分析，越南经济的大起大落，符合其国内的经济特征，并不出人意料。而且，越南前两年的高增速，事实上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中国的替代，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失速，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越南的经济崛起到此为止。
一切都尚待时间检验。
对中国的替代需要厘清几个问题
越南吸引国内的关注主要是疫情期间对中国的“替代”。
但需要厘清两点：第一，越南对中国的替代并非从疫情期间才开始的；第二，疫情期间对中国的替代呈现轮动特征，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还很难判断这种替代是阶段性的还是永久的。
对中国的“替代”并非始于疫情
中国部分出口订单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已经存在多年，将产业链转移到越南的不仅是欧美企业，还包括中国本土企业，主要是受成本因素驱动。
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之后在经济上全盘学习苏联，在军事上搞对外武装侵略，很快搞得国家溃败、民生凋敝。不得已，1986年，越南抛弃苏联模式，转而学习中国，搞“革新开放（DoiMoi）”。“革新开放”的核心有两个：一个是私有化改革，另一个是开放市场。
1987年，越南出台外商投资法，意欲“动员一切力量吸引境外资本”，甚至还批准了外资全权控股，当时对西方世界震撼极大。《亚洲华尔街报》评价其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最为自由的外来投资法规”。
所以，越南从20世纪90年代，就承接外资订单，开始为耐克和阿迪达斯生产运动鞋和运动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制造业订单都受到了影响。由于港口众多，交通便捷，劳动力、土地成本低，越南再次受到制造业资本关注。
时任三星会长的李健熙与接班人李在镕，危机中奔赴越南考察，当年即投资6.7亿美元，建立三星在越南的第一个手机制造基地。随后十多年，三星对越累计投资180亿美元，建立了200多家本土供应商，雇佣了11万名本土员工。
2013年，做国际运动服装代工起家的申洲国际，率先在越南建造了生产基地。2014年，天虹纺织，也开始建设越南海河工业区，打造包括原料、纺纱、制造、染整、制衣及品牌的全产业链。此外，华利集团、百隆东方等中国纺织和服装业的头部企业，都在越南建有生产基地。
所以，国际和国内制造业企业在越南的布局，并非源自近几年，而是至少十年前。早先的产业链转移，企业基本完全是基于成本因素的考虑，与其说是“替代”，不如说是“补充”。
目前，除了已经在越南有所布局的企业，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制造商，诸如英特尔、苹果、LG、立讯精密、温斯顿、和硕、歌尔等，都已经或未来有计划在越南打造生产基地。
对中国的“替代”呈现轮动特征
过去三年，似乎大量订单由中国流入越南。但通过拆解数据不难发现，中越进出口数据，并非完全的此消彼长，实际上是根据两国的疫情发展情况，在疫情防控好、产能恢复快的国家间轮动。
对比疫情期间美国从越南和中国的进口数据，即可以发现这种轮动特征。
2020年，在大规模财政刺激下，美国的国内消费需求激增，中越两国对美出口份额均有提升。比如，2020年二季度，越南受疫情影响较重，制造业受挫，彼时中国疫情控制较好，产能率先修复，部分新增订单则转移到中国。
进入下半年，中、越的疫情都逐步好转，美国对两国的进口份额则均有提升，中国份额的提升更为明显。2020年11月，美国自中国进口份额为21.5%，较2019年同期上升3个百分点；同一时段，越南则仅上升了1个百分点（2.8%～3.8%）。
到2021年三季度，越南遭遇德尔塔毒株突袭，许多出口订单再次流出越南回到中国。
2022年春节后，越南企业开始加速复工复产，并在3月中旬放开入境与防疫限制。而当时中国的疫情则多点多面散发，经济重镇深圳、上海、北京，先后遭受重击，工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部分之前回流到中国的订单，又流回越南。
难以判断替代是阶段性还是永久性
2022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6906亿美元）创新高，同比增长5.2%，较贸易摩擦前的2017年增长8.7%。其中，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同比增长6.3%。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增长，主要由化工类和部分机电类产品拉动。化工类中药品和有机化学品分别拉动总进口增长1.3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机电类的电机及电气设备和汽车及其零部件，分别拉动了2.0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而机械设备和橡胶制品则分别拖累0.5和0.4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美的双边货物贸易稳步恢复，但贸易额恢复的原因主要出于美国国内的旺盛需求和原材料价格冲高带来的价格因素。而中国在美国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中实际出现了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近岸”伙伴及越南等“友岸”伙伴的挤出。
从美国进口端来看，中国份额从2017年的21.4%下降到2022年的16.4%，降幅达5个百分点。而美国“友岸”国家越南的份额则从2017年的2.0%上涨至2022年的3.9%，几乎翻了一倍。2022年，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13.6%。越南对中国的替代，主要体现在越南具备传统优势的服装、鞋帽、智能手机、电子产品和木制家具等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产业。
但是，2022年中国对外包括服装鞋帽在内的轻工产品出口份额的回落，或许主要是受防疫措施和俄乌局势扰动，很难判断越南的“替代”是阶段性的还是永久性的。
比如，中国的轻纺织业主要是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等四省。浙江绍兴柯桥区的轻纺城，是全球最大的化纤面料基地，有超过1万家企业从事生产和内外贸易，出口到135个国家和地区。
疫情前，柯桥区主要靠参加国际展会获取新订单，通过国际快递收集样品联系客户，但2022年的疫情防控，显著降低了国际航班和国际快递的运力和速度，导致旧订单延期、新获客困难，原本由中国企业生产的订单，只能分散转移到越南等其他国家。
另一个侧面证据是，除对美出口外，中国的服装鞋帽等轻工产品对欧出口也同比降低，越南则同比上升。原因是福、广、浙、苏的对欧出口主要走海运，乌克兰的敖德萨港口是中欧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受战争影响，原经敖德萨的货物只能转道中欧班列或者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运费和时间都有所上升。
整个2022年，美国纺织品和服装进口额增长16.03%，中国依旧以25.65%的市场份额，继续占据美国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供应商地位，越南排第二，占14.87%。
对美出口和自中国进口同步提升
中国连续多年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市场和第二大出口市场，越南是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对越南的出口有两大特点：
第一，中国向越南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是中间品；
第二，中国企业对越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是带来对越南中间品出口上升的重要原因。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对美出口量下降，而越南为主的东盟国家对美出口量显著增长，可能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从中国进口，再加工后出口至美国的模式。
比如，2019年越南对美出口额同比增长29.1%，同期中国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12.5%，与此同时，中越贸易顺差则同比增长69.2%。2022年，中国对越顺差扩大到570亿美元左右。
从结构看，越南自中国进口集中在机械、电子、织物、智能手机和零部件等产品等，与其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种类匹配。
因此，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部分中国对欧美国家的顺差转变成了中国对越南、以及越南对欧美的顺差，实际上使得中越在国际分工上的关系更为紧密，也减轻了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过于集中的压力。
可见，现在的中越经贸关系较类似于此前日中经贸关系：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节点，越南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或可视作中国产业链的进一步延伸。部分供应链环节向越南溢出，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规模变得更大了。
需要注意资本品和中间品比重下降
综上，全球向越南进行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 原因是纯粹的成本因素驱动，低廉劳动力成本是吸引产业的必要条件。全球化过程中，中资企业和跨国企业转型升级，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逐步向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
第二类 原因主要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跨国企业为了分散风险而采取“中国+1”的多元化战略，或者将产业链的部分环节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各国，或者在东南亚各国打造中国产业链的备份。
第三类 原因才是过去三年的疫情冲击，导致订单在疫情防控好、产能恢复快的国家轮动。
这三类原因导致的产业链转移，既有互补效应，又有替代效应。就目前来说，在细分领域，越南对中国出口的替代效应有所初显，但暂时无法判断，这种替代是阶段性的，还是永久性的。从整体来看，制造业向越南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与中国供应链是互补而非替代。
真正需要引起警惕的一个现象是，中国在美国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2017年的17.6%持续下降至2022年的12.1%，累计下降5.5个百分点。
与消费品相比，资本品和中间品贸易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方式，其比重下降，可能预示着本国在国际分工和产业链中的参与度下滑，也预示着该国产业链，可能存在与外界“脱钩”风险。
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
越南地处东南亚的中南半岛东部，国土面积32.9万平方公里，拥有3260多公里的海岸线。
但国土形状狭长，南北跨度1650公里，东西跨度最窄处只有50公里，东西向缺乏纵深空间。陆上与柬埔寨、老挝、中国广西和云南接壤，与菲律宾、文莱、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隔海相望。此外，越南还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铁铬钛等金属矿藏和磷灰石、高岭土等非金属矿藏。
越南的港口资源非常丰富，拥有43个主要港口，大体可分为北部（7个）、中部（17个）和南部（19个）三个港口群。
劳动力是核心优势
越南之所以越来越吸引全球制造业资本的关注，最重要的原因是其拥有大量廉价的年轻劳动力。
越南有9700多万人口，由于中部多山不宜居住，多数人口集中北部在以首都河内为中心的红河三角洲和南部以最大城市胡志明为中心的湄公河三角洲。
最为关键的是，总人口中处于15-65岁阶段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69.3%，这意味着越南拥有6500万左右劳动人口，而1.94的生育率，则意味着“年轻”优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而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的一线工人的月薪也仅仅在人民币2000元左右，是中国一线城市工人平均收入的约1/2～1/3。
年轻的廉价劳动力，是越南吸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核心优势，也是越南未来十几年内能否取得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制度开放吸引外资
1976～1980年，极左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外战争，使得越南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几近崩溃。工业产值锐降、出口减少、大规模建设项目烂尾、外债增加、通货膨胀严重。
由于轻工业和农业生产被忽视，企业和工厂因开工不足而关门倒闭，粮食也满足不了本国需要，每年需进口粮食100多万吨。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低，1978年仅为10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甚至比越战期间还要艰难得多。
越南高层持续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推出了自己的“革新开放”。
1986～2006年，可以说是越南革新开放的上半场，最大的成功经验其实是“搞活”。
农业上、经济上、商业上，总结下来就是“包产到户、关停并转、引进外资、放权搞活、对外开放”。 （越南前外长阮基石在1986年出席中国驻越使馆国庆招待会时也承认，越南正在研究和借鉴中国改革的经验，以搞好越南的经济改革。）
在对外关系方面，开始逐渐融入世界。1991年，越南与中国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并于1995年成为东盟的正式成员，同年与美国建交。
越南革新开放的下半场，始于2006年，核心是“进一步对外开放”，不断加群加群再加群。
2006年10月，越南完成了历时12年的入世谈判，并在次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第150个成员。同年，越南政府出台新的《投资法》，进一步取消对外商的限制，出台一系列外商优惠政策，例如“两免四减半”（即前两年免除、后四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此外，越南还频繁加入自由贸易协定。
自2007年加入WTO之后，先后和日本、韩国、英国等多国签署自贸协定，成为地区国家中签署自贸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越南还积极加入区域自贸协定，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VFTA）、《越南与英国自由贸易协定》（UKVFTA），以及最近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各种贸易协定提供的关税等优惠政策极大地便利了越南的国际贸易，降低了贸易成本。
制造业的区域分布
人口红利、革新开放、不断加群，对应的是越南的制造业开始起势。
越南的制造业集中在围绕3个港口群附近形成的关键经济区（KERs）。
北部区主要是红河三角洲地区，历史上受苏联影响较大，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所以北部区以石油和天然气、汽车制造等重工业以及附加值较高的电子产品和机械类产业为主。需要注意的是，该区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80%以上。
我们一直说三星在越南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这个基地就位于该区域，主要生产手机和平板电脑——三星扎根越南后成为其经济支柱，2022年在越南的产值高达710亿美元，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
北宁和太原也因为三星的存在，成为全国最富裕的两个省份。随着三星、富士康、佳能、立讯等国际企业的入驻，北江和北宁两省的工业区早已是寸土难求，如今河内与北部制造业重阵海防市之间，沿途可见的工业园至少有30个。
中部区相比北部和南部，主要是食品、饮料和饲料加工企业。中部的岘港是越南的第四大城市，且有港口优势，也是IT的中心。
南部区由于19世纪中叶受法国殖民统治，后又受美国扶持，受西方国家影响较重，商品经济在早期就已有一定的发展。比如胡志明市现在依旧随处可见弥漫法式风情的百年邮局和红教堂，街道也很文艺，店里到处是端着咖啡的人。所以，商业较北部更为发达，轻工制造业和服务业范围也比北部更广，家具制造以及越南具有传统优势的服装纺织业主要聚集在南部，越南最大的服装制造商就在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作为南部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以胡志明港为中心的港口网络占到越南所有港口总吞吐量的67％。2007年越南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过去分散的港口已经连成一片，集装箱货流量已经翻了几倍。
廉价的劳动力叠加丰富的港口资源，使得越南具备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比较优势。根据越南2020年投入产出表计算，越南工业增加值占比较高的行业，如电气及光学设备、机械、纺织、木材、皮革与制鞋业等，出口占最终消耗的比重均高达99%，其他大部分工业行业的出口占比，也均在80%以上。
越南经济增速断崖式下滑
直接原因是出口拖累
由于越南劳动力资源和港口资源丰富，具备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比较优势。但是，这同时意味着越南经济非常依赖国际市场，尤其是依赖美国和欧盟市场。外需的变化会同时带来生产与贸易的双重波动，降低经济的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
2023年一季度，越南GDP增速超预期下滑至3.32%，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口拖累。
从结构上来看，一季度消费同比增长3.01%；投资同比增长0.02%；进出口同比下降13.3%，其中，出口同比下降11.9%（纺织品和鞋类订单下降70%～80%，电子产品出货量也同比下降10.9%，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15%），进口同比下降14.7%。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考虑到过去三年的高增速奠定的高基数，以及近两年全球高通胀和经济放缓导致的需求疲软，2023年越南经济增速的大幅波动，似乎并非不可预期。
房地产动荡
经济下滑的另一个原因是房地产市场动荡。
自2022年以来，越南房地产公司的违约率有所上升，原因主要是债券发行监管更为严格，以及反腐败。利率上升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信贷，房地产的销售也有所放缓。据统计，一季度住宅供应量约达25000套，主要为前期发售项目的库存。其中吸收率仅为11%左右，相当于2700笔交易，同比下降50%。
越南房地产行业有大量债券将集中在2023年和2024年到期，销售周期拉长，削弱了开发商的偿债能力，已经有头部开发商被下调信用评级，未来部分高杠杆的房地产开发商可能会面临倒闭。
官方数据显示，一季度房地产领域新成立企业940家，同比减少63.2%；停业企业达到1816家，同比增60.7%；解体企业341家，同比增30.2%。
但是，数据没有给出企业规模详细指标，所以暂时不能判断房地产的问题到底有多大。可以明确的是，房地产行业确实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比如，贷款准入、债券发售、销售回款和偿债压力等。
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越南房价曾经经历过一次腾飞，金融危机期间曾大幅下跌。房市在金融危机后持续低迷了几年，由于住房按揭利率的升高，银行产生大量坏账。
2014年，越南政府推出30兆亿越南盾的购房贷款计划，刺激国内购房需求，房价与销售快速增长。2015年，越南政府颁布《住房法》，开放外国人投资越南房地产，进一步刺激了越南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才开始再次起飞。
尽管现在整个市场的房价再次回调，流动性明显下降，但是在基础设施发达的城市优质地段，房价依然稳中有升。3月初以来，越南政府又出台了系列房地产业纾困政策，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关键是，从长期来看，越南的城镇化率约35.7%，基本与中国2000年的城镇化水平（36.2%）相当，但是低价房、社会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世界银行预测，越南到2040年的城镇化率将达50%，未来伴随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人口的不断流入，越南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核心城市(胡志明和河内)的房价，应该还有可观的上涨空间。
股市和汇市
股市不评价了，最近的都在经历洗礼……说说汇市，有观点认为越南盾经历了汇市暴跌。但在美联储、欧央行创世纪的连环夺命加息的情况下，越南盾的表现符合预期，尽管2、3月份有较大幅度（2%）的贬值，但4月份以后迅速收复。并没有像土耳其里拉等新兴经济体货币一样出现极端性的暴跌。
越南经济的深层次问题
第一，制造业处于低附加值的代工、组装阶段，对外依赖度高。
越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组装基地，而不是生产基地。
在轻工领域，越南对中国形成短期替代的产品，主要集中在纺织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中国的纺织业已经形成了从化工原料到成品的完整产业链，越南还缺乏化工和机械产业链，仍然主要停留在“来料加工”阶段，即进口化纤原材料织造成品。
一般说来，配套产业的配套能力与产业聚集度有很大关系，产业集聚的形成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并非短期内能够完成，这意味着越南短期内要形成媲美中国的配套产业基础几无可能。
越南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基本受外资驱动，外资企业在越南工业产出中的占比超过50%，对外出口中的外资成分占比为73.4%。韩国公司在越南的出口额占了其出口总额的35%，其中三星电子和其他电子公司就贡献了约25%。越南企业的生产需求主要来自跨国公司的生产订单，最终产成品面向国际市场的推广，也依赖跨国公司的销售渠道。
第二，交通基础设施比较落后，限制物流能力。
越南的主要运输方式为公路，公路总里程约47000公里。目前还没有贯穿全境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很多国道机动车限速100公里/小时，但实际行驶速度只有40至60公里/小时。城市内道路狭窄，拥堵严重，摩托车和汽车不分道，摩擦剐蹭也是常事。
铁路总长3160公里，运行速度低，设施设备老旧。越南的物流能力，包括码头、集装箱的作业效率都无法和中国相比。这不仅抬高了运输成本、仓储成本，而且拉长了生产周期，难以满足一些交货期要求比较高、市场敏感度比较高的产品要求。
这也是近年来越南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将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原因。越南政府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和关键交通基础设施，计划在2030年将现有公路网络扩张5倍以上，任重道远。
第三，劳动力价格上涨和用工荒并存，面临区域竞争者。
由于大量外资涌入，制造业的用工需求激增，越南政府不断提升最低工资标准。2020年，一、二、三、四类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分别增至442万越南盾（约合1351元人民币）、392万越南盾（约合1198元）、343万越南盾（约合1056元）、307万越南盾（约合945元）。
9700万的人口基数与全球产业链相比并不大，在用工高峰期，区域用工基本接近饱和，用工荒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同时存在。
此外，越南在亚洲也不乏劳动力更有活力的竞争者。印度、缅甸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同样具有较低的工资水平，总生育率更高，人口增长的可持续性也相对更强。
第四，劳动生产率不高，中高端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极为短缺。
越南的劳动力资源虽然丰富，但全国近77%的劳动者、超过4300万人缺乏专业技术水准。从劳动生产率来看，越南在亚洲国家当中仍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仅略高于缅甸。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显示，越南劳动力市场效率在全球13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63（中国排在39）。很多越南工人缺乏成熟的工作经验，加上没有加班习惯，造成生产效率低下，交货时间推迟。
在教育层面，越南2001年才开始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也意味着目前的产业工人大多仅有小学文化，难以从事技术复杂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越南主要承接了中国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业的原因。中高级技术人员短缺且培养速度过慢是制约发展的最大问题。
越南本土成熟的中高层管理者也非常少，很多工厂只能从“母国”空降管理者。
除了中高端人才缺失，越南基层工人也在流失。越南也有“农民工”，受疫情冲击和出口锐减影响，胡志明等城市有不少农民工“返乡”。
第五，对外资依赖程度高，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是个问题。
作为一个小国，越南是一个高度开放和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但当前的国际金融环境对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并不友好。同时，海外市场存在经济衰退可能。
受监管收紧以及全球流动性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资本对越南的投资热情迅速降温。2023年一季度，海外投资者对越南投资总额为54.5亿美元，主要来自新加坡、日本、中国，同比大幅下降了38.8%。
但是4月份新批投资资金继前三个月小幅下降后反弹激增，流入制造业、金融业的投资金额都有所增加。在中国已经走出疫情，产能恢复的情况下，越南未来的外商直接投资将如何演变，暂时还很难判断。
尽管越南经济指数较为亮眼，但一旦发生美元资本大幅度抽离，越南经济债务危机的风险也将随之加大。这样一来，越南经济“奇迹”也存在或将倒退回原形的可能。
未来越南应对债务和外汇波动的政策空间有限。2023年1月，越南有864亿美元外汇储备，比2022年12月（847亿）略有上升，但远低于2021年的1050亿。从2022年6月开始，外储的降幅较大。
越南在2016年通过实施重大财政巩固和严格限制政府担保等措施，压降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但越南未来用以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支出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的财政需求也十分巨大且在持续增长。
第六，营商环境大幅好转但仍有提升空间。
越南鼓励引入具有高新技术、没污染的、有创造力的项目，但在落实的时候，很多方面还是会打折扣。目前省级以及5个直辖市的投资项目一般能直接去跟越南商务部谈，大项目审批得也较快。但如果市级以下的项目还是需要人脉关系，一般通过中介，手续费还是省不了。企业依然面临官僚主义和缺乏透明度等问题。
部分部委和产业的权限存在重叠，需要重复审批甚至存在政策冲突。本土企业的信息披露标准、质量、财务透明度不高，也增加了营商成本。
虽然已出台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但实施力度仍然有限。
越南的银行和支付系统效率也比较低，其国内交易对现金的依赖程度还比较高。
2022年的越南的金融反腐，导致了包括张美兰在内的多个地产大佬锒铛入狱，以及金融监管趋严，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人的投资积极性。反腐和监管完善，当然不能认为是坏事，但短期内确实会带来投资情绪上的扰动。
此外，时不时被煽动的民族情绪，也是营商环境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
2017年5月，由于越南的“经济特区法”草案，计划将外商租地期限最长延长至99年，曾引发民众示威游行，在局部地区演变为暴力冲突，省人民议会办公楼被打砸。骚乱平息后，越南国会决定取消草案中关于租用土地“特别情况下能使用99年的规定”。
此事件给很多外商，尤其是中国商人留下阴影。在当前特殊的国际局势下，未来越南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否会被重新燃起，存在不确定性。
总结
越南经济的高增速和大跳水都不是常态，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基础设施、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制度供给。
总结来说，虽然越南的政局较为稳定，政府也在努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持续推行自由市场改革、完善法制建设，但上述任何一项事业想取得显著成效，都需要持续十几年的投入甚至一代人、几代人的努力。
总体上，全球产业链的多元化布局，可能使得包括越南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暂时从中受益。但是在资金成本长期保持低位背景下，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逻辑，绿色低碳也将成为后发国家赶超的额外约束条件。
种种迹象表明，越南、印度等后发经济体，甚至是全局意义上劳动力密集型、高碳资源密集型的后发经济体，其赶超的历史窗口期有可能将逐渐关闭。这个进程的速度取决于数字化、绿色化生产方式的发展速度。无论如何，与过去半个世纪相比，如今后进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之路一定将更加艰难。
越南的人口红利和便利的优质港口，使得越南发展外向型经济具有优势。但越南处于产业链下游、对外依存度太高、国内基础设施不健全等因素，依然制约着越南的发展潜力。相对自由的资本账户开放，并不厚实的外汇储备，使得越南维持金融稳定的能力也十分有限。
制造业是稳定就业和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压舱石，未来越南是否能够完善本土供应链，降低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是否能够打造出国内自主品牌，降低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是否能够切入高附加值生产环节，降低对低端制造业的依赖，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逐步实现从原材料出口向深度加工产品和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产品出口结构的转移，或是越南制造业的主要挑战。
未来，越南如果想行稳致远，必须要增强本国经济的韧性，提高财政的可持续性，进一步改善经商环境，促进数字化转型。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越南还应该保持对可再生能源的高投资水平，并追求更高的能源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