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春天，对于投资于中国的国际资本而言，喜忧参半。
喜的地方在于，中国经历了去年底突然全面放开疫情管控，然后重开国门，2月份的春节开始报复性的消费，再到“五一”长假的2.7亿人次出游，中国市场强劲的需求，相比于高利率下低迷的国际需求，使各国资本都不由得心动。
忧的地方在于，中国对待外资的态度似乎表里不一。在官方层面，从博鳌论坛到全国“两会”，官方都不忘大力宣扬降低门槛，吸引外资。但实际上，德勤、美光、贝恩、明茨，以及日本的安斯泰来制药等知名外企今年以来密集受到中国政府打压，美国商会也报告称，在华美企日益担心地缘政治争端对在华业务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这样的讨论也不绝于耳，比如在中国最成功的外企之一苹果公司，在印度的产能规模翻倍，并在孟买开设全国第一家苹果店，再加上印度人口此时超越中国，有声音担忧，外资是否分散布局，从中国部分撤离？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外资将在中国经济版图中扮演什么角色？
外资增减之谜
仅从数据层面，国际资本在中国投资的状况，似乎有矛盾之处。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描绘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达到1891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速8%，仅次于2012年，高于有统计以来的其他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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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广交会今年已经恢复线下模式。
同样是官方数据，来自中国外汇管理局则描绘另一番景象——2022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为1903亿美元，显著低于2021年的3340亿美元以及2020年的2531亿美元。按此数据，去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降幅达到43%。
诚然，两个机构的统计口径不同，但中国外汇管理局按照国际收支统计与国际通行口径更接近。比如，在统计直接投资带来的负债时，包含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已分配未汇出利润等项目。
此外，外企似乎在中国利润堪忧。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1-2月份大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872.1亿元，同比大幅下降22.9%。其中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降幅35.7%，下降幅度最大。
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主席华刚林向中国媒体表示，中小美资企业的全球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因此疫情中其中不少已经关闭中国业务；再加上近年严格封控下，无法进入中国实地考察，新进入中国或扩大生产投资的决策都更为困难，少有新企业进入中国。
“外资和外企在中国投资和利润都在下滑，已持续一段时间，使它们持续离开中国。当然有人离开，也有人来，比如马斯克的特斯拉，大规模投资中国市场。这代表西方企业家对于中国市场的理解差异非常大。”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向BBC中文表示，不过，外资和外企依然是中国生产活动的重要观察窗口，其持续离去表明，中国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中国的生产活动及前景并不令人乐观。除非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改变，如更多转向消费，否则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官方声音与现实的矛盾
研究机构荣鼎咨询（Rhodium）近日发布的报告称，作为中国重要贸易伙伴的欧盟在华投资已连降三年，从2018年的104.2亿美元，降至2021年的63亿美元。前九名的欧盟国家加上英国的大型企业对华投资额占其对华投资总额的70%—88%，其中又以德国的四家大企业大众、宝马、戴姆勒，以及化工巨头巴斯夫为重中之重，占欧盟对华投资总额超过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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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大众在中国市场占比日益下降。大众也推出了纯电动车型。
疫情之后，大众、宝马、戴姆勒、巴斯夫这类大型企业似乎代表着外资在中国的不同困境和选择。
最难的可能是大众。大众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汽车企业之一，在上海和长春设立合资工厂，中国市场的销量一度占据大众全球销量的一半。
今年一季度，发生了汽车行业历史性的一刻，比亚迪首次超越了大众，成为了中国最畅销的乘用车品牌。大众在华保持15年的销量冠军，至此告一段落。
背后的原因是市场变迁所致，在能源变革的大趋势下，中国企业借助电动汽车实现弯道超车。
巴斯夫日子好一些，在德国总理肖尔茨访华时，与中国签订百亿欧元的超级大单，在中国全资投建一个综合生产基地。
巴斯夫增资中国的背后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化工作为高耗能行业，在俄乌战争后高昂的能源价格，让巴斯夫在欧洲的生产无利可图；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第二大市场，对巴斯夫而且不得不重视。
宝马则遭遇戏剧化局面。在不久前的上海车展上，刚刚宣布在增强在华投资，就发生了“冰淇凌门”，使其在华声誉大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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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德勤是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很多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审计业务由其承担。
而今年以来，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被重罚，全球三大管理咨询公司贝恩的上海办公室遭到警方突击检查等事件，则更多受到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对峙所影响。
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近期发布的《2023年在美中资企业年度商业调查报告》显示，49%的会员企业认为，相较前一年，他们在中国更“不受欢迎”，该比例在消费行业更高达56%。
外资当前的对华态度可以概括为，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不少已退出中国市场；大型企业依然把中国作为重要的战略市场，然而他们面临更激烈的本土竞争，高涨的民族主义，以及地缘政治张力带来的担忧。
“中国一方面重新大力提倡吸引外资，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法律、法制还是实际执行方面，均出现了对外资的打压，出现这种矛盾情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政治需要’和‘经济需要’彼此存在着矛盾。”陈功表示，从政治需要来看，外资和外企代表着某些对中国的“不健康影响”，甚至有时还会被定义成为“威胁”；从经济需要来看，外资和外企代表着投资、市场、钱，以及工作岗位。这种矛盾仅仅是目前阶段，未来“经济需要”可能会服从于“政治需要”，那时就不会再有矛盾了。
外企的应对
虽然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经过多年锤炼，丰富的产业链和完善的基础设施，都让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然而，地缘政治风险、新冠这样的不可抗力，以及中国政府对外资的态度，都不得不使外资考虑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哪怕要承担更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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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4月18号，印度首家苹果店开幕，苹果CEO库克出席开幕仪式。
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可(Michael Hart)在3月1日的一场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多数美商反应，基于在中国的供应链受到疫情和封控的影响而时有断链，他们为了分散风险，已经开始投资其他国家，建立替代产线。
苹果就是其中之一。苹果2022财年（截至2022年9月底的12个月里）将印度的组装规模提高两倍至年产量货值70亿美元。今年更是在印度孟买开设在印度的第一家门店，而且苹果目前iPhone中的7%在印度生产，而2021财年印度的iPhone产量只占该公司全球产量1%左右。
像苹果公司这样，越来越多的外企开始采取“1+中国”策略，防止潜在的技术禁令和关税壁垒。
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使企业们不得不应对一个紧迫的问题——在全球化框架下，过于依赖单一供应商是巨大的内部风险。为中国找个备胎，以分散风险，变得必要且急迫。
美国和其盟友也在推波助澜——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依靠离岸外包（off-shoring）降低成本，把订单转移到中国等地；疫情来袭后，美国提出近岸外包（near-shoring），以降低供应链的脆弱程度；乌克兰战争和台湾局势恶化后，美国又推出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号召供应链转移到“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
这个过程中，印度可以成为最大赢家，中国或将成为最大输家。
“中国的经济复苏在某种程度上是数据意义上的复苏。”陈功认为，外资和外企正在离开中国，但中国央行大量释出的资本，代替他们的存在，在今天中国GDP总量超过120万亿人民币的时候，外商投资的规模占GDP的比例不可能很高，所以决定中国经济复苏的，不是外资，而是中国央行以及其他资本单位。大量资金持续的注入中国经济体，这是支持中国现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