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家中企弃上海，转往新加坡设总部
该报告称，上海作为跨国企业设立区域总部的吸引力在过去十年间已渐渐褪色，再加上，去年后三季度，因封控政策导致人员旅行流动的受限，使得不少外企员工有长达2年的时间无法回上海返岗，许多人甚至永久撤出上海，这使得新加坡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连高达500家中国公司也于2022年转出上海，而在新加坡注册亚太总部。
该会去年的《商业信心民调》还发现，只有12%的受访欧商会员企业愿意在上海设立总部。
外籍人才流失的问题也严重威胁到欧企的创新力。欧盟商会预估，在中国的德国籍员工社区约有25%的人自上海封城后便撤出中国，而法国和意大利籍员工社区则流失了约20%的人才，包括位于上海多所国际学校的跨国师资去年都出现40%的流动，远高于2021年约30%的流动率及新冠疫情爆发前约15%相对偏低的流动率。
欧盟商会呼吁上海当局重拾上海的国际竞争力，并洋洋洒洒列出八大建议事项，以协助重建上海疫后的经济复苏。
据商会副主席许倍帝（Bettina Schoen-Behanzin）表示，外企占上海经济增长(GDP)的25%，所缴交的税赋占全市的33%，制造的工作机会也占占全市的20%，内外销量和工业产值更分别占全市的66%和30%，是该市经济发展重要的一环。
欧盟商会列八大建议事项
因此，除了松绑防疫措施外，欧盟商会建议上海当局改善营商环境、打造宜居的生活环境以利吸引人来，并为欧洲籍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援助，包括疫后的减税、减租纾困方案，更要解决法規障碍，以利招商引资。
商会报告称，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达45%，远高于香港的17%和新加坡的22%，缺乏竞争力。
欧盟商会也进一步呼吁上海当局消除外商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并推动公平的商业竞争游戏规则，且厉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和智慧财产权的保护，以提升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鼓励外企的创新等等。
中国欧盟商会的主席伍德克(Jörg Wuttke)于建议书的发布记者会上致词表示，中国经济虽在疫情考验下，失去了可预期性、稳定性和经济效率，但光是去年前10个月，就对欧洲出口约5百万个40尺货柜的商品，相当于在中国制造了上千万个工作机会，但相对地，欧洲去年输入中国的货品却只有约150万个40尺货柜，代表中国市场的对欧商的开放程度仍不够。
他还说，欧商每年在中国投资额只有86亿欧元，远低于中国在欧洲约114亿欧元的投资，这是因为中国公司在欧洲可以大肆并购，但欧洲公司却不能在中国进行并购，非常不公平。
伍德克:中欧市场开放程度不对等
伍德克说：“中国有信心、也安于投资开放型经济体，但我们在中国的市场准入却严重受限。”
外媒关切，上海12月松绑防疫措施后，撤出的欧商是否已陆续回流。对此，伍德克和许倍帝皆语带保留。
许倍帝说：“信心受损后，需要时间重建。所以，目前最新的流行语是分散投资和去风险化......企业现在多着眼于风险评估，因此，必须分散投资，过去对中国的投资，可能转往如东南亚国家，须要一点时间重拾信心。”
伍德克也说，现阶段，不管是商业夥伴、竞争者和供应商都处于观望阶段，也在探索亚洲其他城市或上海以外之中国城市的可投资性。
伍德克说:“（中国）市场虽大，但外企关心的是能取得多少商机。”
除了欧商，其他外企，例如台商对中国经济的复苏力道也是有所观望。
位于台北的台湾工业总会大陆组组长黄健群表示，制造业台商的产线迁移不易，又涉及产业链的群聚限制，因此，疫情期间，多数只能苦撑待变，顶多透过转单到其他东南亚产地制造来因应，随着中国松绑防疫措施，目前台商对中国经济和内需消费前景的期待已略为提高。
中国前景 台商也观望
不过，台商服务业受创较深，例如食品业或连锁加盟店，因中国封控的影响生意，已大多撤出中国的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市场，但今年会不会重返中国，多数仍在观望。
黄健群告诉美国之音：“即便它(中国)的储蓄率高，但是中国因为对于景气前景未明，大家的消费力道是不是可以刺激出来，大家是持比较保留的态度，还在观察。”
对于欧盟商会的建议书，金融学者李楠说，上海去年历经防疫的不确定性和供应链的冲击，外商总部移往新加坡的决策可以理解，但上海的城市管理已领先其他中国城市，随着防疫松绑和疫情风险下降，未来当局只要能重建市场信心，消除所有不确定风险，并制定合理、公平和透明的市场规则，就能挽回投资和消费信心，让经济的复苏可以持续回到正轨。只不过，她也不讳言，上海经济短期内不可能迅速反弹，因为，企业若倒闭后，重新筹备开业的时间至少也要半年到一年。
至于撤出中国的外商还会不会回流，她乐观以待。
李楠告诉美国之音:“我倒不觉得，2022年的这个流出会形成一个持续的、长久的流出，只要我们的市场环境有改善的话，我不判断会有一个长期的流出。原因就是，现在在中国已经建立起了非常成套的，无论是从基础设施而言，还是从我们的人力资本的储备而言，我们是具有一个全光谱的供应链。”
她说，中国的供应链完整，就连美商苹果电脑历经疫情和美中科技战都还将九成的产线留在中国，这就代表其他国家还难以取代中国的制造能力。
专家吁中国政府 搭建中小企业融资平台
尤其为了提高中国劳动人力的韧性，上海周边的昆山地区还有网络人力服务公司，帮工厂管理庞大普工的招聘和管理，这些工人具高度流动性，有订单才去工厂工作，一方面让工厂免去长期维护人工的成本，一方面人力公司居中谋合，也提供薪资借贷，让工人可以按周支薪，免于月光族的窘困，展现中国制造的弹性和优势。
至于中小企业在疫后“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李楠说，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这些年来一直要求银行加大普惠贷款的力度，亦即“两增一降”措施，包括增加贷款规模和占比，并降息，以协助中小企业度过难关。不过，中小企业的借贷风险较高，不应推给银行承担或解决，因此，李楠建议中国政府仿效美国的中小企业局和新加坡的企业局，搭建中小企业和投资方的融资匹配平台，让包括银行、风投和私募基金等投资方可以接触到中小企业主的融资需求，政府只要居中提供培训，协助中小企业主做好金融安排、风险防范和信息揭露等工作，以便投资方的融资评估。
她说，这样的平台让各方风险共担，比起政府提供补贴或资助，片面承担风险，来得合理，而且这个平台还可以扩大保险业的参与，提供中小企业主灾难保险，以安度风灾或疫情等天灾的经营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