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的改革与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近40年的高速增长，壮大了中国国力，也助长了习近平政权的大国复兴梦想。40年后，一场新冠疫情让中国重新对世界关起大门，也让世界更真切地意识到各自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但一意孤行的新冠清零措施更让中国经济付出了代价。如果说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曾期盼中国重新开启国门的话，邓小平时代一度在中国打破的意识形态禁锢似乎已卷土重来，解除疫情封控措施的中国也面对一个中美全面战略竞争背景下，地缘政治格局重组中的世界。一些分析人士对中国是否还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产生了疑问。目前在巴黎政治学院国际事务学院任教的经济学者Hubert Testard此前曾多年在法国驻日本、中国、韩国等国大使馆担任经济参赞，对亚洲经济颇有研究。他也曾参与欧洲贸易政策的制定。他接受本台采访，介绍了他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观察与分析。
中国经济超过美国仍有可能
Hubert Testard先生(以下简写H.T.)认为，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年代虽然已成过去，但追赶型增长仍有空间，中国仍有可能在未来15到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他说：
H.T.: 讨论发展问题的时候，不能忽略一个概念，那就是追赶性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总有一个时间点，经济达到追赶极限，基本上追随全球增长的平均值，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日本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
问题是这个时间点在那里？ 纵观最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会发现，这种情况发生在财富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日本经济在其国民生产总值规模，以购买力平价对比，大概达到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60%的时候，追赶增长停止了。韩国更低些，在40%左右。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某个时段不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中国目前是什么情况呢？中国目前国民生产总值，以购买力平价对比，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重要水平，但与美国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基于这样的分析，有些经济学者认为，中国在未来15到20年，还有很大追赶增长的空间
第二个要考虑的要素是中国既不是韩国，也不是日本，而是一个大陆。在其内部，有像北京、像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但也有发展很慢的地区，这些地区还有很大的追赶空间 。比如甘肃，那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是北京的五分之一。 所以分析中国的时候，不能完全按照我们分析日本、韩国这种大小的国家那样去推理。
这样看的话，我认为中国应该还有大概15年左右的追赶增长空间。
但中国是否会因此超过美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我并不是说这会在2030年实现，而是说未来15年左右，这有可能发生。
掣肘因素：人口、城市化、消费……
法广：但是，中国经济成长速度放缓也是不争的事实。Testard 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追赶增长有很多掣肘因素：
H.T.: 有一系列掣肘因素导致中国经济不再像过去那样快速增长。首先是人口要素，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人口形势走到一个重要拐点，而且转变速度非常快。这对经济增长有很大影响。
城市化也是一个掣肘因素。城市化建设曾长期支持了中国经济增长，但现在进入一个减速阶段，更何况房地产业现在情况很糟。 中国当前房地产业萧条，其原因与房地产业的巨额债务有关，这也反映着中国整体严重债务问题。就是说，一方面城市人口扩大，城市化建设潜力不再如此前那样强劲，另一方面又有债务问题。多种因素组合，使得城市化不会是未来几年重要的发展动力
第三个掣肘因素是消费。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仍然不足，近期虽有小幅增长，但还不够。就是说在其它国家曾发挥重要作用的消费，难以在中国形成动力。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一些其它掣肘要素，比如不平等现象在中国非常严重，这影响着中产阶级的发展，也就影响着消费水平提高。
在消除不平等方面，中国的税收改革，说的多，做得少。
法广：但中国经济也有一些重要的反弹动力
H.T.: 中国不仅从财富的角度说，还有追赶增长的空间，而且中国企业家的活力非常了不起，非常与众不同；他们开创出新的经济模式。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中国实体经济中，而且也反映在数字经济中。如今在数字领域实力超群的两个领跑者，是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领域，中国不是在追赶，而是已经遥遥领先，有巨大的创新能力。
中国的另一个强项是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中国的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努力水平已经相当高，已经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就是说，企业家的活力和科研能力是中国可以继续发展的两大因素 。
全球产业链重组尚未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法广：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出疫情冲击，迈向复苏。但习近平任下雄心勃勃的中华复兴梦也正面对国际政治格局重新洗牌。疫情的冲击，中美间的战略竞争都在推动全球产业链重组。Testard 先生认为，西方国家开始尝试减少对中国依赖，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已经大幅降低。
H.T.:其实最近十年，在国际贸易往来中，中国对外依赖性已经大幅降低。2010年代，出口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是36%，如今则只有18%，就是说，中国对出口的依赖降低了一半。临近的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都高于中国。就是说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非常重要的转变，越来越地集中于内部市场。这与国家的财富增长有关，中国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大，国内市场开始成为主导。
这就使得中国对外部需求的高低起伏不再那么敏感，并不是说中国不受国际需求影响，而是说，如果观察中国对外贸易情况，很难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最近几个月似乎正在发生，但现在评判中国出口出现停顿还太早。
全球确实在重新洗牌，西方很多国家谋求分散市场，亚洲也有国家这么想。这样的个案很多，比如苹果的iPhone 手机现在越来越多地转往印度生产，在中国则越来越少。但单从宏观经济角度看，这种趋势尚没有形成重大影响。比较而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优势，整体上依然很大。
您提到科技战，中美之间的确展开了一场科技战，这将形成阻碍。它未必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但会阻碍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追赶速度。就以半导体业为例，最先进芯片的生产都在台湾，或在美国，中国对外依赖度很高。但是，反过来看，中国的半导体工业其实运作良好，而且仍然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 。所以，不是说中国半导体工业将停止增长，但中国政府想在2035年在多个领域成为领头人的目标很可能受到影响，实现这个目标将会很难。
就是说，一些国家的确是努力分散市场，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会涉及一些敏感技术或被欧美国家看作是有战略意义的产品。但整体而言，在一系列常用产品生产领域，世界上还很难有国家可以取代中国。确实有些生产线转往越南、孟加拉或东盟国家，但整体影响仍然有限。
中国仍然在世界有其特殊的地位，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因此尽管中国增长不会像过去那么快，但还是会继续增长，世界因此仍然有必要保留进入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可能在某些领域努力减少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依赖，但出口方面则不同，所有国家都努力维持甚至扩大在中国的市场。
对经济越来越多的控制会阻碍经济增长
法广：中国政府一度为避免房地产泡沫，开始收紧房企融资规定后，又在危机面前，重新放松政策。一度强力收紧对高科技企业，尤其是对高科技龙头企业控制之后，又重新鼓励这些企业继续发展……政策措施好像时常出尔反尔。这是否也影响企业家信心呢？
H.T.: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政策不是变化无常，而是其实有一种连贯性，它表现在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欲望。这种控制欲望曾经有所收敛，但如今正明显加强。自习近平上台十年来，中国已经不再有很多可以对政府、对中共的控制经济的欲望形成制衡的力量。
这是个大问题。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在控制与开放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而且开放幅度相当大，既对内开放，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对外开放，鼓励外国投资。但如今控制变成了主旋律。比如，我们看到在所有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科技企业的领导层中也要有党的代表，而这些科技企业是私营企业……
有一些很有意义的研究还显示，中国的四分之三的债务来自公营企业，就是说中国大部分资金都涌向了这些公营企业，而这些企业的投资效益却明显不如私营企业。
我认为，中国对经济越来越多的控制有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因为它限制了经济活力。我们只能希望，中国政府在某个时段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开放与控制之间，重新找到一种平衡。
法广：中国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即将举行，国务院新班子将正式亮相。您是否看到哪些迹象，显示新团队会在控制与开放之间做出调整？
H.T.: 就目前而言，老实讲，我们没看出来。中国的防疫政策出现彻底翻转，但这也是因为国家已经陷入危机，不仅民间怨声载道，而且经济危机也同时显现。政府这才一夜间改弦更张。但是 我认为这并不改变实质，比如政府对科技企业的控制仍然越来越多，这表明政府完全没有改变目标。我没看出优先国营企业的政策有什么调整。但对外，我们看到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比如在外国投资方面，这种开放尤其反映在金融领域，政府试图比过去更多地向外国投资人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这个领域，有一些积极的迹象，有一种想要优化环境的意向：既继续控制，又更多地开放。但在中国国内，我还没看到什么明确的改变迹象。
还有一个议题，就是不平等现象。政府经常说要解决不平等问题，于是有了“共同富裕”这个口号，但是税收改革却并没有什么推进。尤其是地产税。十年前提出的地产税改革方案，始终没有落实。没有地产税改革，就无法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进行改革，也就因此始终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