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同事从老家回上海，给刘京华捎来两把仙女棒。她和老公带着7岁的女儿吉吉一起开车去江边，久违地放了一次烟花。这也是吉吉第一次看到“能自己放的烟花”。
自2016年《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条例（修订草案）》实施以来，上海内环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虽然刘京华家在上海外环，并没有完全禁放烟花爆竹，但烟花限购政策下，外环9个区只有9个销售点，且只售卖鞭炮、高升等产品，并没有刘京华童年记忆中那些五花八门的烟花品类。
同样是2016年，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正式开始营业。
2017年，两岁的吉吉躺在婴儿车里，在迪士尼城堡前看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场烟花秀：华美、优雅，但遥不可及。
与之相比，仙女棒星星点点的火光稍显微弱，但吉吉却很喜欢。或许能握在自己手里的烟花，有着特殊的魔力。元旦还没过，吉吉就问刘京华：
新年还会不会放烟花？
这一问倒难住了刘京华。她拿手机简单搜索了一下，才发现这几年还在放烟花的上海人，大多都要驱车几十公里，前往江苏跨省购买烟花。
在考虑了昆山、启东等好几个烟花批发厂之后，她最终选择了位于常熟的宏康烟花厂。过去一年，靠着抖音和小红书引流，宏康烟花厂已经晋升为包邮区的网红烟花厂。
逼近春节，厂区门口每天从七点开始就排起了长龙。
（来源：抖音@今日江南）
来这里排队的顾客大部分来自江苏、上海。很多人都和刘京华一家一样，为了买烟花驱车一两个小时、排队两个小时起步，来回一趟要耗掉一整个白天。
虽然名曰“烟花厂”，但宏康的烟花售价并不便宜，很多品类和零售点的售价不相上下。比如网红烟花“加特林”，一年前宏康售卖的单价是60元，如今已经涨到120元，且需要消费达到1000元以上，才能限购2支。
排到刘京华的时候，很多网红品类已经售罄，但她还是林林总总买了小一千的烟花：“排了这么久的队，人那么多，感觉有一种不买就亏了的氛围。”
但这也不完全是冲动消费。刚从新冠恢复没多久的刘京华觉得，疫情政策放开后的第一个春节，得过得有声有色一些。而烟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今年和刘京华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少。原因之一，是部分地区烟花爆竹燃放政策的松动：比如大连规定除夕当天市民可以不限时燃放烟花；在山东东营、滨州两地在部分区域和个别时间段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政策改变和节庆情绪的推动下，今年年底烟花行业格外红火。而宏康这样的网红批发点只是烟花行业忙碌的冰山一角。
“花”开浏阳
如果刘京华随便拿起家里的一盒烟花，细看它的包装盒，就会发现，自己跨省拉回来的一车烟花，产地并不在江苏常熟。
所谓的“烟花厂”实际上只是个经销商，这些烟花的真正源头，在湖南浏阳。
浏阳位于湖南东部，毗邻江西。这里是中国花炮产业最集中的区域：浏阳与同处湘赣交界处的醴陵、上栗并称为中国花炮产业的金三角。这里的山地富含硫矿，是制作火硝的重要原料。
包括浏阳在内，湘赣边界这几个以花炮产业为生的县城里，都流传着花炮祖师——李畋的传说。人们相信是李畋在唐朝发明了爆竹。经后人继承，花炮业才在宋朝逐渐成熟壮大。
关于李畋的传说很难找到可靠的史料依据，但上栗、浏阳、醴陵都争相认领李畋的祖籍：三地分别建有李畋公园、李畋墓和李畋庙，且在本地各落成了一座李畋铜像。
花炮金三角认领祖师爷之争，从侧面反映了花炮产业对它们的重要性。抛开史料，仅从数据上看，这三个县城中，浏阳的花炮产业，是目前发展得最为成熟的：
2021年，浏阳的烟花产值达到262亿元，出口总额占全国总量的60%以上，内销总额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
也就是说，在中国，每点燃两个花炮，就有一个来自浏阳。
浏阳的花炮产业始于唐、兴于宋，到了清光绪年间，农闲时从事花炮生产的浏阳人已有30余万，最高年产达25万箱，并且有大量花炮被运到港澳出口、远销南洋。
但浏阳花炮现代意义上的兴盛期，还要从改革开放算起。
阳花炮非遗传承人、湖南庆泰花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蔚德回忆起童年时，总是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花炮味：从小，他就跟着父辈做鞭炮，学着插引线、扯花炮筒子。
到了十四岁，他和身边很多年轻人一样，选择进入花炮厂做工，一干就是二十年，直到1986年创立自己的鞭炮厂，成为彼时浏阳两万多家花炮企业的老板之一。
禁放的重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浏阳的花炮企业虽然遍地开花，但大多属于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农闲时，全家老小都在家里制作烟花爆竹，没有统一的生产标准，也罕见有效的安全措施。
（早期的花炮作坊 来源：凤凰网）
安全隐患是一把悬在浏阳花炮产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1998 年起，浏阳市政府取缔了上万家非法生产的手工作坊，花炮产业经过多轮整合提升，开始从作坊式运营转为集团式发展。
与此同时，一个即将改写中国花炮产业的变化，正在全国各地悄然发生：1992年，出于对燃放安全和空气质量的考虑，广州首开禁放之河；1993年，北京也跟随其后。由此开启了绵延之后十余年、触达三百多个中国城市的烟花爆竹禁限放政策。
2013年后，全国范围内的烟花爆竹禁限放，给了浏阳的花炮产业一记重击。
浏阳目前仅有443家烟花爆竹企业，自2015年之后每年新增注册企业则呈现断崖式下跌。
曾经为北京奥运会提供烟花、被称为“烟花第一股”的熊猫烟花，2009年在北京全市总销量60万箱，但到了2019年，这个数字跌落至2.3万箱。
烟花业务遇冷，公司转型做起了互联网金融，连名字也改成了“熊猫金控”，但P2P频频暴雷，熊猫金控最终也难能幸免。2022年11月，公司称其实际控制人赵伟平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经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熊猫烟花的陨落常常被用来佐证花炮行业的式微。但这并非花炮行业的全貌。
如果仅看总体内销体量，2013年后的花炮行业，确实大不如从前火热。但与此同时，一部分花炮企业已经通过早早转型，在行业瓶颈期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专业燃放。
做专业，做出海
回看专业燃放在中国的发展历程，2008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由艺术家蔡国强带领团队设计的“大脚印”烟花表演，给全世界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完成这场烟花表演的关键之一，是一套在当时最为前沿的数字点火系统。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大脚板”烟花，来源：视频截图）
而在此之前，烟花燃放是一项纯人工的手艺活。对于银达利烟花的董事长张秋明而言，人工烟花燃放的记忆可以追溯到1984年：
国庆35周年庆典前夕，他开着一辆东风牌汽车，拖着八千多发礼花弹和组合烟花驶向安徽，并在此完成了他生平第一次全盘操作的烟花燃放。
这次手工点火持续了近60分钟。当张秋明将最后一发礼花弹顺利送上天空，他整个人瘫倒在了田里。
从作坊学徒一路摸爬滚打、直到1996年创立自己的花炮公司，张秋明记忆中的烟花燃放就是“点火放炮，安全热闹。关注的是设备问题，比如点燃了没有，全部打上去了没有？没有什么艺术性。”
在接受湖南卫视的采访时，张秋明说，他第一次意识到烟花燃放远不止于“把烟花放到天上”这么简单的，是2006年浏阳国际花炮节上，他观赏到的法国焰火作品《美人鱼》：原来烟花燃放可以结合灯光、音乐的编排，成为一种全新的表演形式。
这场焰火表演，似乎对张秋明一直以来关于花炮品牌化的迷思做出了解答：“大家知道浏阳烟花，但会知道具体是谁手上做的吗？大家不会关心。大家记住的是那些台上的人。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我不能成为那个即赚钱又出名的人呢？”
2009年，数字点火系统在国内普及。张秋明的团队也开始正式从花炮的生产销售转型专业燃放，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做专业燃放的烟花人。
就在前一年，张秋明的女儿张扬，也从大学毕业，加入了父亲的团队。但和父亲相比，张扬站在了完全不同的起点上：她在职业生涯之初，就参与了长沙橘子洲音乐烟花的筹办。
2010年开始，长沙市政府定期在橘子洲举办焰火表演。每周一场20分钟的音乐烟花秀，用张杨的话说：就此“打开了专业燃放在中国的局面”。
张杨告诉DT财经：“橘子洲周末烟花登场之前，大多数人放烟花的理解就是，我能够把它放上去就ok了。这个烟花放得好不好，衡量标准是用的产品多不多、产品的规格大不大，是通过这些很客观的数字去评价的。但是有了橘子洲周末烟花的这个舞台以后，大家就开始在文化创意、情绪表达以及产品定制上深耕了。”
2013年，“一带一路”的外交战略伊始。于是，就在禁限放令几乎覆盖全国、许多浏阳花炮企业开始减少内销产量时，中国的专业燃放团队开始频繁出海。
英语专业的张杨，也得到了更多前往世界各地交流学习的机会。她印象中最为深刻的，是2014年参与的纽约新春焰火表演。
曾经，浏阳烟花只作为产品出口海外（浏阳河边常年有手握产品清单的欧美买家实地选品），就算是参与燃放，“最多输送几个操作技术员，但在设计编排、文化创意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但2014年，张杨的团队主导了整个表演的创意，从音乐编排到烟花选品，都由中国团队亲自操刀。
（2014年纽约新春焰火来源：银达利烟花）
那年冬天的纽约正遇大寒，张扬的团队在零下20摄氏度的户外环境中，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持续作业。但表演结束后，观众的反馈，尤其是当地华人的认同，让张杨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
这几年的海外经历，让张杨更确信：“中国目前的烟花燃放技术已经能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技术的提升，自然促进了产业发展。2021年，浏阳焰火企业累计燃放文旅焰火1600多场次，总金额约3亿元，占全国文旅市场85%的份额。成绩虽好，但专业燃放所能占到的产业体量，始终有限。
张杨估计，在浏阳，持有专业燃放操作员证的技术人员，只有7000-8000人。按照一场烟花燃放30个技工的标准算，同时期能完成的烟花表演只有200多场。而这些项目中，上百万的只在少数。
文旅烟花的3亿元市场，在总金额接近300亿元的浏阳花炮产业中，只是沧海一粟。
网红烟花的诞生
中国花炮产业的大头，仍然在满足个人燃放需求的消费类烟花。
2021年，浏阳的烟花产值达到262亿元，同比增长28.9%，就业人员达30万。
在禁限放令的推动下，浏阳烟花人一直在寻找着更安全、更环保的烟花品类。“微烟”“无硫”“少尘”，这些关键词已经成了近几年浏阳烟花生产的主旋律。
而短视频的兴起，让这些新品类找到了更大的受众群体：烟花的色彩和光火，自带视觉刺激，尤其适合短视频的传播方式。一种新的职业也应运而生，那就是“烟花博主”。
云哥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抖音上运营的账号@烟花之乡云哥 有85.6万粉丝，在垂直做烟花内容的账号中，处在较为头部的位置。
云哥是土生土长的浏阳本地人。早十几年，他和大多数浏阳人一样，在小作坊里从事花炮生产的工作。他告诉DT财经：“我们这种生产没有计划性，觉得今年好卖就去做，但到了年底不一定好卖。管理也有一定问题，没赚到多少钱。”
2016年前后，云哥开始慢慢转行做自媒体，并合伙创立了烟花爱好者工作室。
云哥的视频内容，主要包括烟花新品介绍，和燃放安全知识普及。和普通的短视频博主不同，烟花博主的变现途径更有限：网购烟花爆竹是违法行为，烟花博主不能直接带货，只能接到一些烟花厂的推广合作，为它们间接引流。
和云哥这样的“个体户”烟花博主同台竞技的，还有浏阳许多颇具规模的烟花企业。
他们都看到了短视频的巨大潜力，不仅成立专门的传播部、高薪聘请营销专家强推烟花品类；在产品研发上，也把“互动性强、适合拍短视频”的考虑放在首位，并由此在2019年推出了“城市烟花”系列。
“这个系列是能够在城市里放的小型冷光烟花，但还是会受到禁放限制。初衷是想吸引到年轻人来放烟花。因为禁限放，现在的90后和00后之间有一个断带，他们可能不太有放烟花的习惯。”云哥说，这几年在短视频上最火的烟花产品，几乎都属于“城市烟花”。
比如机枪造型的“加特林”，是近年来互联网上的顶流烟花。机枪造型的加特林，一支能喷射 600 多发烟花吐珠，好几支绑在一起，点燃时仿佛连珠炮。新冠来袭时，短视频平台上盛行#用烟花爆竹驱赶疫情#，而火力十足的加特林恰好为这种情绪提供了出口。
（来源：抖音@浏阳日报）
除了“加特林”开炮，还有“水母”升天、“孔雀”开屏，这些听到名字就能形象联想的网红烟花，正是近几年浏阳花炮产业的救市利器。
作为最早推出“城市烟花”的企业家之一，银洋烟花的董事长在2022年走访湖南各地时，发现了一个另他感到欣喜的变化：
有很多经销商的仓库不再只在年底囤货，而是随时保持在“饱满”的状态：“存放的都是城市烟花产品，这直接将烟花消费变成了日常消费，打破行业固有的‘年产季销’的市场结构。”
花炮从业者的愿景固然美好，但烟花爆竹燃放规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习惯改变的上限。据DT财经不完全统计，目前大多数城市仍然处在全域禁放的状态，今年出现的部分政策松动，也多仅限于春节期间。
写在最后
禁限放以来，每年春节都有怀念烟花的声音。但今年的呼声尤其高。
在知乎“为什么有些人呼吁放开燃放烟花爆竹？”的问题下，有1419个回答——
@平老虎 说：“在郁闷的一年终于过去，很多人终于能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之后，看着震撼的烟花在自己眼前的黑夜炸裂，震耳欲聋，同时飘来硝烟的味道，那种感觉不是在100寸的电视上看一百场跨年晚会上比这壮观一万倍的焰火能替代的。”
@这就不科学 的解释是：“因为它真的很绚烂，很漂亮。当烟花在夜空中，炸开的那一刻，真的很有喜庆的感觉。我想几百年前的古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才选定了烟花爆竹作为春节的庆祝。”
不过事实上，中国人最早在春节放爆竹，并不是一个审美选择。
据《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所以过年放烟花爆竹的习俗，实际上起源于一个非常实用的目的：驱鬼、辟邪。
在疫情政策陆续放开、新冠毒株持续占据头条、各地医疗资源不断透支的这个春节，我们对烟花的怀念似乎呼应了古老的习俗：
我们对未知的忧虑伴随着新年的喜悦，如果能在烟花爆竹中掷地有声地炸裂，或许，才会迸射出重新出发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