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加注文字，疫情期间，中国出口先受冲击，再攀高峰，又落谷底，经历“过山车”。
12月15日至16日，中国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每年12月底的这次会议透露来年经济政策基调，包括财政、货币，乃至对房地产、互联网、汽车等重要行业的最新动向，因而备受市场瞩目。
这次会议还有两个特殊背景：10月中共“二十大”后新浮现的四位政治局常委（李强、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明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上将确认中国新一届经济主官，因而此次是新老交棒的会议；11月底，中国突然放开严格的防疫管控，为当前深陷泥沼的经济带来希望，明年经济将面临全新的环境。
这次会议给予“稳增长”最高优先级，改变“稳就业”排在第一的情况，并且没有再提“清零”，而称“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此外还增加了“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的说法，多位经济学家认为，这意味着明年会有更大规模刺激经济复苏。
就具体行业而言，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和养老服务被特别提及，以提振内需；支持平台企业发展也备受讨论。这四个行业中，房地产和平台企业（阿里巴巴、腾讯、美团等）在过去几年受到严厉监管和经济恶化的双重挤压，分析人士预计它们有望在2023年“喘口气”。
中国经济究竟怎么样？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李庄镇某体育绳网生产企业车间内，工人正在加快生产体育绳网订单。
会议给出的官方判断是——“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
从数据上看，中国经济在疫情中走了个“过山车”，目前正处于低谷。
疫情刚开始中国经济受到重创，但很快受到控制。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使供应链在疫情期间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同时中国政府将营商和信贷政策向制造业倾斜，填补产业链中的弱项和短板，以图保持并提高制造业水平。这些原因使跨国企业们做出最符合利益的决策——让订单回到已经全面复工的中国。换言之，由于当时中国的供给能力要远高于国外，出口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
于是2020年下半年，中国外贸止跌转涨，甚至在2020年12月以美元计价中国出口同比增长18.1%，远超预期。在如此高增长的基础上，2021年中国外贸继续高歌猛进——全年出口21.73万亿元，增长21.2%。至此，中国贸易规模已连续6个季度正增长，在全球的占比甚至达到历史峰值。
今年初，发生第二次反转，奥密克戎袭击中国，大中小城市封城此起彼伏，不同于疫情之初的“短痛”，2022年中国经济一场场“阵痛”，绵延全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几乎停滞，全年估计增长3%，不及5.5%的目标。
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在经历29个月的增长后，首次出现萎缩；11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615亿元，同比下降达到5.9%。思睿投资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洪灏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内部和外部的需求在同步消退。
经济学人智库（EIU）经济分析师徐天辰向BBC中文表示，经济复苏首先依赖于中国的重新开放。如果能平顺地过渡到“与病毒共存”肯定会增强市场信心、支出和投资，但这还不是一个确定性事件。支持性政策可以为经济注入进一步的动力，但不太可能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
“中国的官员们显然非常担心财政可持续性，因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一词在会议声明中不同寻常地出现了三次。我注意到他们在文件中删除了‘减税’的提法，这进一步表明他们不希望将政府财政绷得太紧。”徐天辰表示。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到了2022年底，防疫政策放开后，如何复苏？（图为一名女子在市场上挑选传统的红灯笼，为在农历新年期间装饰自己的家做准备）。
刺激内需与扩大收入
经济学家中流传一则老笑话——“只要教会一只鹦鹉说‘供给’和‘需求’，它也能称为经济学家。”
疫情之初，中国经济面临罕见的“供给”和“需求”两侧同时冰冻的情况。供给一端，工厂停工停产，货物停运；需求一端，老百姓足不出户，不再逛街、聚餐、旅游和看电影。
从2020年二季度到2021年底，“供给”和“需求”都得到恢复，其中“需求”恢复得慢一些，老百姓面对不确定性还在谨慎消费；而“供给侧”的工厂们，依托海外的订单，甚至超过疫情前，从自行车、健身器械，到电子产品，开足马力地生产和出口。
到了2022年，中国再次面临“供给”和“需求”同时陷入困境的局面。供给一端，欧美逐步解封，订单回流到其他制造中心，美联储加息抑制了外部需求，再加上防疫政策打断生产和运输，中国企业们同时抱怨“订单减半”和“供应链噩梦”；需求一端受挫更直接，此起彼伏的封城和收入减少，让居民要么减少额外消费，要么封在家中无处花钱。
到了2022年底，防疫政策放开后，如何复苏？上述中央经济工作会，在安排2023年的经济工作时，把“扩大内需”排到第一位，并强调“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提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具体而言，就是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这么做似乎顺理成章，在海外订单减少的情况下，刺激国内消费，不仅提振需求，可以拉动供给侧的恢复。
图像来源，GETTY IMAGE
图像加注文字，12月6日，防疫政策突然放开，北京一家空荡餐馆里只有一位客人用餐。
不过，中国经济学家任泽平提醒，消费受消费能力、消费意愿以及消费场景等因素的影响，消费恢复缓慢一定程度受制于居民收入和就业，当前就业仍然存在结构性问题。
中国11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相比10月份继续上涨，其中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还处在两位数的高位。基于此，任泽平建议政府发放消费券，有利于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帮助部分困难群众度过暂时性困难，提振民众信心，资金来源可以通过特别国债。
值得一提的是，12月14日中国公布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称，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内需拉动作用。
中国东邻日本曾制定过类似计划，即1961到197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同的是，该计划将经济发展目标锚定在“国民收入”这一个指标上；相似的是，收入倍增后可以大幅释放国内需求，为经济增长带来澎湃动力。这一计划取得巨大成功，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哪些行业可能受益？
徐天辰称，“会议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对于促进消费的执着，以及在对科技公司具有破坏性的监管中有所回缩。这种支持增长的立场，以及扭转一些早期政策，清晰地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对‘清零’政策所带来的经济伤痕的担忧。”
在“扩大国内需求”一项中，会议通稿中只点名了三个行业：“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
其中，新能源汽车是“中国制造2025”选取的10个领域中发展最显著的行业之一——通过补贴等方式，10年间销量从1.2万辆到352万辆。中国希望在汽车行业巨变过程中，从德美日的跟随者，实现弯道超车，变为领跑者。经济学人智库（EIU）分析师阿鲁希·科泰查（Arushi Kotecha）表示，电动汽车对经济增长仍然至关重要，一部分原因是它在能源转型中的意义和关键作用；此外，电动车是一个经济体中高附加值的部分，因为它不仅包括锂离子电池的和半导体领域的最新技术，还包括车辆辅助驾驶零部件行业（比如激光雷达）。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2020年，上海车展上的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养老服务背后则是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老龄化”，中国出生率在疫情三年中一降再降，让“独生子女”一代面临巨大压力。而传统上中国老人偏向居家养老，使养老机构和服务都发育不足。
然而相比于前两者，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重要程度要大得多。房地产上游有建材、化工、钢铁、工程机械，下游家电、家具、装修等，涉及行业多，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关键。但在2020年，中国对重点房企融资提出“三道红线”，对金融机构提出房地产贷款限制，几个月内，高杠杆运作的100多家房地产企业，相继出现债券违约，资金链断裂，甚至倒闭，"烂尾楼"成批出现。到了2022年，数百个楼盘的购房者在网上联署声明，宣布“烂尾楼”若不复工，将不再缴纳贷款。
在经济低迷之中，“烂尾楼”的困局之下，中国政府政策不断转向，放开越来越多对楼市的限制。12月15日，中国副总理刘鹤称，“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针对当前出现的下行风险，我们已出台一些政策，正在考虑新的举措，努力改善行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引导市场预期和信心回暖。”
但亚洲开发银行（ADB）首席经济学家朴之水（Albert Park）认为，中国政府和房地产的关系还未根本改变——政府高价出售土地，以获得财政收入，资助公共投资。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改革，为地方政府提供其他的收入来源，使他们能够与房地产行业保持一定距离。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烂尾楼”成了中国地产大时代的悲剧注脚。
过去几年与房地产企业命运相似的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几乎没有预兆，2020到2021年，针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调查，颇为戏剧性地拉开大幕——马云在公开演讲中对金融监管者“开炮”，随即蚂蚁金服在上市前夕被叫停；滴滴“先斩后奏”赴美上市，一周内就被审查、下架，不到半年即遭退市；此外，阿里收到182亿巨额罚单，腾讯被停发游戏版号。此后《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蚂蚁金服上市是习近平亲自叫停的；再有《金融时报》报道称，马云已经移居日本达半年。舆论由此担心，中国经济是否开始“国进民退”？
此次会议通稿一方面称，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另一方面称，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以及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两个毫不动摇”指的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强调从舆论上反击计划经济言论，保护民营企业”，而这种方向性的变化，其实比具体的某个行业政策影响要深远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