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当时间线推进到2022年的年底，一两年时间里中美热战的危机风险算是基本解除了，但这并不代表着外部安全威胁的解除。
因为在热战风险短期清零之下，中美之间另一个层面上的战争已经开始，这场战争由美国开启并将其扩大化已经发展到事关国家发展前途的程度，这就是中美之间的“产业链竞争之战”。
“产业战”是一个比“贸易战”更进一步的概念，也可以说是贸易战升级之后的结果，它更加强调中美两国在经贸关系受到破坏，以及中国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两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
与贸易战不同的点在于，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关税增加收入，以及服务于国内的政治斗争，并取得一些美国企业家的支持。
而产业战的目的，是为了在尽可能地减少在产业链上对中国的依赖，通过政策手段打压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从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重建美国对华技术优势，乃至于建立起对中国发动战争所需要的前置条件。
从这个角度看，中美产业战这个问题的严肃性是不亚于中美热战的，只不过是当下美国并没有发动热战并取得胜利的决心。
因此通过军事力量上的存量优势发动产业战，美国发动产业战的前提，是他们现在拥有军力优势，可以肆无忌惮地破坏国际贸易的秩序，阻碍中国企业出海发展。
而他们发动产业战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国家力量的优势，建立军事力量的优势，最终的目的其实仍然是服务于军事目标的，同样是生死存亡的。
这个世界上真正在产业链上能做到独立自主的国家其实很少，除了中国以外找不出第二个，哪怕是美国，他们的产业链也是独立自主的，美国市场的产业链需求相当程度上也是依靠国际贸易来满足。
只不过美国比较强势的一个方面在于，他们并不需要担心其他国家通过产业链卡他们脖子，就算真的有这样的国家，他们也完全可以用军队上门推销自由贸易，所以在冷战结束后单极格局的时代，美国是信奉“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
而中国显然并非处于这样一个有利的位置，我们没有能力保证别人不得不卖给我们东西，至少在过去没有这种能力，因此中国要寻求产业链上的绝对安全，建立完善的全产业链并维持其运行。
在过去十年中国的这套模式没有面临什么困难与阻碍，这是因为过去的世界是一个总体上自由贸易的世界，各个国家之间虽然也有各自的一些贸易保护政策，但总体而言市场较开放。
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自从特朗普打响贸易战之后，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台了越来越多的贸易限制政策。
有针对中国的，在和平时期作出的贸易限制政策，他们禁止华为代表的一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入他们的市场。也有对身处战争国家的贸易限制政策，对俄罗斯的那近万条制裁令。
学者们将这种现状称为“逆全球化”，这给中国维持全产业链的战略带来了一些困难。
最近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拜登在面对深重国内危机的情况下对中国释放了比较大的善意，再次重提了一系列承诺，包括“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国关系对抗中国”、“不支持台独”。
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种承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美国在实际行动上他就是触犯了以上4条的，但即使如此，这番表态还是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一丝缓和。
至少市场反应如此，在拜登表态后中美两国的股市应声大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随即就略微提高了对中美两国的GDP增速预期。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美两国在产业链层面的竞争、在经济与贸易层面的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
因为拜登上台后的将近两年时间，美国出台的关于限制中美两国贸易的政策清单越来越长，而美国国会通过的“芯片法案”与“基建法案”正迅速地将他们认为的一些重要领域间中美的学术与商业交流分隔开来。
而中国并不是印度，我们可没有印度那种不自量力的本事，印度落后于世界，他们不在乎，但中国人接受不了。
产业竞争如果失利，对于中国、美国这种文化上极度务实的国家来说远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当下的国际环境也在刺激着中美两国在产业链上的竞争。
这种竞争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中美之间直接的竞争，另一方面还有间接的竞争，这个间接的竞争主要指的是中美两国高科技企业争夺欧洲市场，以及在市场竞争上共同对欧洲企业造成的竞争压力。
今天全世界的高附加值产业主要分布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美国及其附庸国（日、韩）、欧盟以及中国，这些国家拥有着全世界高附加值产业99%以上的份额。
而在高端产业上这些国家之间也是存在竞争的，日本和韩国作为美国实际上的附庸国，他们与美国不存在直接的市场竞争（以前有，但广场协议之后就没有了）。
美、欧之间存在着比较激烈的市场竞争，只不过因为欧洲的政治地位以及战略位置的原因，美国并不能对欧盟作出太多超规则的贸易制裁。
所以新世纪以来，欧盟一直面对着中、美、日、韩在高端产业上的市场竞争。
比如说我们知道，中、日、韩三个国家在造船业这个附加值比较高的领域如今占据了全球97%的市场，中国占据了45%，而这部分市场其实就是从欧盟那边争来的。
欧盟其实并没有能力应对中、美、日、韩的市场竞争，在千禧年后的各个新兴领域，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欧洲国家都没有多少市场份额。
说到互联网企业首先大家都会想到中美两国的互联网企业，以及一些日韩企业，但很少有人能想到欧洲有什么大名鼎鼎的互联网企业，其实是有的，比如说安卓操作系统的知识产权就属于一家英国企业，但现在英国已经脱欧了。
现在欧洲的支柱性高端产业都是一些传统行业，比如航空业，欧洲有空客，再比如说汽车业也是欧洲传统优势领域，只不过这种优势能够维持多久？
在航空方面，中国的C-919已经接近运营阶段，在此次珠海航展上C-919签下了300架的订单，未来依托规模庞大的本国市场，中国航空业在国际上会对欧洲造成很大的竞争压力。
而在汽车领域，在新能源汽车这条赛道上欧洲车企也已经落后于中国和美国的车企。
欧洲企业在高端产业上无力与中、美、日、韩竞争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劳动力成本的问题，其次是政策层面的弱势。
美国劳动力成本其实也不算高，现在美国已经开始吸纳非法移民来充实他们的低端岗位，这些非法移民由于不受美国法律保护所以劳动成本可以很低，而美国政府则对这种情况乐于接受听之任之，但欧洲国家就拉不下这个脸了。
而美国为了促进国内产业发展还会出台许多扶持政策，欧盟那边在这方面力度就很小，因为欧盟对其成员国内政的影响力有限，而各国政府受限于本国较小的体量也难以提供强大的政策支持。
种种现状影响下形成了欧洲的高端产业在近二十年来主要流向中、美，次要流向日、韩的这种现象。
而如今俄乌冲突打响后，欧洲企业的生存环境愈发艰难，由于天然气供应的短缺，工业能源供应不足许多工厂被迫减产甚至周期性停产，而战争又导致了外资进入减少，本地资本流失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地区高端产业的流失。
争夺欧洲地区流失的高端产业，并借机进占欧洲市场，这是中美两国产业战的一个主战场，而在这个战场上，中国拥有产业竞争的优势，而美国的主要优势，是他们可以通过政治操作也就是炒作反华议题来阻碍中国企业发展竞争。
在这个世界上，你多赚一块钱，很多时候就意味着别人少赚了一块钱，市场竞争当然是对促进社会发展有帮助，但市场竞争对于竞争方而言又是“零和博弈”。
国际市场就那么大，中国企业多吃一点份额，别人就吃不到，而创造新的需求、扩大市场规模的这个过程本身又极其缓慢，与经济总量发展息息相关，相比起争夺发展的增量，去争夺现有的市场存量投入的资源少一些，收益更大一些。
对于美国来说，俄乌冲突后，美国在高端产业上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是比较大的，还是拿欧洲的航空业与汽车业举例。
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占据着全球民航市场45%的份额，比美国波音还要多一点（43%），如果说美国波音能够借这次俄乌冲突之后欧洲经济衰退，空客产能不足的时间点抢占一些市场，这比他们在往日发展好多年的收益都要更多。
而在汽车领域、乘用车方面欧洲车企的全球市场占比高达30%，是美国车企的三倍。
在民航领域目前新的竞争者也就是中国商飞，而汽车方面，中美日韩四国车企已经拿下了65%以上的市场，毕竟正等着吃下剩下30%的大头。
当然了，这块市场的竞争实际上很复杂，因为近些年来美国越来越多的限制中美贸易，中欧之间的经济合作愈发紧密，中国一方面是欧洲企业的竞争者，但另一方面，中国市场自己的市场也是对欧洲企业开放的。
对于美国来说他们的目的是占领欧洲市场，压缩欧洲高端产业的市场份额，对于中国来说这是我们市场竞争的一部分目的，但另一方面中国也要加深在经济上与欧盟的合作，并尽可能地获得后者在政治上至少不亲美反华的立场。
国际市场是中美产业战的一个战场，还有另一个战场同样非常重要，就是中国企业要尽可能利用本国市场，而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息息相关。
毕竟无论国际市场被如何破坏，无论自由贸易原则是否得到践行，但本国庞大的市场都是中国企业的最后阵地。
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首次在政策层面提出了“扩大内需”，当时我们就知道，本国市场的消费规模是产业安全的根本保障，而扩大内需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被放到了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
在这方面中国还是比较成功的，2006年时候中国GDP构成的将近70%由出口贸易组成，而到2020年的时候，出口贸易在GDP的比重下降到了35%，已经非常接近日本与欧盟这些发达国家地区的30%的水平。
这充分说明，国内市场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国内市场的高额营收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安全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很多高校学者都认为，全球化的顶峰已经过去，未来的国际贸易会在“逆全球化”的过程中苦苦挣扎。
就是说美国对中国企业的贸易限制措施会越来越严格，中国企业出海经营会愈发困难，如果料敌从宽，那么中国企业可能需要依托中国周边三千公里范围内的市场来与美国企业竞争，这恐怕还是太困难了一些。
所以产业战对于中国来说也不完全是产业与经济的问题，如果说解放军在不久的未来能够控制印度洋航线保证从中国到欧洲的贸易路线的畅通，这对赢得产业战会有很大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