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一位县里的老干部对下基层挂职的北大社会学博士小冯说：
“官场就是一个苹果，一次只能咬一小口，吃完了，人生也就走完了。”
言外有两层意思，一个苹果是有限的，所以不但要尽可能长久抓住手中的苹果，还要控制更多苹果，才能在有限的人生里，吃得饱吃得好。
颇有点《三体》中黑暗森林理论的意思。
两年后，揭露基层官场矛盾与官僚家族生态的旷世奇文《X县干部》横空出世，先炸出一波惊雷又迅速归于平静，但事了拂尘去的小冯身后，是过去十年一轮又一轮波澜壮阔的打贪反腐与机构改革。
很多人试图紧握在手心以为吃不完的苹果先是滚滚落了一地，然后彻底不见了踪影。
因为一场可能彻底改变中国千年基层治理与县乡格局的改革蜕变，正从一座小城风起青萍。
今天来聊聊一波最近的几个热点，探讨下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未来。
01
有人说，北上广是中国的幻象，县城才是中国的底色。
全中国2000多个县里，有中国60%的户籍人口，41%的经济体量，却隐身在主流媒体之外，守护着大城市奋斗青年们回老家结婚的最后退路，在中国经济崛起与人口中扮演着缺乏画像的下沉市场角色。
但怀念之外，比起有更多出头机会的北上广，小县城的熟人社会里，一个人是否有资源有能量能有作为，往往决定于属于哪个圈子、哪个家族，本地资源无法最优配置，市场竞争力低下，小镇青年难有出头之日。
正如《X县干部》揭示的那样，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族如密密麻麻的蛛网一样，牢牢网住自己手上的苹果， 一边找上面要资源一边给下面传递压力，用行政命令与群众运动强行推动经济发展，任人唯亲盲目建设，往往投资越大赔得越多，再由地方财政消化，老百姓买单。
结果是，大部分县的就业机会增长有限，而且好的机会都是关系户，全国大部分县城人口一直在外流，进一步恶化了县城经济。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过去十年，全国县级行政单位2844中，人口流失的近1500多个，占了大半。而且人口规模两极分化，人口超过100万以上的县城186个，而多达1031个县城人口不足50万，其中200多个县人口不到10万，甚至100多个在五万人以下。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就认为，越是人口规模小、经济欠发达的县，人口流失越严重。所以，建议对人口规模低于10万人的内地小县先行合并试点，减少行政资源浪费。
2022年5月，中央《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第一次提到了人口流失县的概念，并要求顺应人口流动趋势，防止盲目建设，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切实规定政府职责。
与以县城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同时开始的，是县级“大部制改革”也同时在人口12.4万的“人口流失县”山西河曲打开了第一个破口，大规模推广复制打样，预计将全面推广到全中国。
大部制是指整合原本条块分散且职能和管辖范围相近的业务的部门，类似于“合并同类项”，不但可以精兵简政，还能消除机构重叠，职能不清、部门林立、令出多门的弊端，改变那种十个部门聚在一起开协调会一小时，最后落实可能只要几分钟的情况。
此外，以前臃肿的机构部门各自为政，为提高自身存在而不断扩张职能，过度干预老百姓社会生活，而大部制重在横向管理整个不同领域资源，人少了管的范围宽了，就需要更多转型宏观管理与引导，同样减少在老百姓面前吆五喝六的官僚主义作风。
为了推行大部制，河曲县历时两年敲定方案，比如，县委办公室与县政府办公室合署办公、县委宣传部与县文化和旅游局合署办公；整合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职能，组建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整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县交通运输局，组建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等。
整合的结果是，3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135名领导职数精简为114名、186个涉改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1964名事业编制核减为659名……
于是，河曲县县直部门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减少1050万元，财政支出的人员工资福利、“五险一金”等每年减少1.33亿元，极大减轻了河曲县仅10亿多元财政预算。
所以大部制看似扩大了一个部门的权力，实则沉重打击了官僚型体制用冗余的编制、不断扩张的权力撑起来的寻租空间，从制度基础上削弱了地方家族政治与贪污的土壤，最终让县以下基层政府向注重宏观管理的服务型政府转变，更加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需求。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县政府改革，而是孕育多年的彻底的变革。
02
中国政府的大部制改革最早可以追溯到1982年，当时各地政府面临着从管理计划经济到管理市场经济的转型考验，开始逐步试水类似大部制的第一次机构改革。
2007年，“大部制”这个词正式成为了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在2008年开始的第六次机构改革中，自中央到地方广泛普及。
但奉行严格等级制度的官僚制之所以流行全世界，的确有很多优点。
比如组织的严密性；管理的不随人改变；执行的统一性；管理的知识化。
官僚制是近代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的产物。
工业革命后，英国就建立起了西方最先进的文官制度，还致敬了中国的科举取士与官僚体系。它能保证上下指挥的统一、横向分工的专业，能够适应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繁杂多样的行政能力需求。
但官僚制度的缺点是体系庞大，行动缓慢，低效率；也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给利益集团、贪污腐败提供温床。
所以，“大部制”改革的第一个难关就是要比官僚制度更有效率，否则就没必要改了。
英国后来进行了很多次大部制改革，但大多数时候并不成功，因为“特大”部门“实际上有很多都没有形成真正的内聚力。
比如环境事务部‘好像是由许多部分凑在一起组成的一个混合物，而不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统一体’；卫生和社会保险部虽然有一些共同的任务，但它基本上还是相当于两个被合并的部分各干各的”。
在两千多年文官体制的中国，大部制改革同样非常艰难，很多时候改完的运转效率反而下降了，而且出现由于部门过大而造成的沟通不畅、运转效率低下等问题。
90年代，为了解决财政问题，陕西黄龙县就进行过机构合并以提升组织效率，比如把管经济的计划部门与监测经济运行的统计部门并在一起，球员与裁判混在一起，致使上级统计部门怀疑统计工作的真实性。
2000年，湖北随州的大部制改革也一样，随州改完后，一个部门要对应上级好几个部门，来回奔波，协调起来非常不顺畅。
2003年，国家经贸委撤销，许多职能并入了发改委，但发改委工作太多力不从心的状况，负担过重，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一体化。
经过多年常识，经过合并又拆分的反复，要推动大部制改革，需要从顶层、全局入手，明确责任与定位，区别权力边界与，开始大部制改革，才能克服官僚化的积弊，但这也意味着改革触动的利益集团与官僚体系的阻力越大。
所以，实现“大部制”改革，解决官僚化问题第二个前提就是需要彻底的反腐！没有彻底的反腐，再好的方案再先进的理论都将寸步难行。
十八大之后，从打老虎拍苍蝇，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四百多万件、四百多万人，十九大以来，全国共有7.4万人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真正清除了制度改革的阻力。
终于在一轮轮雷厉风行的反腐打贪之后，2018年3月4日，改革开放以来第八次机构改革开始。
这一轮不但涉及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还包括党、人大、政协、司法、群团、社会组织、事业单位，涉及中央地方军队国家机关和直属单位八十个，无论是调整幅度与触及的利益，创下了改革开放之最。
仅仅是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就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也减少7个。
“一只蛤蟆跳进水里归农业部管，蹦到岸上归林业局管。种牡丹归林业局管，改种芍药就归农业部”的局面，从顶层开始得以扭转，自上而下真正打通了“大部制改革”所有堵点。
此前，国务院分别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2013年进行了七次机构改革，平均5年一次，每一次都是在激烈的经济社会深刻变革之中，围绕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对症下药。
2018年年底，随着《上海市机构改革方案》获批，31个省份的省级机构改革方案已全部获中央批复同意，各省因地制宜，一方面对标中央政府，一方面“自选动作”，逐级推进大部制改革。
于是，新的组织机体开始从中央到地方生长，一直延伸到了河曲县这样的基层，最终将散播到全中国两千多个县，在2022年为又一次社会经济变革拉开了新的序幕。
03
与低调进行的河曲县大部制改革相比，关于供销社的消息倒是一浪高过一浪。
最早是湖北日报报道称，湖北省实施“基层社恢复重建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基本实现乡镇全覆盖。
然后网上纷纷爆出各地供销社的照片，有的装修风格现代与普通超商无异，但更多是三四十年前怀旧风格。
于是，重启“供销社”的声音就出现了，A股甚至炒作起了供销社概念股，相关讨论里，很多人煞有其事地对“计划经济回归”开始了激烈的辩论。
实际上呢？网上爆出的图片很多都是网红炒作，与供销社本身并没有关系。
比如，位于山东烟台辉石埠村的一家“供销社”就因为复古的布置、怀旧感十足成为了“网红”，实际上，20年前，这家“供销社”就转给了个人。
那么“基层社恢复重建工程”是怎么回事呢？主要还是因为新农村建设需要。
早在2015年，湖北供销社就实施“基层社恢复重建工程”，通过“空白抓重组、薄弱抓改造、较强抓提升”，分类改造基层社，恢复基层社服务功能，主要手段是：土地托管、统防统治、收储加工、配方施肥、电子商务、农村合作金融提供三农服务，才有了最近所谓的阶段性成果。
而人们之所以把重回舆论视野的供销社看做计划经济的标准，主要是因为以前供销社负责的是“统购统销”，这是建国前三十年资源、资金短缺的时代，国家为了保障重大项目与工业化建设，走出落后挨打境况而采取的特殊措施。
所以，计划不是目的，而是高效率解决最关键问题的关键手段。
四十年过去，情况已经变了。
中国GDP已经增长了33.5倍，无论是资源资金都已经走出了短缺的境况，“统购统销”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国家也有足够的行政与经济手段管理社会经济建设，所以供销社就随之转型，而不是为了计划而计划。
实际上，打开供销总社的官网，最新的政策文件依旧是2015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
决定中，供销合作定位是党和政府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载体，基本原则中，明确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顺应市场经济规律。
同一年，国家打响了全面脱贫攻坚战，足以说明，供销社的定位在变，但服务国家政策方针的目标没有变。
所以说，供销社一直在改革，并没有被撤掉，也就不存在重回的。
据悉，目前，全国各级供销社几乎都设有自己控股的社有企业“供销集团”。供销总社也在不断转型，官网显示，供销总社下属事业单位15家，14家主管社团，还全资或控股持有13家直属企业单位，体现着非常典型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
“回归计划”经济一说，可以休矣。
但这并不代表着供销社最近的消息就没有意义。
如同大部制改革，需以官僚体系大规模反腐为前提一样，供销社转型的成功与否，同样需要肃清体内余毒。
就在湖北供销社宣布阶段性成果没几天，原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赵东风就被查了，而赵东风的同事——湖北省供销社原副主任明平安也已于去年12月被查，今年6月被开除党籍。
有人常说，解放军的武器，能公开亮相的都已经落后了，因为真正干实事的早就开始了。而两位供销社的老虎落马，也足以说明，供销社系统的整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没有人事的整顿，再好的政策都是新瓶装旧酒。
因为只有配合高效的供销社系统，实现农民农村农业良性循环，基层的大部制改革才不会倒退，才能让中国基层县乡村镇，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真正告别过去，开启新的未来。
尾声
写到最后，我突然想起了《隐入尘烟》中，马有铁身处的那方小世界。
那是一个依靠农业而存在的西北小城，时间是2011年。
村里的种粮大户可以拿捏着村集体，PUA着麻木的村民，打通县城的医院等体制内关系，救护车直接到家服务，而马有铁却只能生活在最底层的角落里，被层级化的基层体制和传统宗族思维隔绝在国家的惠农扶贫政策之外。
而没有深入基层的供销社，他也只能靠赊着小卖部的种子化肥，用微薄的中低收入抵抗着当时全球大宗商品包括粮价动荡的大潮。
这样的处境，谁不想逃离呢？
而要改变无数马有铁们的微观处境，需要一个合订本。
一方面，用顺应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的“大部制改革”代替官僚机构的低效与傲慢，层层解开笼罩在小城市上空的地方家族关系网。
另一方面，县城的经济形态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而当基层政府收缩直接权力触角时，就需要连接市场机制“供销社”承担更多反应国家意志的职能，用更高效率、更直接、更灵活的方式让中国农民拥抱现代农业，走进以新型城镇化为核心引擎的现代新农村。
确立与制度相适应的基层经济形态，多年努力的大部制改革与反贪反腐成果才不会倒退。
城镇化、大部制、供销社，十年改革合订在一起，一进一退之间，那些抓在权力与家族手中的苹果滚落消失了，与脚下的黄土地融为一体。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北岛：《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