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场疫情带来的最大改变之一，便是工作模式的改变。因为疫情严重时很多人必须在家隔离，导致在家办公成为了主要的工作方式。但在家办公又意味着工作与生活纠缠不清，但又不能因此获得额外报酬。于是老外也开始萌生躺平的想法，当有人在 TikTok 上将“安静辞职”（quiet quitting）的想法说出来时，大家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共鸣。本文探讨了安静辞职背后的经济学，以及各种相关的叫法。文章来自编译。
划重点：
安静辞职意味着：
放弃工作的上进心。
只做好份内工作，拒绝做无报酬的工作。
不再认同奋斗文化（Hustle culture）。
设立明确的边界，不让工作打扰生活。
放弃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
供图：Mohamed Hassan/Pixabay
过去几周，“安静辞职”（quiet quitting）的概念像超新星一样在媒体的世界里大爆发。
这场大爆炸始于 TikTok ，有个叫做 Zaid Khan 的 20 多岁工程师上传了一段视频。在钢琴演奏的拉格泰姆风格的背景音乐以及纽约夏天街景镜头的加持下，Khan 用 17 秒的视频向数百万人介绍了这个想法。
Khan说：“我最近学到一个新的词汇，叫做安静辞职，是指你不是直接辞职，而是辞掉你心中那个在职场上，期待追求卓越超群的自己。你仍在履行职责，但不再认同工作必须是你的生活的那种奋斗文化（hustle culture）心态。现实不是这样的——你的个人价值不是由你的劳动来定义的。”
换句话说，安静辞职不是真辞职。这更像是一种工作干到刚刚够的哲学。
在日本，工匠（shokunin）的概念很火，意思是指对自己的手艺全情投入的匠人，不管做什么，他们总是要追求完美。安静辞职恰恰相反。安静辞职就是要把自我与谋生分开，而不是追求完美。设定边界，并在可获得报酬的时间内做完该做的任务——不提供不必要的服务。你不再向老板或客户“磕头”。周末或晚上你不再加班，不再不停地检查电子邮件。
工作狂已经是过去时。随波逐流的时代已经到来。你可称之为工作与生活平衡宣言。
探究疫情后时代思潮
大多数观察家似乎都同意，最近对安静辞职的热情说明了一股疫情后时代思潮。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供不应求，为员工提供了多种工作选择，也由于在对远程工作的保留和扩展方面正在进行着一场持续的战斗，许多员工似乎正在重新评估他们应该在哪里工作以及如何工作。
也许安静的退出只是“大辞职”（The Great Resignation，或者，也许用我们改过的名字“The Great Renegotiation”更合适些）的延伸。也许是因为过去我们大部分人只能打电话反馈诉求，但现在有了社交媒体，所以他们的影响力更大，品牌效应更好了。也许是人们觉得疫情前自己为了上班每天都要多走路，最后却落得被集体裁员的下场，感觉自己就像傻子一样。或者，也许安静辞职只是一种胡说八道的伪趋势。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但至少有部分数据表明，劳动力的心理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ZipRecruiter 的首席经济学家 Julia Pollak 说：“随着近年来裁员和解雇的人数创下历史新低……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工作保障。被解雇的风险因此更低了。所以努力工作的动力自然也会下降。被发现逃避责任的后果没有以前那么严重。第一，因为公司承受不起解雇员工的代价。 第二，也是因为就算真的失业了，还有很多选择。”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过去两个季度生产力出现了历史性下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供应链问题、换工作频率的创纪录、在经济异常时期做出的企业招聘决定、疫情造成的创伤、大规模采用远程办公带来的痛苦在增加等等。但有些人认为，安静辞职之类的事情可能与生产力下降也有关系。这肯定会影响到部分美国最大型公司表达出来的情绪：根本就是自己的员工效率不够高。
盖洛普最近对安静辞职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统计了报告称在工作中既不投入也不“主动摸鱼”的员工。他们发现，这些安静辞职的人至少占了美国劳动力的一半。总体而言，盖洛普的数据并没有真正展现出过去几年员工对工作的看法发生了显著变化，这表明安静辞职可能是美国职场的正常特征。不过，有个领域数据确实展现出了部分显著变化，那就是年轻员工。盖洛普发现：“从 2019 年到 2022 年间，35 岁以下敬业员工的比例下降了 6 个百分点。”这表明虽然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对工作感到不满也许是意料之中，但更有可能发生在 Z 世代和千禧一代身上。
盖洛普写道：“很显然，安静辞职是管理不善的表现。”该组织建议公司的经理要进一步做好与下属的沟通。 “盖洛普发现，管理者要想取得成功，最好是要求他们养成每周与每一位团队成员进行一次有意义的对话——大概在 15-30 分钟左右。”
对安静辞职的强烈反应
自从安静辞职的概念开始在互联网上引起轰动以来，大家对这个东西的争议很大。支持者认为，安静辞职是一种保护手段，有利于保护心理健康，把家人朋友以及爱好放在第一位，并且可以避免倦怠。但很多权势人物都反对安静辞职。
阿丽亚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抱怨道：“安静辞职不只是放弃了一份工作，也是朝着放弃生活迈出了一步，”她认为安静辞职者如果能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的话，情况会好一些。
商业思想领袖，明星投资人凯文·奥利里（Kevin O'Leary） 在 CNBC 上面说道：“那些到了下午 5 点就关电脑走人的人......他们不是在为我工作。我希望他们到我的竞争对手那里工作。”
其他人则担心安静辞职的行为消极攻击性太强，以至于无法实现员工真正想要的，还会给同事带来额外的负担。卡米·里克（Kami Rieck）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表示，“那些倦怠体验往往最强烈的人，比如女性和有色人种，可能承受不起‘安静辞职’。” 里克写道，与其一声不吭拒绝多干，不如 “向老板提出自己的关切，并集思广益，找到别的解决方案，这样也许更有建设性。”
汉密尔顿·诺兰（Hamilton Nolan）则在《卫报》上撰文强调，过去几代打工人也有过“共同的不适感”，但相对于随波逐流，他们将这种挫败感转化为了更有建设性的行动：建立工会。 “所有的打工人都没有辞职。他们也没有选择沉默。他们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并解决了问题。大张旗鼓地解决问题。”
就连美国劳工部长马蒂·沃尔什（Marty Walsh）最近也对安静辞职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如果你是雇主，你应该尽早了解员工的不满与不快，然后你得跟他们面谈，对话。”
安静辞职的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里面有个更简单的模型，讲的是在竞争性的市场里，工人拿到报酬靠的是“边际产出”。这意味着他们的生产力越高（每小时制造出来的额外部件越多），可获得的报酬就越高。在这样的卡通世界里，你会有强烈的动机反对安静辞职。因为工作越努力，得到的报酬就越高：如果得过且过的话，报酬也没那么多。而且，应该说，对于某些职场而言，这其实更接近于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当老板认为你工作很努力时，你更有可能得到加薪和升职。
但是，当然了，相对于多劳多得、效率越高拿得越多的清晰，这个世界要混乱得多。职场更复杂一点的漫画模型叫做“委托代理模型”（principal-agent model）。在这个模型里，委托人（老板）聘请代理人（工人）为他们做特定的工作。问题是：对于代理人究竟在做什么，委托人并未掌握完整信息。他们的代理人在工作中是否效率很高？还是这帮家伙在摸鱼？为了确保代理人按照自己的要求行事，委托人必须想办法监督和激励他们。这个模型对我们近年来所看到的职场生活或缺乏职场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具有潜在影响。随着远程办公的大规模采用，许多经理似乎都在为如何有效地监控和激励员工而绞尽脑汁。
但仍有公司正在努力。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 10 家最大的私营雇主当中有 8 家都在跟踪员工个人的生产力指标，而且其中有许多是实时监控。”他们还发现，为了监督白领员工的表现，企业对“数字生产力监控”的投资出现了激增。“不管是远程办公还是现场办公，许多员工都会受到跟踪器、分数、‘空闲’按钮的影响，要么就是默默地不断积累工作记录。暂停可能会导致处罚，后果从扣钱到丢掉工作不等。”这就有点恶心了。
打工人的想法
当然，至少按照 TikTok 上的说法，安静辞职的意思其实不是说做不好工作。而是“放弃超过要求的想法”。但这个概念引起了很多批评——比方说用词不当。或者是为了掩盖“安静解雇”（quiet firing）的趋势，即公司消极攻击性地搞得员工的职场生活不愉快，以及“安静剥削”（quiet fleecing），这是指员工的工资增长几十年来一直都跟不上他们的效率提升水平。
本文联系了部分听众和读者，了解他们对安静辞职的看法。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叫法。说这个词令人困惑。于是，他们提供了自己的“品牌重塑替代方案”，创造了这些替代名词：
Reverse hustle（反奋斗）
Work-life integration（工作生活融合）
Acting your wage（只对工资负责）
Workforce disassociation（劳动力脱钩）
Corporate coasting（躺平）
Working at work（上班才工作）
DYJ，Doing Your Job（只做份内的事）
Working to rule（怠工，照章办事）
Working to thrive（看钱办事）
Morale-adjusted productivity（效率要看心情）
有些读者还分享了自己是如何给工作设定边界的。以下是他们的部分评论。
部门经理 Sara M.：“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我觉得我的优先事项、价值观、对重要的人和事的看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现在一到点就下班，回到家就不再想工作上的事情。我给工作设定了边界，非办公时间不看电子邮件，不联系同事。最重要的是，我对请假、休假不会有任何焦虑。尤其是请病假。以前我会为此感到苦恼。但现在我做这件事可以毫不犹豫。”
律师 Lane Sheldon：“我的许多朋友都在大律师所工作，虽然他们的薪水很高，但公司对员工的期望却非常苛刻，而且往往很不公平，有情绪虐待的情况。这些朋友们不能或不会划定类似的边界，“通常是因为害怕遭到报复，但其实他们都清楚到这对自己的身心健康造成的损失。很多人因此离职了。”
行政助理 Christy G.：“上午 7:00 之前或下午 4:30 之后我跟工作不再有任何关系。我在办公室工作，所以我的任务不是生死攸关的。如果有谁下班的时候要我做点什么，比如扫描文件之类的事情——不着急，可以等到第二天。但我的同事不这么觉得。他们在下班后，休假期间还是会接电话，回电子邮件。有时候我周一回来上班的时候，会看到上周六晚上 7 点同时发给我的 5、6 封电子邮件。”
James Holverstott：“我的能力范围就是老板要求的事情，其他任何事情我都做不了。认为‘安静辞职’适用于除了敲敲键盘、填填表格、开开会议之外的任何工作的这种想法显然是愚蠢的。这感觉更像是那些巴不得 24/7/365 工作好赚更多钱的人的一种领悟，啊，自己的生命被浪费在追求更多东西上面了，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些可笑的想法，设法把‘我意识到自己干得太多了，但幸运的是我可以少干一点，因为反正没人会注意到！’这种想法努力变成工人权利的范式转移。我很反感的是，大家居然会觉得这可能对大部分劳动力都适用。”
大学研究助理 Nick Ivanov：“我的工作是没有界限的。我要尽一切努力好在将来拿到绿卡。我没有回头路。我得多付出 10 倍努力才能享受到美国公民认为理所应当的十分之一。”
校车司机 Adrian Brothers：“我的公司希望我自愿在个人手机上安装一个app。我没有装。......如果他们想与我交流工作，他们可以给我打电话，发短信，哎呀，甚至发封邮件也行。但我不会让公司访问我的手机。如果他们想让我登录那个app，以便可以每天给我发消息的话，那他们必须掏钱给我买部手机。”
护士 Misty Moore：“对于接受可处理范围内尽可能多的任务，并且依然做得很好，我是有边界的。我确实承担了额外的工作，但这 100% 是我自己的选择。没人应该因为不多做而被看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