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联邦经济部已经开始筹划改变中国政策的路线，核心信息是：“如果德国企业愿意，可以继续留在中国投资，但不要指望‘麻烦’到来时得到德国纳税人的拯救”。对华经济路线的改变令德国部分工业界感到紧张和不安。
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发表的最新一期观察中提到，虽然迪斯已经不再担任大众公司CEO，但是德国工业界支持加强与中国市场密切关系的高管人数不少。
今年8月，德国经济研究所（IW）公布的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德国今年上半年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出现历史新高。据统计，今年1月到6月，德国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高达100亿欧元。在此之前，2000年以来，德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半年最高纪录为62亿欧元。这份报告的作者马替斯（Jürgen Matthes）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性远远超过中国经济对德国的依赖性。”
这份报告提醒，鉴于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中国对台湾的威吓压力越来越大，德国经济对中国如此之大的依赖性可能会变成一个政治麻烦。因为，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袭击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开展大规模制裁行动，严重依赖中国进口的企业将面临大规模的供应瓶颈问题，“与中国业务规模巨大的企业甚至有可能因为销售方面的损失而最终破产”。
尽管地缘政治风险的存在，德国企业却在中国市场加大马力。报告指出，“中国作为巨大的销售市场以及那里可获得的短期利润似乎太过有吸引力”。
不过，德国联邦经济部正在筹划改变中国政策的路线，新路线将收紧德企在海外投资的担保。迄今为止，如果德企在海外投资受损，其中一部分可从国家得到补偿。现在，联邦经济部将对这条规定进行限制，而新政策不仅涉及未来投资，也包括已经做出的投资，因为国家担保程序每过几年就要延长。目前，德国政府做出的担保额度高达291亿欧元，其中113亿欧元是为在中国的投资。
同时，联邦经济部考虑对投资担保的上限进行限制。而更进一步的计划是控制海外投资规模。目前，经济部只能拒绝中国企业在德国参与投资，德企在中国的活动，政府只能通过担保间接施加影响。
联邦经济部筹措的新思路也符合德国经济研究所在报告中给出的建议：政策应该鼓励那些具有严重风险暴露的企业对风险进行充分管控。正如报告作者马替斯强调说的，“否则在华德国企业也有可能会出现像银行‘大到不能倒’的那种局面。”
今年6月，德国联邦经济部已经拒绝为大众在华的新投资项目提供担保。
德国汽车工业唱反调
而此后，大众前首席执行官迪斯（Herbert Diess）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说，如果没有与中国的业务往来，德国的通货膨胀将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和就业也会受到影响。迪斯被看作是德国工业界持“中国市场对德国经济尤为重要”观点的代表性人物。
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发表的最新一期观察中提到，虽然迪斯已经不再担任大众公司CEO，但是德国工业界支持加强与中国市场密切关系的高管人数不少。特别是在中国拥有大量投资的企业“正在争先恐后地试图将公共辩论拉回到对他们有利的方向”。
大众公司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发言人凯尔（Georg Kell）在德国《商报》上撰文称：“撤出中国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有可能会带来经济的没落和社会的动荡。我们的幸福生活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以及在中国的投资行为。而在中国，这种互动也使数百万人得以告别贫困。中国现在是、将来也仍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并且也正在演变成重要的革新技术发源地。”
他在文章中表示：“这一市场也是德国就业岗位的保障。德国大众的很多工作岗位都直接或间接同其中国业务有关。大众公司三十亿欧元的的中国运营收入也为该公司的在欧投资以及电动车转型提供了帮助。与此同时，大众公司也在进一步扩展其美国和南美洲业务。但无论如何，中国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一点中长期内也不会发生变化。”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康松林（Ola Källenius）近日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说，缺少中国市场的德国经济是“一种幻想”。他说，奔驰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在全球市场销售总额中占据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这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他说：“我相信中国的增长潜力在未来十年仍将具有高度吸引力。……在中国市场自我设限，这只会削弱我们自己。”
在谈及奔驰公司如何应对台海有可能爆发冲突的风险时，康松林回应说：“认为欧洲或者美国经济可以和中国经济脱钩的看法完全是一种幻想。（脱钩）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的后果和影响，是乌克兰战争造成的影响不可相提并论的水平。作为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我们总是试图提醒人们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可以带来怎样巨大的好处。但不时地总是能听到要求从全球化退回到区域化的呼声。”
今年6月28日，总投资超350亿元人民币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在长春正式开工。6月23日，德国宝马集团在沈阳建设的新工厂“里达工厂”正式开业。该项目斥资150亿元人民币，是迄今为止宝马公司在中国市场最大的单笔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