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藏着时代变迁。
01一张图
这几天，有两个人火了。
一个是名叫周劼的90后“官二代”，在朋友圈疯狂炫耀自己的富贵生活——
和单位一把手吃饭，父亲的副局长没问题了；
办公室主任怕我吹空调冷，直接叫物业的过来调节；
省领导给我递烟，1200元一条还买不到；
妈妈随随便便就给我买10套房，我随随便便就喝20万一斤的茶……
更牛气哄哄的是，他还放言——
我怕你会读书啊，名校研究生，都别想那么容易进我单位。当年仗着自己会读书，看不起我们这种靠父母的人，呵呵，社会会教他的。
如此猖狂的衙内，很快就遭到了小镇做题家们的爆锤，并迎来了所在国企的调查。根据江西国控集团的通报，周劼已经被停职，人们发现他在朋友圈说的话也真假参半。
周劼所谓的“深厚背景”，其实是扎根江西省交通部门的家族成员，且他母亲及几个伯父均已退休。但人家有钱是真的，周劼本人及父母名下有6套住房、2个商铺，购入总价达846万元。
还有一个是“二舅”。周劼靠富出名，“二舅”靠的是惨。他本是小镇天才少年，却被庸医搞到终生残疾。尽管年少落疾、一生未婚、饱受人间苦痛，但“二舅”没有向命运屈服，还在笔记本上写下——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个讲述“二舅”故事的视频，在网络上火得一塌糊涂，播放量以千万计。有网友说，看完“二舅”的经历，突然觉得自己充满动力。
人们看到比自己苦的人还不放弃生活，总是能得到巨大的精神鼓励。
这两个人，一个让人愤怒，一个令人佩服，但另一张图，却使我感慨万千。
在这张图里，清华北大毕业的天子骄子，似乎成了“行业冥灯”——
涌向哪个行业，哪个行业就遭殃。
上一次获得这个称号的还是罗永浩。过去数年，他成了很多行业的“诅咒”——
进军科技圈做锤子手机，欠了6个亿；
开发子弹短信App，不到一年就过气；
进军电子烟，宣布开售不到20分钟，官方就发布禁令……
干一行赔一行的罗永浩，被网友调侃为“行业冥灯”。如今这张图出现，难道清华北大毕业生，都被罗永浩附体了？
02行业自有周期
这当然是个段子。
说清北毕业生是“行业冥灯”，属实是冤枉他们了。他们要真有这种“预言家”一样的特异功能，早被列入国家重点研究对象了。
段子背后，每一个行业的兴衰，其实都有着自己的规律。
先来看宝洁等消费品外企。来自美国的宝洁，早在1930s就开启了全球化进程，并在1988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作为稀有的外企，加上工资待遇高，以宝洁为代表的企业自然得到了中国名校毕业生的青睐。
拉长历史来看，宝洁的崛起赶上了以福特汽车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发展则赶上了改革开放，宝洁、联合利华、沃尔玛，都是在这个潮流中壮大的。
但随着中国制造的发展，这些洋品牌的光环逐渐散去。根据国金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到了2018年，宝洁全球销售额为668亿美元，同比十年前下降149亿美元，降幅达22.31%。宝洁在中国市场的业绩也开始遭遇断崖式下滑，降幅一度超过30%。
Euromonitor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家庭日化产品市场前三位全部是本土产品，当年独霸天下的外资品牌已经黯然失色。
再来看互联网行业。1994年，从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那一刻开始，一个造富行业就已经诞生了。依靠着10亿级别的庞大人口红利，中国互联网迎来了高速生长的20年。
2005年，百度上市当天造就了8位亿万富翁、50位千万富翁和250位百万富翁。2014年，阿里巴巴的上市诞生了一万多名千万富翁，阿里P9们买房子就像买白菜。
这种造富能力带来的社会认知是：能进互联网大厂，几乎等同于光宗耀祖。嗅到风声的名校毕业生，乌泱泱地涌入互联网。
但红利总有终结的一天，20多年的狂奔之后，互联网的红利期已经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流量见顶，是收入下滑。过去几年，但凡是叫得出名字的互联网企业，几乎都经历了数次大裁员。
十几年前，一群20岁出头的高材生眼里冒光、脚上带风，冲向中关村、深圳、杭州。但如今，过了35岁的他们，开始战战兢兢，有些甚至惨遭淘汰，送起了外卖，开上了滴滴。
更扎心的是体制内。这两年，在疫情的催化下，无数毕业生涌向体制内，其中不乏清华北大毕业生。
但他们没有料到，世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铁饭碗。很多地方体制内的财源，都出现了尴尬的局面。
就在最近，财政部公布的2022年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上半年的卖地收入为23622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1.4%。
没有钱，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所以你会看到奇葩的现象变得越来越多——
广西玉林让一些公务员背上“卖房指标”；
武汉东西湖区为鼓励公务员买房可预发15万补贴；
四川阆中拍卖“饭碗”经营权……
无论是宝洁等外企、互联网行业还是土地财政，他们的回落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周期和规律在起作用。
清北毕业生，和其他人一样，只不过是浪尖的浮萍。
03“内卷”背后的真相
作为中国金字塔顶尖的两所高校，清华和北大的门槛很高。
今年高考的报名人数达到1193万，是恢复高考45年来，报考人数最多的一年。人变多了，录取率也变高了。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统计，我国高考录取率已从1977年的5%，逐步攀升到1988年的33.86%，2019年再提高到80%左右。
四十多年来，高考录取率翻了近16倍。大学不难上，但好大学依然很难上。
我们拿前年的数据作为参考，1071万考生里——
全国平均本科录取率不超过45%；
全国平均一本录取率不到20%；
211大学录取率5.2%；
985大学录取率1.9%。
清华北大的录取率更是夸张，只有0.073%。
真的是万里挑七！
放一张2017年的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要成为清北的学子，在高考这个维度，就得是金字塔顶尖的存在。也正因此，这两所大学的毕业生被称为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他们的去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风向。
往前推十年，清北毕业生进民企赚大钱才是主旋律。但如今，他们都掉头冲向了体制内。
清华大学发布的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里，前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就业的人数占到——
69.9%。
这还只是一个缩影。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史无前例地突破了200万，报录比达到68：1。28年间，国家公务员招录人数从490人增长到31242人，增长了64倍。报名人数从4400人增长到212.3万人——
增长了482倍。
很多奇怪的现象开始出现——
广东一个偏远县城的人才引进名单上，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有31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700多名。
西藏阿里地区的邮局某个岗位，只招1个人，但有2万多人报名。
在杭州余杭区的街道办，坐着十几个来自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学历不是硕士就是博士。
更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名校硕士博士，开始加入到房产中介、外卖员、保姆甚至是城管的队伍中。
为什么越来越多高学历的人，正在走向底层岗位，与基层人士进行惨烈厮杀？
这背后，是日益严峻的劳动力供需矛盾。
我们之前讲过，在一个科技没有跨越式大发展的环境下，高端岗位永远是有限的。用经济学人士的话来说，一旦高端行业的扩张速度跟不上劳动力的供给速度，就注定会有人被挤到下一个层级。
这是人才供给过剩的宿命。
04尾声
那么，这个魔咒，能不能被打破？
答案是可以，关键在于把握周期节点。目前的学术界，有四大公认的周期理论，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康波周期。
无论是哪一个周期，都会经历起步—上升—衰退—再起步的循环。
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每一轮工业革命，都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带来了一次次人类文明的大跃升。
往更深处看，历史上金融危机的本质是技术红利衰退带来的产能过剩，而每次危机的真正“消失”，都只能通过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让资本再次与科技结合，助力经济再次增长并繁荣。
换句话说，不断更迭的科技革命是我们这个世界生生不息的源动力。大萧条时期，同时也是新技术的孕育期。
所以，打破魔咒的唯一方式，就是创新，就是挤进高端产业的上游。
当缺乏创新、缺乏高端产业话语权的时候，当无法在世界的整体分工里占据上游地位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收获高利润，没有这么多高收入岗位，就只能不断内卷。
那么，该往何处突围？
答案就在“第四次工业革命”——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2020年全球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已经达到32.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的43.7%，已然接近半壁江山。
中国同样如此。2020年，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达到38.6%。
这一年，在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下行叠加影响下，我国数字经济依然保持9.7%的高位增长，这个增速是同期GDP增速的3倍多。
而数字经济所依赖的，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从这个角度，你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动用举国之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因为这就是我们在下一个时代突围的利器。
我们常说，人生发财靠康波，实际上，一个国家同样如此。我始终记得那个“至暗原理”——
天最暗的时候，就是最接近黎明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