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中美博弈、俄乌冲突持续的大背景下，南亚局势引发了广泛关注。在中斯债务问题、南亚经济困局、中印关系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该如何有所准备、积极应对？围绕这一话题，观察者网专访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
观察者网：最近，国内外媒体都在关注中国与斯里兰卡之间的贷款问题。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斯无法利用中国1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中方也未答复斯10亿美元的贷款申请。中方似乎正在将战略重心转向东南亚和非洲，对南亚国家的关注度有所减弱。您怎么解读这些表态？
刘宗义：从戈塔巴雅当时的讲话来看，其表态可能是受西方和印度话术的影响。斯里兰卡有些人发自内心认为中国的项目和贷款是导致其陷入债务危机的一个原因，有些人认为中国是“见死不救”，所以有点怨气。
其实针对这样的认知偏差，中斯之间已经进行了坦诚的对话。6月9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会见了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帕利塔·科霍纳，就斯里兰卡经济金融债务问题等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在交流中，我们首先提到了《米胶协定》的精神，强调了中国和斯里兰卡是患难之交，我们中方肯定会帮忙，但是具体怎么帮，我觉得双方是需要深入沟通，需要相向而行的。
刘劲松还指出，导致斯里兰卡等国陷入债务困境的原因十分复杂，背景之一是“个别发达国家长期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不负责任地搞‘大水漫灌’”。
实际上，今年美联储已经两度加息，第一轮加息早于俄乌冲突，而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早就存在，这是导致能源、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面对的本币贬值和高通胀，很大程度上和美联储加息是有关系的。
斯里兰卡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危险水平 图表来源：彭博社
斯里兰卡总统现在的表态可能是病急乱投医的心态，可能是希望把债务危机的问题作为一种道义的负担强加给我们。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的没有什么道义责任，因为我们给斯里兰卡的贷款都是生产性贷款，都是帮助斯方建设基础设施、发展产业的，而斯里兰卡从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拿到的大量贷款是用于消费的。
所谓的“债务陷阱”本来就是印度人和西方人炒作出来的一个概念，我们给斯里兰卡的生产性贷款反而成了“陷阱”，难道这些国家不发展才是正道吗？
当然出于国际道义的考虑，我们还是给予了斯方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云南等地方省市现在也已经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了大米、粮油等物资。我们还和斯方达成了一揽子货币互换协议，使之可以直接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商品，实际上这是对他们很大的一个帮助。
当然，斯里兰卡现在对于帮助的形式，可能还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可能是希望我们直接提供美元，让他们可以到西方国家买其他东西。
观察者网：除了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马尔代夫、尼泊尔等南亚国家同样面临外汇储备缩水和全球通胀带来的压力。这样的经济形势会对南亚地区的局势带来哪些层面的影响？这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刘宗义：斯里兰卡发生这种情况后，很多西方媒体和印度媒体就预测下一个遭遇债务危机的南亚国家会是谁？他们认为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情况虽然比斯里兰卡要好一些，但是我们此前也多次讲过，它实际上面临着相似的问题，特别是巴基斯坦现在政局比较动荡，使得一些经济政策受制于国内政治斗争，无法发挥应有的效力。
去年，巴基斯坦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就比较明显。去年年底，在加息的预期之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直接导致巴基斯坦国内油价上涨，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它又有大量进口石油的需求，所以外汇储备消耗明显。
巴基斯坦外汇储备，图自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网站。
去年秋季，巴基斯坦大概还有240亿美元的储备，今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大概就剩下160多亿了。不仅巴基斯坦如此，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都面临外汇储备减少的局面。但是对于巴基斯坦而言，它与中东的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以及跟中国关系比较密切，在寻求援助方面能够得到比较大的支持。
现在印度也面临显著的压力，卢布对美元的比价已经下降了到78：1左右，而它国内也面临物价上涨的情况，特别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4月底5月初的时候已经涨到8%左右，是2014年以来的最高值。
所以，印度现在大量进口俄罗斯的廉价石油，其实是情有可原的。当然，印度的优势在于外汇储备比较多，所以受到的影响有限。同时，它还通过采取提前加息的手段来抑制通胀。
印度从俄罗斯进口原油量激增 数据源：Kpler
在南亚国家中，印度这类资质较好的国家能通过一系列政策工具对冲经济风险，但其他底子比较薄弱的国家就捉襟见肘了。
认为中国不重视南亚国家是无稽之谈。南亚中小国家目前面临的这种困境是其国内、国际很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是靠金融援助就可以解决的。目前对这些中小国家而言，外部国际环境很难改变，能改变的只有他们自己，其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应该形成共识，推动国内改革，共克时艰，开源节流，改善目前的困境，并为将来的发展创造条件。
观察者网：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斯里兰卡出现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其实质是一个如何处理与周边中小国家关系、如何塑造周边战略环境的问题。”在当前形势下，您认为中国该如何密切与周边国家，尤其是南亚各中小国家的关系，强化多边主义的韧性，构建一个稳健的“朋友圈”？
刘宗义：现在美国要主动塑造我们周边的战略环境，实际上就是给中国制造麻烦，让我们中国发展的周边环境不如过去那样友好，甚至制造动乱，干扰中国的发展。就在不久前，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查尔斯·弗林到访尼泊尔，对尼泊尔进行了长达4天的访问。尼泊尔与我国西藏自治区接壤，其政局稳定及中尼关系能否稳定发展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
南亚问题的症结在于印度总是用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审视对华关系。随着美国加大对于“印太”战略的投入，印度认为自己迎来了机遇期。在加勒万冲突之后，印度为了扭转在南亚地区的被动局面，主动拉拢西方国家介入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事务，企图要把中国排挤出南亚，彻底消除中国在南亚国家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南亚一些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确实有所欠缺，其内部矛盾较多，容易被西方国家或者被印度利用，被域内外大国插手，扰乱国内正常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进而对中国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
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一方面我觉得对于一些国家采取的挑衅性措施，应该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进行回应，枪打出头鸟。当然反击的对象不一定是小国，我们一向不欺负小国，而是某些在背后刻意挑起争端的地区大国。立威于外需要敲打大国，“敲打”也不一定是通过战争手段，但敲打一定要打疼对方。
第二，我们要增加在南亚国家的投入。投入有很多方面，目前，我们国家对南亚很多国家的投入是不够的。虽然我们通过“一带一路”密切了与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但要真正实现“民心互通”还需要进行更多实质性的投入。
过去，南亚国家的友华人士或出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或出于对毛泽东、周恩来这些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感情，他们愿意为中国说话。但是现在这些人逐渐老去和淡出政坛，而年轻人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多，他们很大一部分人都有西方的教育背景，或者印度的教育背景，中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是非常模糊的，甚至是负面的。
当然，还有军事方面的交流和投入。尼泊尔有很多人都是到印度去做雇佣军，或者受英国、美国的培训。在这方面，我们也该有所关注。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资料图）
观察者网：除了南亚国家的债务危机问题，近期美国高调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同样备受关注。现在，印度和越南也在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这在舆论场上引发了一些关于产业转移的焦虑。当然针对不同产业、不同区域，具体情况不尽一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宗义：产业转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要有信心，但也要做好应对严峻挑战的准备。我们现在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特别是随着美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其意欲孤立中国，把中国从目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当中剥离出去，然后让东南亚国家和印度取而代之的战略目标清晰地展现了出来。此前，我们也多次提过，这与印度所期望的以“印度制造”取代“中国制造”的目标一拍即合。
多年来，我们中国的一些产业一直在向外转移。2008年，广东就提出了“腾笼换鸟”的想法。现在这个形势更严峻了，因为西方资本、西方政府正在有意识地合力推动这种产业转移。一些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受到很大的压力，所以它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把它在中国的一些产业转移到东南亚或者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南亚国家。
当然像越南这些国家体量比较小，所以它对中国不可能形成全产业链的竞争威胁。在这个问题上，印度对我们的威胁最大。印度有充足的劳动力，也有一些技术人才。莫迪上台以来，利用印度教民族主义，使得印度政府在加强自身权威性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因此，现在它的政治经济政策和以前相比更容易得到贯彻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面临的竞争态势确实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也要有信心，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市场，并且也在国内推进建设双循环的统一大市场。所以我们只要仍然保持对外开放，保持着技术创新的能力，推动产业升级，我们就能不断向产业链的高端攀升，占据供应链的龙头。
当然，我们确实也应该采取一些积极主动的措施，特别是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加强引导，要注意不能让中国企业集中向印度这些国家转移，印尼、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其他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其实都是可以考虑分散转移的对象。
2021年底，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长瓦什纳（Ashwini Vaishnaw）发推欢迎英特尔来印度，表明印度正试图向电子产品价值链的上游移动。
特别是不能把我们的一些优势产业，或者是我们一些产业的核心部门转移到印度。现在印度也在通过一系列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逼迫一些中国公司将产业链条转移到印度，然后通过税收审查手段将我们的一些手机产业排挤出印度，让本国财团取而代之。印度是一心想要取代中国的，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上，它对中国采取的也是一种零和竞争的策略。
我们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时候，相关部门在这方面一定要加强审查，并且出台一些惩戒措施，避免我们的关键产业、关键部门向印度投资。有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现在印度已经到了产业崛起的关键阶段。他们认为中国的产业崛起是在2000年前后，特别是加入WTO之后，经历了飞速发展阶段。他们认为现在印度也基本上发展到这一个阶段了。
印度人自己也认为，今后10年是追赶中国的关键时期，如果印度发展得好，可以将中印GDP差距缩小到3倍，否则将扩大到10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需要提高警惕。
像日本还有台湾地区在向大陆投资的时候，他们当局都要求到中国来的企业保持一个技术代差。台湾的一些关键性产业部门更是直接不向大陆投资，芯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也应该未雨绸缪，提前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手段，避免对我们自己造成太大的压力，当然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