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1. 现代生产条件下，工业地理中心每过20-30年就发生一次转移，这是普遍的规律。所以，最近制造业外迁和新兴市场曝光率越来越高，虽与中美贸易战等意外因素有所关联，但总体上是客观规律使然。我们对此既不能麻痹大意，也不能对此感到悲观，中国的崛起受益于这个经济规律，崛起之后也必然要面临这个规律的考验。
2. 越南无疑是下一个工业化的“天选之子”，它有很多明显的优势，但是越南的体量决定了它即便完成工业化后，占全球制造业比重顶多达到4%左右，其上限是成为一个大号的韩国或是中国的珠三角。印度虽然有种种问题，但它具有全球四分之一左右的劳动力，挑选出一两亿支撑起工业化的产业工人是绰绰有余的，无疑是下一波工业转移的重心；加上印度科技人才多，印裔精英与西方资本圈和政界构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同盟体，印度对中国的挑战将是全层面的。
3. 目前新兴国家对中国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加工业，由于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积累了绝对的体量优势，未来中短期内中国仍旧是亚洲经济的领导者，印度等国无法超越中国，预计20年后，印度、越南、印尼三国GDP总和将达到中国60%左右。
4. 拜登政府的供应链转移计划对中国的冲击将远大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中国的供应链体系虽然庞大，但是仍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具有很强的复制性和可替代性，外迁的西方企业在科技人才丰富的印度等地，较容易培育出新的供应链。因此，创造良好的创新条件，塑造一批具有很强国际影响力，占据价值链高端的一流科技企业，是应对供应链转移的最佳避险方式。
5. 亚洲新兴市场的崛起对中国并非完全是坏事。从经济上讲，中国企业完全在这过程中可以大有所为；从国际大势来讲，亚洲国家的崛起必然引起西方世界的相对衰落，鉴于中国是亚洲独一无二的领头羊人选，崛起的亚洲有助于中国寻找强有力的志同道合者，重塑世界秩序。
文｜《凤凰大参考》特约作者 王明远
最近两年中国外部经济环境出现了很大变化，除了中美经济关系日趋紧张外，挑战最大的莫过于越南、印度等新兴市场的日渐崛起。对于这些新兴市场对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乐观派认为，无损中国的经济地位，而悲观派认为，这有可能取代中国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地位。那么，中国到底面临多大程度的挑战，未来二十年面临的经济环境到底如何，本文将做详细分析。
当下越南制造并不能撼动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但中长期来看，欧美日“产业链去中国化”战略将为越南等新兴制造国提供绝佳助力。
二战后第四波工业化势不可挡
二战结束之后，工业化开始向西方之外的地区外溢，东亚日渐成为全球的工业重心。至于为什么是东亚，而不是经济基础更好、与西方关系更密切的拉美、南亚，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简单来说，从内部来讲，东亚虽然落后，但是劳动力素质高、储蓄意愿强、国家能力强，它们具备了工业化的两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劳动力、资本，而其他地方劳动力虽然丰富，但是不能转化为劳动力资本，国家能力和人民储蓄意愿低，也使得很难聚集起持续不断推动工业化的资本积累。
全球四次大规模产业转移路径 数据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综合整理
从国际大环境讲，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地区，基本都被纳入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中，它们与美国形成良好互动的大市场，之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也积极加入到这个经济体系，因此，东亚在战后70多年时间里，幸运地成为全球工业化的传递者。
从地理和时间上看，二战后东亚的工业化，前后发生了三波。第一波是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工业化；第二波是60年代中期开始的亚洲四小龙工业化，其高潮是1980年前后，同期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也发生了工业化，但是由于文化及政治的原因，这些效果远远不及四小龙，长时间停留在半工业化阶段；第三波是中国大陆的工业化，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中国用短短30余年的时间，从基础薄弱的农业国，成为世界工业中心，进而成为重要科技研发中心，这是全球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工业地理中心每过20-30年就发生一次转移，这是普遍的规律。从成本上讲，当一国用20年左右时间完成工业化后，必然会发生城市化及中产化的社会结构性改变，因此，工资水平也会大幅提高，对资本来说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从国际竞争角度来看，尤其是像中国、日本这样的大国，一旦完成工业化，对西方传统经济强权冲击也是巨大的，仍然站在产业链顶端的西方国家也会积极布置转移生产链，培育新的经济合作伙伴，来抵消这些新兴国家的影响力。
富士康2017年在威斯康星举行新工厂破土动工仪式
因此，最近制造业外迁和新兴市场曝光率越来越高，并不是意外的事情，这是全球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最近不远的将来，会产生与中国高度竞争的经济体也是大概率的事情，即便是没有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意外事件的出现，它也会在这个时间点发生，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
所以，我们对当下发生的变化，既不能麻痹大意，也不能对此感到悲观，中国的崛起受益于这个经济规律，崛起之后也必然要面临这个规律的考验，这是任何工业化国家在持续成长中的一门必修课。
谁是中国的竞争者？
那么第四波工业化重心会发生在哪里呢？现在有很多被大家看好的地方，比如说拉美的墨西哥、巴西，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这些地方劳动力都很丰富，最近经济表现也不俗。但是，按照全球产业漂移规律，往往遵循就近的原则，拉美和非洲虽然同样具有劳动力和成本优势，但是因为供应链、市场孤立于亚欧大陆之外，很难受到资本的青睐。因此，未来新兴工业化国家注定仍旧出现在亚洲，也就是当代全球工业中心中日韩的外围地区。
越南无疑是下一个工业化的“天选之子”，它有很多明显的优势：人口近一亿，平均年龄33岁，全国一半以上人口是劳动力；是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劳动力素质高，政府能力强，现在儒家文化圈唯一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就是越南了；地理狭长，多优良港口，方便加工贸易；在政治上最近奉行亲西方的政策，同时跟中国保持传统友好关系的策略，可谓左右逢源。
越南地图
但是现在对越南有很多神化的说法，认为它是下一个世界工厂，取代中国的地位，这是不可能的。从劳动力供给上讲，越南作为中等规模国家，能用在制造业上的也就是1500万人左右，而中国制造业劳动力达2亿；从产值规模上讲，越南20年后制造业规模最乐观的估计也就是1.5万亿美元左右（中国2021年为4.86万亿美元），届时顶多占全球的4%左右。因此，越南的上限是成为一个大号的韩国，或者中国的珠三角，充其量是全球工业品生产的一个大车间，而无法成为世界工厂。
在各个方面，越南似乎都在还原一个我们特别熟悉的时代记忆——上世纪崛起于出口加工红利的中国
印度也是无可争议的“天选之子”。很多人说印度政府的能力弱，基建和拆迁搞不定，人口素质也不如中国好。但是我们要用辩证地历史眼光看，三四十年前中国出口工业园刚刚起步的时候，基础设施也非常不好，不如现在印度孟买或班加罗尔的工业园。印度的总体劳动力素质虽然不如中国，但是印度一些邦的教育很不错，能挑选出一两亿支撑起工业化的劳动力还是绰绰有余的。
班加罗尔街头
再者印度有自己的优势，比如他们的科技人才多，在欧美名校的印裔博士数量不亚于中国，印裔精英与西方关系紧密，他们在美国、英国影响力都很大，不乏很多人成为科技巨头的CEO，甚至在美国还出现了印裔副总统。
美国巨头公司步入“印度裔CEO“时代。《哈佛商业评论》之前的一项研究表明，目前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0%的掌舵人来自印度。
所以，现在印度与西方资本圈和政界构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同盟体，这一方面使得跨国公司越来越青睐印度，在这里布局新的供应链体系，另一方面，也使得印度在发展中能很快形成全层次产业链，而不是仅限于比较低水平的代工制造。
莫迪政府于2020年3月起开始推行“中国产业替代政策”，这次政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印度制造”取代“中国制造”，第二层次是以“印度资本”取代“中国资本”，第三层次是以“美国+印度”产业合作模式取代“美国+中国”的产业合作模式，印度的雄心和条件可见一斑。
2022年5月中旬的《经济学人》杂志再次以印度为封面，称“印度迎来了巨大的经济机会”。
即便说印度很难重复中国的发展速度，但它仍是下一波工业化的重心的不二之选；即便是它的经济规模只能达到中国的一半或更低，但鉴于印度也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它的经济腾飞对中国的影响冲击仍将是全方位的。
印度尼西亚最近的发展成绩表明，它也是未来不可小觑的国家。印尼人口达2.62亿，是东南亚最大国家，也是全球第四人口大国，印尼民族虽然很多，但是与印度不同的是，它的几个主要民族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语民族，因此，内部的族裔冲突不是很严重。自从1998年苏哈托辞职后，国家比较平稳地实现了政治转型，目前国内局势稳定，对外开放积极，成为外资青睐的地方。
1998年，印尼的GDP不足1000亿美元，位居全世界第37位，排在泰国、伊朗、中国香港等经济体之后。而到去年印尼GDP超过1.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16大经济体，体量与澳大利亚、西班牙相似。未来印尼有望成为全球前十大经济体。
印尼工业部长阿古斯2021年12月29日表示，制造业已成为印尼从经济衰退中复苏的主要驱动。2021年1至9月，制造业实现投资236.79 万亿盾（约合166.7亿美元），同比增长17.3%。
至于东南亚地区的其他一些重要大国，如泰国、马来西亚和缅甸等，对中国的冲击都不大。 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虽然经济和基础设施基础很好，几乎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是这两个国家各有各的缺点。对于马来西亚来说，人口少又分散，泰国人口增长率很低，已经迈入老龄化阶段，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工业化不会再有大的起色，它们充其量继续充当东南亚经济圈的重要配角的角色。而缅甸虽然人口增长快，劳动力丰富，但是政治一直很动荡，在短期内不会有很大起色。
从经济数据看新兴市场对中国的冲击
如何衡量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呢？笔者认为我们要坚持两个视角：一是全产业领域的视角去比较，不能只选择某些行业数据去比较，这种比较很容易让人产生这些国家很行或很不行的错觉；二是用发展的眼光去比较，不能只看当下数据的差距，还要充分考虑这些国家处于工业化高速增长期的特点，科学评估未来一二十年后的双方实力变化。
1. 由于出口加工业在亚洲工业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因此，工业化进程中的商品出口额是判断在全球工业地位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2012年印度2911亿美元，越南1146亿美元，而中国为20489亿美元，两国出口额约等于中国的19.8%，而到2021年，印度出口额增加到6696亿美元，越南为3363亿美元，两国分别增长了1.3倍和1.9倍，而同期中国只增长了0.6倍，两国出口量总和与中国的比值也上升到30%。
三星在越南的投资超过177亿，在当地拥有8处制造和研究设施，而2019年越南工厂为三星贡献了700亿美元。
2. 由于亚洲的工业化初始阶段主要是外商驱动型，因此，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也是判断未来工业化前景的关键性指标。 2005年，印度、越南和印尼三国的FDI总额为176亿美元（越南19亿美元、印度72亿美元、印尼85亿美元），与中国的1041亿美元的来说，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到2021年三国吸引的外资总额已经达到1531亿美元（越南385亿美元、印度835亿美元、印尼311亿美元），已经相当于中国的85.5%（中国1790亿美元），大有即将追平中国的趋势。
3. 从产业结构上来看，中国及东亚工业化过程中，GDP增长及出口拉动率最大的几个行业分别是：纺织品及鞋类、钢铁、化工、机械、电子通讯和汽车。从新兴国家最近十年的发展情况看，这几个行业都在迅速崛起，侵蚀中国的市场优势。
比如，纺织品和服装方面，中国出口额自2014年达到顶峰后，就不断下降，目前该领域中国出口额在2900亿美元上下，全球比重从近40%下降到30%左右，而印度、越南、印尼、孟加拉四国出口额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成为该领域“中国制造”的强有力竞争者。
越南优势产业集中在纺织服装领域
电子方面，中国手机产量高峰期2016年约占全球75%，目前下降到65%左右。 2021年中国手机出口额3108亿美元，而越南也达到573亿美元。最近几年，全球几大手机品牌商或它们的主要代工厂纷纷在印度和越南投资设厂，并且都计划把未来全球最大制造工厂搬迁到这里，印度的PC出货量去年也增长了45%，达到1860万台（中国5700万台）。在家电领域，越南和印度也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产地和市场，现在三星、索尼、松下、海尔、TCL等都在印度建立了生产基地，去年印度智能电视产量突破2100万台，增长率为55%，份额已经达到全球10%左右。
各国手机产量在全球总产量中的占比变化
位于越南北宁的三星工厂。该公司已经关闭了其在中国的所有智能手机工厂，只剩下一家。越南组装了三星在全球销售的大约一半的手机
汽车方面，印尼和印度也在奋力追赶中国。在全球燃油车的最后一波红利中，中国凭借以市场换技术，诞生了一批有实力的车企。但是印度和印尼凭借后发优势，直接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追赶。这方面印度雄心勃勃，因为印度有人才和市场优势，现在丰田、铃木、比亚迪和宝马都正在印度建立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或整车制造工厂，印度希望未来可以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生产中心之一。而印尼凭借镍等有色金属产量优势，正在吸引特斯拉前来开设工厂，并且也吸引了宁德时代等重要供应链企业。
在印度清洁汽车激励计划获得批准后，铃木汽车和丰田汽车据称正在讨论在印度生产电动车。
2022年4月7日，越南海防港的一处电动汽车组装车间
根据以上分析，从总量上来说，印度、越南和印尼这些新兴国家与中国差距的峰值在2012年前后，最近这些年虽然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差距在不断缩小。就行业来说，目前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加工业正在加速向这些国家转移，某些行业可能未来5-10年内就可以完成，但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行业迁移的幅度相对小很多，不过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也有积极布局与中国PK的趋势。所以，在新兴产业的竞争上，中国的对手不仅有美国、日本、欧盟等传统对手，未来可能还有印度。
再者，还有很多人关心，未来亚洲的经济格局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分析。随着前期工业化，印度等三国的产业政策、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加上外商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近期有望进一步提升，步入工业化黄金周期，这个周期一般持续20年左右。
根据世界银行等机构预测，以及亚洲先发国家经验，越南平均增长率有望达到10%，印度将在8%左右，印尼也会达到6%左右，而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在4.5%-5%左右。这就意味着20年后，越南经济总量达到目前的10倍左右，印度是5倍左右，印尼是4倍左右，中国则是2.5倍左右。
数据来源：越南统计局 IMF 中信建投 图/图虫创意
去年中国、印度、越南和印尼四国GDP总额分别是17.73万亿美元、2.94万亿美元、0.36万亿美元、1.18万亿美元，三国总和相当于中国的16.8%。预计到2042年，中国的GDP大约在40万亿美元左右，印度则是15万亿美元左右，越南是4万亿美元左右，印尼是5万亿美元左右，三国GDP有望达到中国60%左右。
所以，由于中国过去四十年积累了绝对领先优势，未来的中短期内，只要中国不犯下根本性的战略错误，或者国际局势不发生剧烈动荡，中国仍将是亚洲的经济领导者，印度无法取代中国的地位。但是亚洲会从现在的一超多弱（穷），变为一超多强，除了中国外，亚洲会有一系列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经济大国出现。
供应链转移是对中国最大的挑战
供应链转移最近几年逐渐成为越来越热门的话题。供应链对中国崛起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说中国经济的腾飞阶段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业的话，那么大概进入2010年以后，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供应链企业的诞生，对于延续中国制造业的高增长，扮演了关键角色。
特朗普任内为了削弱中国制造业，同时为了为了减少与中国贸易的逆差，提出了制造业回归的政策 ，但是执行起来没有什么效果，原因就是美国的企业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拜登的民主党团队认识到了这点，他们看到解决中国贸易逆差和削弱中国制造业的关键不是打贸易战，而是来一个釜底抽薪式的挪移——转移美企的供应链。拜登上任后不久就签署了《关于供应链的行政法令》。最近，拜登在访问日韩的时候，又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重塑供应链。
5月美国总统拜登展开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于5月20日至24日访问韩国和日本。拜登宣布成立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
美国重组供应链的如意盘算是，形成一个美国——日韩（或许还有中国台湾）——印度+东南亚供应链系统，来取代以前的美国——日韩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的供应链系统。由于美国在西方世界掌握经济话语权，一旦美国企业布局供应链转移，欧洲企业也就紧跟，就像当年美企把供应链布局在中国大陆，德企、法企也会同步一样。
很多经济学家分析认为，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庞大、最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因此，美国重构供应链的计划很难实现。笔者认为，这只是静态的一个优势，并不意味着这是中国永恒的优势。
第一，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大陆的供应链虽然强大，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供应链企业都是围绕西方跨国企业运转的，一个个供应链生态系统的最高猎食者和主宰是西方跨国企业。最终来讲，这些西方企业在供应链布局上有主动权，是它们更有权力去选择下游供应链企业，而不是下游供应链企业更有权力去支配这些西方跨国公司。因此，当这些西方跨国企业开始布局新的加工基地和供应链系统的时候，原来的供应链企业可能被逐步剔除出去。
第二，我们从价值链的角度看供应链问题。我国的供应链体系，仍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具有很强的复制性和可替代性。 以苹果为例，在其200家最重要供应链企业中，中国大陆公司虽然数量最多，几乎占了半壁江山，但是都集中于耗材、包装等价值含量比较低的层面，约占其价值链的4%，相比之下，美国和日韩仍然占据大头。
韩国作为初始成员国加入印太经济架构。图为拜登和尹锡悦一起参访三星集团。图/法新社
所以，中国大陆的供应链虽然强大，但是多数的技术门槛都不太高，在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人才非常多的印度，很容易复制，建立起与中国相竞争的供应链体系，那么这将极大促进他们的工业化水平，帮助他们建立起与中国竞争的工业体系。因此，相对于制造工厂转移，供应链的转移的产生的影响是更深远的，是更具有致命性的挑战。
中国如何看待和应对新的挑战？
虽然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但是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又是个新手，最近两年外部的变化，让刚刚完成现代化成人礼的中国有点措手不及。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更安全渡过成人礼后的第一次大考呢？如何避免在经济环境的剧变中走向停滞、边缘化呢？笔者认为应该立足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要认清自己的优势和抗压性，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最齐全的工业体系，科技创新也形成一定规模。中国不像过去的挑战者日本或德国那样脆弱。因此，对中国未来发展更具有决定性的不是外部环境，而是能否延续过去的发展机制，去继续释放市场活力，维持经济的增长。
中国在产业链中的优势
现在国际上的一些右翼反华势力，妄图通过蓄意恶化中国外部经济环境，让中国主动与外部脱钩，进而让中国封闭化、保守化，对于这些阴谋我们应该保持头脑清醒。越是国际风云变幻，我们越应该坚定信心继续保持开放与合作，继续完善健全市场经济制度，这才是中国强大的定海神针，也是反华势力最忌惮的。
第二，对于美国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等围堵孤立中国的措施，中国一方面应该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团结全世界一切进步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应该构建自己主导的区域经济框架，来抵消美国主导框架的冲击。 至于区域框架伙伴选择上，仍旧应该重点考虑日本、韩国、印度、越南这些美国依赖的“盟友”。从产业上来讲，这些国家与中国契合度更高，贸易量也更大，中国几乎是所有印太框架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它们对中美经济竞争也并非一边倒的态势，因此，仍应该争取这些国家，才能达到分化对手，甚至做到把对方构建的区域框架的覆盖或替代。
第三，积极心态对待新兴国家的崛起。 我们应该看到，印度、越南这些国家的崛起对中国并非完全是坏事。从经济上讲，对中国也意味着机会，他们的崛起离不开中国的投资、技术、产品，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在新兴市场大有所为，小米、华为等都是成功案例。从国际格局大势来讲，随着亚洲国家的崛起，西方国家在全球经济的占比会进一步下降，预计到2050年前后，美国和欧盟经济产值全球比重会下降到35%左右，而亚洲国家会上升到50%左右。从文明层面上讲，亚洲国家与中国虽然目前有摩擦，但是不存在那种根本性的东西对抗，因此，亚洲的崛起最终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鉴于中国是亚洲独一无二的领头羊人选，崛起的亚洲也有助于中国寻找强有力的志同道合者，重塑世界秩序。
第四，关于供应链问题，中国一定要继续努力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培育核心竞争力，塑造一流的中国品牌。 如果中国像日本、韩国那样，拥有一批在国际上具有很高品牌知名度，拥有价值链高端环节核心技术的企业的话，那么我们也没必要担心加工业和供应链转移的问题。
近日，中国通信院发布了《全球5G专利活动报告（2022年）》，其中华为5G专利全球第一。
因为，对于全球头部企业来讲，它们处于赢者通吃的地位，无论供应链转移到哪里，最重要的获利者仍旧是它们。然而，如果一国科技创新没有做好，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是很强的时候，发生加工业和供应链转移，就会发生经济空心化的危险，也就是说高端的没有做起来，而中低端的被掏空。
因此，我们要趁着加工业和供应链转移的窗口期，把中国的科技企业做大做强，中国工业整体竞争力达到日韩的水平，这样新兴市场更多地是为中国企业创造价值，而不是中国企业的同等水平竞争者。
但是最近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减少，科技创新风险投资也急剧减少，很多新经济产业企业都是躺平心态，这是一个严峻信号。我们要创造创新的宽松环境，延续中国科技高速发展的态势，才是最好的避险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