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五年，特朗普对中国签订的贸易协议目前已告一段落。拜登政府上任以后，暂时搁置了关税、贸易战这样的议题，但是在金融领域、在科技领域、在意识形态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强化了遏制中国的立场。再加上新冠冲击和俄乌冲突的影响，所以中美的经贸关系和整体的双边关系都处于一个更加扑朔迷离的状态中。
我提的问题是，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已经四、五年了，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有机会利用一些基本的经济数据来观察中美经贸关系一些重要方面的实际表现，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美国想遏制中国的目标，实际上得逞了没有？我们的经济增长在这几年中相对而言有哪些比较积极的亮点，又有哪些问题呢？下一步应该怎么应对呢？我想就这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是我国贸易的增长和双边平衡的情况，以及我国经济追赶的一般情况；
二是投资、旅游、留学等领域双边的交往情况；
三是平台经济、前沿创新以及我们国家国际货币地位的演变情况；
这都是很挂一漏万的，只有很短的时间来讲，也点到为止。
用两个国家的本币来衡量实际经济追赶的情况，首先我们看到的一点是，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多年，我们的经济追赶是持续的。在过去的11年中，我们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累计要比美国高将近60%。
但是也要看到相对于本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我们经济追赶的速度是显著放缓了，那个十年我们是追赶了一倍多。这跟我们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回落有关。可能也跟我们有一些经济增长的潜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有关。
第二个，在新世纪的最初十年中，我们平均每年相对于美国的规模，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GDP每年平均增长3个百分点。2010—2017年是平均增长3.3个百分点，是最快的。在过去的五年中应该是显著地回落了，回落到只有一点零几的百分比。也就是说按照过去五年的追赶速度，我们可能是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达到林毅夫教授讲到的一个两倍于美国GDP的规模。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推测，不是一个全面的预测。
但这至少在提示我们，要想比较快地追赶，我们可能还是要解决一些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可能还是要有一些较快的增长速度来实现这样一个问题。
下面再看看最重要的贸易，在特朗普的贸易战中，打压中国的出口贸易是他非常关键的目标。那从数据的角度来看，过去的五年中，总体来看中国的贸易有一些波动，但是保持了持续的相对稳健的增长态势。但如果看月度数据，今年可能会出现出口增速在高水平的基础上的回调以及减弱。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出口占全球的比例，在最近达到了新高，尽管在贸易战前后有一些回落，但总体来讲过去几年又开始了复苏和增长。那么现在应该是达到最高，实际上今年年初达到12.5%，我想最近IMF在五年定期对SDR篮子货币进行定值估计的时候，把人民币的估值提高到12.28%，实际上可能跟这样一个因素有关系。
新华网资料图
最后很有意思的是，特朗普贸易战的意思就是要消除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是由于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建立在某些结构性的基础上，所以实际上这个顺差并没有显著的减少，反而在趋势上还在扩大。
我们知道在2020年初中美两国在经过两年多的贸易战以后，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六章的内容。根据能公开得到的信息，总体来看执行还是比较平顺的。但是第六章中中国进口的购买计划，以2020年作为基数，每年还要增加一千亿，也就两年增加两千亿，现在看来没有完全达到这个目标，相差的比例应该是将近1/3左右。
实际上我们实现了预期的，我讲的这个是货物进口，货物进口实现了4720亿美元的66.5%，但这个背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疫情的冲击，以及美国供给能力的制约。美国现在对这个问题公开的信息中，我们还没有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评估。
中国跟美国的投资在直接投资方面受到美国限制性政策的影响，我国对美的投资今年显著回落，但是美方对中方的投资是大体稳定的。中概股问题面临一个大的波动，这个我们都关注得很多了，这个背后主要是因为两国对这一类中概股企业信息披露政策的监管要求有一个明显的差距，所以就面临一个波动，这个问题下一步或许还是有可能通过谈判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证券投资方面由于没有双边的数据，没法直接看。最近的情况有一些变化，长期来看中国吸引证券投资还是在增加的。
还有一个旅游和留学情况，这方面的情况主要还不是因为贸易战，贸易战以后两国旅游人数有所减少，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双方旅游人数两年中下跌了8到9成，我国赴美的留学人数增量延续了较长时期的回落趋势。
中国的国际货币地位跟美国作为一个主要国际货币国的地位，要做一个比较的话，有两点特征是非常清楚的。
第一个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指标，总的来讲，过去的几年在持续提升，无论是在储备资产中的占比，还是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这个不仅包括贸易支付，也包括金融交易的支付，都在显著地提升，这个是在波动中提升，在持续相对稳定的提升。
第二句话，总的来讲这些指标，中国的绝对水平跟美国比较仍然是非常低的。这在提示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前途非常远大，但是任重道远，可能需要长期的渐进式的积累和突破性的推进相结合。
另外一点，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令人眼前一亮的亮点，就中国的新能源行业发展得比较快。第一个就风光发电量增长非常快，十年前还不及美国，现在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了。但这或许也跟欧美国家，对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有了不同的意见或者不同的判断，有一些关系。
在电动汽车销售的市场上，中国表现是非常突出的。全世界的电动汽车都在进入快速普及的背景下，我们国家的销售量出现了一个井喷式的增长。去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电动汽车上牌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欧盟，并且比欧盟、美国和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
对于平台互联网企业，中国研发的费用也在快速的增加，尽管这个平台企业面临一些困难，但还在增加。但是也要看到跟美国这个平台企业比较，我们仍然有五、六倍的差距，但这里面没有包括华为。
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是需要关注的存在问题，中国独角兽的后劲不足。实际上这已经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独角兽企业是我们观察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创新活力和生态指标的关键指标之一，也是一个国家产业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因素。
我和我的同事们专门对截止到今年5月份独角兽的统计数据进行观察，可以看到2018年中国的独角兽新增量是41，比美国还多，累计占比在2016年到2017年，接近全世界的50%。
但是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独角兽的量尽管在波动中增长，比如2021年增长到46个，但是跟全世界其他地区比较，比如说跟美国的300多个比较，甚至跟其他国家的171个比较，我们已经相对落后了。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1》相关报道
今年的前四个月，美国是94个，我们只有3个，我看了一下国别的比较，我们国家到了第六位，落后于印度等其他一些国家，到了第六位。我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可能跟国内企业发展的短期环境条件是不是都有一些关系？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重视和应对的。
最后，从短期的宏观经济的角度，我觉得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也就是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三重压力：需求、供给和预期。实际上在今年“两会”以后，出现了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的形势。特别是调查失业率又达到了一个就新高，甚至超过了疫情时期的新高。
特别让我感到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是，中国青年人就16-24岁的失业率达到了18.2%。我记得几年前我跟我的同事们为G20研究就业问题的时候，看到了欧洲的数据或者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数据，年轻人失业率达到了20%，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是太难以想象了，面临多大的压力，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现在中国的数据也到了这个水平，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客观审视中美经贸关系和中美对比，我觉得实际上是一种喜忧参半的提示。这要求我们对现实问题和潜在的风险要更加重视和应对。所谓喜忧参半就是积极的方面还是主要的，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没有得逞。
这些事实不仅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和韧性，也说明我们国家的决策层在应对过去几年外部环境巨大的转变，疫情的冲击，把坚持斗争和务实应对结合了起来，这些数据在证明这些方针、政策、举措的正确性。
但是，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我们可能更加需要冷静观察与应对现实的新矛盾、新问题，所以想就这个多讲几句，不成熟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们看到的情况是长期经济追赶的速度减缓了，说明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内在的动力亟待加强。
人民币国际化还在推进，但这个自然的进程似乎也受到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前沿创新，特别是像独角兽数量这样大幅度的减少，这固然跟疫情期间缺乏人际交流有关，但是不是也跟整个国内的企业成长的环境，客观上出现了某一些局限性或者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关呢？这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回顾改革开放的经验，面对内外矛盾比较复杂的形势，一般来讲有两种应对思路可以作为选择：
第一种，针对问题要加大管制，强调安全，纯净意识形态、强化政治导向；
第二种，解放思想，集思广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勇于创新。
我认为这两方面的举措都是必要的。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前面一类的措施有助于控制风险，有助于维护稳定、保障安全，有助于厘清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但是后面一组举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拓宽思路，守正出奇，变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
我个人不一定成熟的看法是，过去几年我们可能是侧重一种强监管的治理，我觉得这个治理是必要的，对于解决一些多年积累的问题，在复杂的环境中保证稳定安全是必要的、正确的。下一步可能需要在坚持第一种政策成效的基础上，着力在改革开放体制创新方面作出更有勇气的创新探索。
第三点，当前形势下，从短期政策的角度来讲，我都同意国内的学界讨论的要用足我们的货币财政政策供需，能用尽用，针对性地实施追加宏观政策措施来稳定宏观经济稳增长。
但是我觉得可能从根本上来讲，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讲，今年、明年甚至下一个三中全会，我觉得要实现十九大“两步走”现代化的弘愿，实际上是最大的政治，要最大化地体现这个政治自觉，还要直面现实、总结经验，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进行优化完善和必要的校准。
这里面就要扩大制度性的看法，坚决我们已经有的，抵制外部脱钩的正确方针，防止落入自我封闭的误区，做经济全球化的维护派、推动派。尽管经济全球化面临挑战，但我们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得想明白了，我们的根本利益跟经济全球化的总体格局总体来讲是一致的，我们要走维护派、推进派的道路。并且新兴大国的选择本身就会显著地影响未来全球化的进程。
RCEP签字仪式 资料图
第二点要加快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的改革清单，赋予民营企业更为平等的地位。通过把加强监管纳入法制化轨道，来提升市场主体的认识，通过深化改革，为扩大开放创造更广阔的空间。我认为这个就是制度性开放的一个条件，你首先要深化改革来拓宽开放的空间。
第三个是应对百年未有的复杂变局。实际上是需要集思广益、开拓思维。原有的经验有重要的宝贵价值，但可能还不够，所以就需要进一步地倡导解放思想、广开言路，通过思想交流和碰撞来激活里面最符合客观规律和最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前途的应对思路和方略。
我想起来80年代，我们还在读书和刚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了寻求最好的改革方案，中央就授命和委托好几个机构同时做全面改革方针，然后择其优点，择其可取之处加以综合和完善，形成现实的改革方针，我觉得这样一种胸怀，这样一种方针定位，是可以借鉴的。
最后我觉得要进一步弘扬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始终要坚持党的领导和正确的政治立场。同时，也要注意在具体的工作中，比如说在双碳减排，比如说在金融监管，比如在教培领域的监管，甚至在疫情防控领域等工作中也要注意防范和避免泛政治化——把一些具体的工作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这样一种倾向也要防范，这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客观上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