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原司长孙国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Public Domain）
“最牛”司局长落马
2022年5月18日，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原司长孙国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是这个职位上的官员首次落马。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央行，其主要职责就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因此货币政策司也被称为“最牛”司局。这个司长在京城司局级干部的茫茫人海中算是非常出风头的人物，历来有让经济学者担纲的传统，现任央行行长、著名经济学家易纲就曾经担任此职。
这次落马的孙国峰同样是一名杰出的学者，曾经获得代表中国金融政策研究领域最高荣誉的孙治方金融创新奖。他最著名的成就就是提出了“贷款创造存款”理论，缩写为LCD。2003年他访问斯坦福大学时，曾经就“究竟是存款创造贷款还是贷款创造存款”与世界金融学泰斗、大部分商科学生都学习过的《货币金融学》教材作者米什金教授辩论过，据说还取得了辩论的胜利。我读书那会儿，不止一位老师在课上提到孙司长的这一“杰出成就”，虽然后来人们知道这一传奇故事其实有夸大的成分。
与一路名校读过来并长期执教于顶级学府的易纲行长不同，孙司长的履历在学霸云集的央行其实并不耀眼，仅仅是中国农业大学本科、央行研究生部硕博而已，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服务于中国央行。关于“贷款创造存款”这一理论，其实来自于他读本科时在农行网点实习的经历。当时他发现，银行放出一笔贷款，仅仅是做了一个记账动作，把一笔资金从客户的贷款账户转到存款账户罢了，这才是现实中的“货币创造”过程。这跟每一个商科学生都学过的“存款-贷款-派生存款”的货币创造路径正好相反。我们从大一第一堂课就被告知，广义货币总量等于基础货币乘以货币乘数，银行放出的贷款主要取决于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量，和央行规定的存款准备金率。而孙司长的LCD理论则认为，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外部基础货币”，理论上商业银行可以不依赖央行的货币投放，左手放贷款右手收存款，只需要一个记账的动作就完成交易并获取利差。当然，单独一家商业银行肯定不敢这么做，毕竟不能保证放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变成了自家的存款。但央行作为全国范围内“银行的银行”，存款和贷款在央行视角看来确实是属于“左手倒右手”，央行可以通过给商业银行贷款凭空产生准备金，让商业银行可以进行互相拆借，进一步转化为投放到市场上的资金。
这一理论比现在西方世界饱受争议的“现代货币理论”还要激进。这里我们再补充介绍一下“现代货币理论”（简称MMT）。这一理论认为货币并不与任何商品和其他外币挂钩，只与未来的税收和公债相对应，货币发行不存在名义预算约束，只存在通货膨胀的实际约束。甚至提出功能性财政，认为应当将财政赤字货币化，将财政和央行两个钱袋子合为一个。用大白话说就是：只要全社会对通胀尚能忍受，政府就可以印钱。这一理论实际上指导了近年来美联储的大规模QE，在新冠疫情期间更是被严重滥用了，如今已经受到广泛的质疑。不过MMT至少还对通胀存有敬畏之心，而LCD却认为印钱完全是个记账游戏，只要“控制得当”让钱在该转的地方转，就不会有通货膨胀的危险。
LCD理论虽然在中国内部的经济学术界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可，但这一理论实际上确实是对2010年之后中国货币政策的现实总结。尤其是习近平开始图谋“大有为”的2015年之后，中国迎来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印钱运动，一度占据全球货币发行量的一半以上。商业银行系统更是通过信托等渠道构建出规模惊人的影子银行体系。孙国峰司长此次的落马，被不少人猜测是不是被当成了中国经济泡沫及其后的泡沫破裂的替罪羊。毕竟此人身为在京城烂大街的司局级官员，行事作风却相当高调，把近年来包括人民币汇改在内的一系列决策说成是自己的主要贡献，确实有点犯忌讳，被拿来祭旗也不算奇怪。
学术“激进”不敌现实疯狂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原司长孙国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Public Domain）
但实际上，学术“激进派”孙国峰作为参与实际决策的官员，却与自己在理论界的“激进”画风截然不同。孙司长虽然是个理论大咖，但也在金融监管一线摸爬滚打多年，等到自己真正执掌中国货币政策的时候，才发现中国的“影子银行”系统规模已然失控，依靠左右口袋倒来倒去的游戏，银行的表外资产规模已经扩张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这个游戏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天量资金堆积在房地产领域，中国首富十个里面有九个是卖房子的。更要命的是，银行、地产、地方政府已经构成了三角同盟关系，80%地区的体制内衣食所系，都离不开卖地和借债的循环游戏。在2018年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一定时炸弹一旦炸响的后果——当然这个泡沫实际上是到了经济完全崩塌的2021年下半年才开始真正出现破裂的。而作为技术官僚的孙国峰，执掌权力之后的选择是“求稳”，努力在这个泡沫崩塌之前自己来戳破它。
实际上，孙国峰就任货币政策司司长之后，就开始了对商业银行系统的强监管，目的就在于把影子银行的规模压下来，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保守派”。其实LCD理论表面上看疯狂无底线，似乎是鼓吹无底线放水有着战天斗地的豪情，但实际上这一理论其实也是说，央行有无限权力同时也有无限责任，如果控制不了资产风险，放出去的贷款会制造海量不良资产，拖着大家一起完蛋。而习近平第二任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各项内在动力已经先后步入衰竭，产业升级停滞、人口提前萎缩、城市化基本到顶，外面看着还行，内里已渐渐上来了。在孙国峰这种技术专家看来，现在就是要进入缩表周期，给内部的结构调整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但天降伟人的东升西降理论不这么看，尤其是新冠疫情似乎充分证明了中国体制所谓的优越性，正是大有为之时。结构调整好了当然没问题，也许还可以借机敲打敲打那些把GDP增长当作合法性来源的走资派集团，砍掉他们的利益根基。但是如果这种控制的结果是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停滞，乃至于各地方依靠放水发钱的体制内基本盘出现松动，这可就跟天降伟人的基调出现违背了。孙国峰的落马也许正是有这种标志意义。
我这个人一贯是相当鄙夷墙外小道消息员们的“中南海秘闻”分析套路的，不过这里也跟风猜一把：曾经鼓吹各种金融大跃进的李总理最近放出各种“关心民生”的信号，而天降伟人控制的官媒却一边吹动态清零，一边又开始吹大基建。如果说前几年货币超发带来的社会矛盾让天降伟人有了一个利用民愤的抓手——看看现在年轻人对所谓“资本”的态度就知道这个操弄还是挺有效的，那么现在的形势却有点攻守易势了。鼓吹“大有为”“东升西降”的人更需要继续服用过量货币，在动态清零不动摇的情况下维持一点经济增长撑撑场面。这也许是央行内部保守派被清洗的原因。学术理论的激进，终究敌不过现实的疯狂。
放水与血管硬化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资料图片）
自2021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失效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市场上根本不缺钱，M2总量连创新高，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不断下探。另一方面则是社会融资规模不断创历史新低，经济整个进入了“静默期”。这种相当经典的“流动性陷阱”，每个经济学大一学生都可以指出：那是因为全社会信心出了问题。大家都不敢投资，不敢消费，而作为货币流通系统核心的银行部门则不敢放贷款。至于大家为什么突然都这么谨慎，我想每个生活在真实世界的中国人应该都很清楚，我以前的节目里也讲过许多次了。近因是天降伟人的各种魔幻政策，尤其是魔怔防疫带来的不确定性。中期因素是日益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缓慢但坚定地推动对中国脱钩的进程。长期因素则是中共七十多年竭泽而渔的治理导致中国的人口“提前”步入衰老期。相比于天降伟人的宏图大略，中国人太穷也太累、太老了，原地躺平成为大多数人的默契了。
2022年，这种“血管硬化”使得中国的印钱效果开始无限趋近于0。今年1月、3月，社会融资总量都出现了异常地猛增，分别达到6万多亿和4万多亿。但与之相比的是2月、4月形成两个对比鲜明的低谷，居然都跌到了1万亿上下，这在中国改开后的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当然有2月春节加4月封城的客观影响，但如此对比鲜明的一波流，显然说明这些放出来的钱根本没机会进入实体经济，只会在金融体系内互套利。这次倒是完全践行了孙司长的“贷款变存款”理论，左手倒右手，用银行承兑汇票之类短期借贷工具拉上一波。如果以前的借贷经济时代，好歹还搞了一波房地产，也算攒了一些基建。而眼下这种状况，可能放再多水也无力回天了。一个人如果血管严重硬化，你给他打再多强心针也是没用的。
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李克强们、甚至天降伟人的部分国师们都承认是“预期不振”，企业不敢投资、居民不敢消费。这种时候普通政府做的事情，是给居民和企业发钱，维持解决大多数人就业的消费部门运转，同时保证不出现大规模失业。文艺政府可能会借此推一些自己喜欢推的项目，比如什么环保啦、全民医保计划啦、上一些大项目拉动经济啦，不得不说十年前的中国政府基本上还在文艺范畴。但最高领导人公开说“绝不发福利养懒人”，危机时刻想的不是从政府口袋里掏钱，而是千方百计借此扩充国有垄断部门强化利出一孔的，大概只能说是第三种国家、第三种政府啦。
技术官僚的悲歌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美联社）
实际上，央行在最近的几年里，已经成了中国技术官僚最大的，也几乎是最后的堡垒。2000年代风光无限，被人称为“三里河政治局”的发改委，早已被天降伟人的各路小组彻底架空。其实可以说，北京城里几十个部委，当年还像那么回事的专业管理团队都已经基本上靠边站，只剩下各种天降伟人重大批示的复读机，而且很大程度上被文宣肉喇叭给夺了权，像去年平地起妖风的行业铁拳轮盘赌就是肉喇叭绑架实际业务部门的典范——虽然这大概是天降伟人愿意看到的。
金融系统因为其专业门槛，以及天然与西方世界接轨的特性，成为改开技术官僚的主要根据地，这其中又以央行为最。中国的资本市场、银行体系、货币市场这一系列配置，本身都是纯而又纯的改开产物。如果不需要跟外面做生意，这些部门做的事情完全可以由国家一纸命令解决，这可能也是天降伟人和他背后相当多的内地体制内人的共识。
在天降伟人修宪开启登基之路的当年，位于北京复兴门的中国人民银行迎来了它历史上学术气息最重，“与西方接轨”最明显的一任行长，易纲教授。这位老兄可以说在他能做到的一切范围里，最大限度地模仿了美联储主席，从熟练使用各种“粉”，即借贷便利的微操作，到喜欢对市场喊话但说话永远含糊留一半的风格，该学的都算是学到位了。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正部级官员，市场上的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不会真的幻想中国央行能有所谓的独立性。而且不仅如此，由于这个部门现在变成了“北京城里唯一还在按照比较正常的思维运行”的部门，天降伟人和他的小组们捅出来的漏子还需要易教授带着他的学霸们去擦屁股。
在孙国峰司长被查的第三天，中国央行就宣布大幅降低五年期贷款利率，但一年期利率保持不动。这等于是一道公开而急迫的炒房冲锋号，与之前作为“房住不炒”主要执行者的央行画风对比鲜明。加上很快就要出现的长短期利率倒挂，之前一时蛰伏的各种影子银行业务必然又会死灰复燃。跟之前的政策一样，真正上手执行这些政策的还是同一批技术官僚，但决策本身却没有他们能够说话的空间了。
无独有偶，在已经基本沦为疯人院的莫斯科权力圈，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也是独树一帜地头脑冷静思路清晰。面对被全世界制裁的窘境，她果断的升息和资本管制措施有效稳定了市场，虽然没能挽救俄罗斯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至少也帮普京续了命。但和北京的同行一样，她的聪明能干在最高决策者不受控制的胡作非为面前，只能充当一个绝望的裱糊匠。而且因为她不断强调制裁和战争对俄国经济的根本性破坏，还经常遭到消音。这也是技术官僚在专制体制下的悲剧命运：做得好，是帮助疯子造成更长久和严重的破坏，自己将来也难逃追究。做得差，那便分分钟是借你人头一用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