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打火机的现状，实际也是某些中国制造业的缩影。
1917年，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丹希尔的英国人，成功发明了一款以甲烷为燃料打火机，不仅可以阴雨天打着火，还具有极佳的防风性能。
而他发明打火机的初衷是，士兵在前线打仗时，时常为火柴受潮没法点燃香烟而苦恼。
● 一战期间，香烟是士兵最好的解压利器
上世纪30年代初，这款打火机从欧洲风靡到了美洲。
美国人乔治·布雷斯代在其构造基础上增加了金属的方形保护罩，并将甲烷燃料替换成了更便宜的煤油，取名Zippo。
Zippo打火机不仅为后来的金属打火机奠定了基础，更通过美国大兵风靡全世界。
● Zippo早期广告
彼时，中国大部分人用的还是被称为“洋火”的火柴，只有极少数有钱人能用上这款被称为“自来火”的洋玩意。
打火机在中国广为流行，还是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
那时候，世界上流行的是日本与韩国生产的金属打火机，由许多海外侨胞回国探亲时带回。
只是这些平均售价超过300元人民币的金属打火机，对当时年收入不到千元的中国人来说，实属难得一见的奢侈品。
面对这么昂贵的稀罕物，精明的温州人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80年代，温州人凭借对市场的嗅觉，开创了一个又一个“鸡毛飞上天”的创业奇迹。
通过对进口打火机的拆解和研究，温州人很快研发出首批国产金属打火机。
“不要298，也不要198”，靠着超强的仿制能力，温州人将数百元的打火机，硬生生降到了百元以内，利润依然可达50%。
当蓝白相间的火苗在温州一处处简陋的作坊点燃后，这些“山寨”打火机迅速以价廉物美的特点火遍了大江南北，甚至扬名海外。
温州生产的打火机能远销海外，离不开两位当地商人的贡献。
80年代中期，一位叫做李中坚的小伙，陪着香港回来探亲的表哥逛街。
表哥发现温州生产的“山寨”日韩等国的打火机，质量虽说还有一定差距，可外观真假难辨，关键是价格还不到正品的一半。
这位在欧洲经营贸易的表哥眼前一亮，立即让李中坚帮他采购了6万只各式各样的打火机，打算贩卖到欧洲。
为了这笔大订单，李中坚忙得不亦乐乎，一边与表哥在香港和上海成立外贸公司，一边在温州紧锣密鼓安排着订单。
● 李中坚
等这批价格低廉的山寨打火机出口到欧洲后，价格已翻了好几倍，李中坚和表哥从中赚得盆满钵满，还接到了后续的订单。
首战告捷，让李中坚意识到温州打火机在海外市场的巨大商机。他觉得与其把利润给那些小厂，还不如自己开厂来售卖，质量与交货时间不仅有保证，赚得也更多。
1992年，李中坚开办了温州东方打火机厂，专攻外贸市场，当年纯利润就达到了3000多万。
有意思的是，这位温州商人还是一个特型演员，曾出演了很多历史和战争剧。
● 李中坚（中）在影视剧中饰演邓小平
几乎同一时间，温州商人黄发静与妻子陈阿芬也盯上了打火机，创办了温州日丰打火机公司。
由于李中坚凭借出口打火机一夜暴富，引来许多人投资办厂，纷纷参与到打火机贸易中。
到80年代末，温州全市拥有500多家金属打火机厂，产业相关的配件企业更多达上千家。在赚钱这件事上，温州人是认真的。
90年代初，日本发明了一款价格极为低廉的塑料打火机。
这种打火机是一次性产品，既方便烟民，同时也是希望以低价来抵制来自温州的金属打火机。
由于这种塑料打火机主要部件中的电子点火器和密封圈只能进口，按照温州当时的生产条件，制造成本要远超日本。
日本人很得意，觉得在关键技术上终于制衡住了温州打火机厂商。
● 日本生产的一次性塑料打火机
可惜日本人还是小看了聪明的温州人，没多久他们就发现中国遍地都是塑料打火机，全部是Made in China。
震惊不已的日本打火机企业组团来温州考察，可结果让他们无言以对。
原本进口单价至少4元的电子点火器，温州人自己做，最初是2元左右，规模生产后，价格直接降到0.3元以下；密封圈，进口价在0.2元左右，温州人更是将其降到0.005元。
更夸张的是，某些打火机厂家通过零配件拼装组合生产，把售价缩减到近1/30。
而日韩当时生产的一次性塑料打火机，无论怎么控制成本，售价都不会低于4美元（约30元人民币）。
而同样一款塑料打火机，中国出口售价却不到1美元。
巨大的价格差异让日韩打火机企业彻底崩溃，不得不宣布退出塑料打火机市场。
要知道，日韩是全世界塑料打火机生产最重要的国家，退出该领域后，等于拱手将一大半的全球市场让给了温州人。
从1992年到1994年，仅2年时间，中国对美国塑料打火机销量从最初5000万只迅速增长到近3亿只。
面对这样的骄人战绩，中外媒体纷纷以“温州打火机打败日本韩国”为题争相报道。
从那以后，温州打火机“独步天下”，不仅在金属打火机的款式上不断翻新，更将一次性塑料打火机以不足1元的成本做到全世界垄断的地位。
同样开心的还有中国烟民，因为温州商人以一己之力让他们享受到了打火机带来的便利。
作为第一个走出国门的打火机生产商，当时李中坚的公司每天出口的打火机就达10万只，几乎是产品刚下线立即就被打包装车，发往外贸货仓。
整个90年代是温州打火机市场最辉煌的年代，各类生产企业从500家扩大到3000多家，上下游关联企业超过1万余家，几乎都以出口为主营。
每年，温州销往世界各地的各类打火机超过5亿只，占到全球市场70%的份额。
温州市区的信河街更成全国知名的“打火机配件一条街”，各种款式，无论多奇葩设计的打火机，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出的。
因为成本优势，全世界知名的打火机品牌，如都彭、比克、爱酷，还纷纷将生产委托给了温州企业。
虽说是靠仿制起家，可如果说温州商人只会山寨，那确实有些冤枉。
看似不起眼的一次性打火机，其实也有一定技术含量，可以分为风罩、滤芯、调火环、海绵垫等多个零部件。
由于天天和这些零部件打交道，温州的“民间高手”的技术甚至不输专业技术人员。
温州日丰的黄发静曾有一批价值100万美元的货发往美国，结果甲方验货时发现火机打出的火焰，超过最高火焰7厘米的规定，准备退货。
黄发静急了，赶紧召集专业技术人员复查。从模具结构、橡皮管长短到出气阀质量，却怎么也找不到问题出在哪儿。
● 黄发静
结果还是太太陈阿芬，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女子，通过多年经验终于发现问题出在打火机内置海绵上。
因为及时找到替换材料，更换了全部问题产品，黄发静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同样也是黄发静，还曾力挽狂澜化解了温州打火机一次重大危机。
2000年，随着中国入世，温州打火机出口企业突然被美国以及欧盟出台的一项CR法规（Child Resistance Law，儿童安全法规）打懵了。
其实，这项法规是美国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所制定，规定2.5美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设置儿童安全阀。
由于欧美的打火机售价都在2.5美元以上，这项法规显然针对的就是占领了全美市场的中国打火机。
与此同时，欧美等国还以反倾销政策开始对温州的打火机征收重税，导致温州打火机企业陷入两难的局面：不出口，则会永久失去海外市场；出口，则可能做一单亏一单。
而如果按照CR法规进行研发带儿童安全阀的装置，售价必然提高，价格优势也不复存在。
2002年，作为温州最大的打火机出口商之一，黄发静以温州市打火机行业协会的名义，随同中国有关部门开始游说欧盟六国对CR法案进行让步。
● 黄发静
黄发静代表协会强硬表态：“我们的产品完全符合欧盟标准，要是不同意我们销售，那就告到你们同意为止。”
这是当时国内首个为抵制不公平的国际贸易技术壁垒而抗争的民间团体，被誉为“民间第一团”。
2004年6月，历时两年的打火机反倾销案终于落下帷幕，欧盟宣布其强制实施的CR法规暂不实施。
遗憾的是，这只是危机暂缓，两年后的欧盟再次表决通过了CR法规，引来温州打火机市场一片哀嚎。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欧美打火机市场需求萎缩，进一步影响到温州打火机的整体销售，无数企业破产。
遭受沉重打击的温州打火机只得将目光转向到日本，大量的中国产打火机随之进入日本市场，引起日本相关企业的抗议。
2010年12月，日本政府在大企业的施压下，宣布实施与欧美一样的CR法案，这对毫无准备的温州打火机企业几乎是灭顶之灾。
2011年，温州的打火机生产企业从巅峰时的数千家只剩下100多家，曾经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还。
1990年代到2000年初，温州打火机行业利润至少能在30%以上，一只出口价6元的打火机，利润可以达到2元，可谓卖一只赚一只。
而2010年后，虽说温州打火机凭着微弱的价格优势和以往的合作关系在全球打火机市场依然占有一定份额，可由于国内的材料、人工以及信贷、汇率上涨，利润空间已经缩水不少，能不亏就谢天谢地了。
● 2018年，中国打火机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5%
即便日丰、东方这些拿CR通行证的企业，平均利润也萎缩到3%～5%。一年下来的利润只有数百万元，与过去每月动辄数百万的利润早不能同日而语。
促使温州打火机企业倒闭以及利润直接下滑，究其原因还是国内市场最常见的行业竞争。
拿1元钱的一次性塑料打火机来说，价格低到这份上，纯属是被自己人逼的。
由于其技术门槛有限，许多温州人看见代工打火机这么赚钱，蜂拥而至。
人多了，市场又有限，就只能互相打价格战。反正你报3元，我就只要2元；你报2元，我就报1元好了。
到最后，一只打火机甚至连一分钱都赚不到。
可以想象如此微薄的利润，无论怎么做都是亏本买卖。
温州打火机企业如今的困境，不仅仅是低价和恶性竞争因素，关键是长期只追求代工和销量领先，忽视了最核心的品牌建设。
即便期间开发了不少款式以及新颖性能的打火机，可几乎没有一款品牌能在国内站稳脚跟，更别提与国际品牌竞争了。
以Zippo为例，一只打火机最便宜也要卖到150元左右，价格在几百上千的比比皆是。而在温州代工厂，代工成本不会超过50元，大部分利润却被品牌方拿走。
● Zippo打火机价格不菲，关键是品牌滥价非常高
正是由于温州打火机企业大多是代工生产，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有限，使得竞争对手的异军突起才造成今天的被动局面。
“户户叮当响，家家小作坊”，说的是位于湖南中部的县级市邵东，当地人与温州人一样极具商业头脑。
因为地少人多，地理条件不佳，几十万邵东人纷纷外出打工、开店，生意遍布世界各地。
90年代中期，为了提升邵东经济，在“只要来邵东，一切都宽松”以及“除了法律明文禁止的，其他生意都是允许的”政策鼓励下，外出的邵东人返乡创业，带回的诸多产业中就有温州的打火机加工业。
创业初期，邵东人基本就是抄温州人作业，各种家庭作坊星罗棋布，遍布邵东县。
零散无序的模式也导致“邵东制造”因为偷工减料、品控为零在一段时间成为假货的代名词。
那时邵东产的打火机质量很差，经常一打不是螺帽崩了，就是猛然窜出的火焰烧到了人的头发。
2009年金融危机过后，随着温州打火机逐渐衰落，远在千里之外的邵东人毫不犹豫接过了这个产业转移的绝佳机会。
这年，邵东打火机企业在政府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名为“东亿电气”的产业园，整合了当地数十家打火机生产及配套企业，开始统一生产、统一定价、统一配额以及统一销售。
● 东亿电气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打火机工厂，每天可生产打火机近千万只
与此同时，邵东打火机出口企业齐心协力共同出资更新设备，投资研发中心，使得产业规模迅速跃居全国首位。
2012年，邵东打火机产量突破100亿只，出口量第一次超越温州，成为全国出口打火机最多的地区。
根据海关数据统计，中国依然是全球打火机最大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国。每年生产打火机在150亿只以上，其中出口超过65亿只，但是产地已从“温州造”变成了“邵东产”。
● 2013-2018年中国打火机出口量及增长率走势。图源：智研咨询
不过，中国的出口份额虽遥遥领先其他国家，论利润却未必是最高的国家。
与温州打火机行业一样，邵东的一次性打火机产业其实同样面临着利润微薄的困境。
好在邵东为出口所研发的雪茄点烟器、煤气灶点火专用打火机等新产品已占比达到40%， 逐步摘掉了低端制造的“帽子”，总体利润得到了保证。
可以说，温州打火机行业逐渐陷入困境并非偶然。
从某种角度看，温州打火机的现状，实际也是某些中国制造业的缩影：
凭借价格战冲击市场吃到了早期的红利，在长期的代工中故步自封，忽视了品牌建设；随之而来的同行竞争让市场变得混乱不堪，利润被一点点摊薄，更被后来者“弯道超车”，分走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最终，或关门大吉，或勉强靠走量维持生计。
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任何制造行业如果没有独创的核心技术竞争力，仅靠产能已难以应对新的时代挑战，终究会因缺乏创新和品牌意识走向消亡之路。
踩着时代浪潮起步的温州打火机，创造了令人钦佩的产业奇迹，其快速衰落的过程也值得我们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