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三条摆上世界餐桌的养殖鱼，就有两条“中国造”。
在中国，国宴是门学问。
开国大典当晚，新中国要举办第一次国宴，菜单精挑细选：既要调和众口，又要“高端大气上档次”。周总理一锤定音：吃淮扬菜。
这不是周总理偏爱家乡风味，而是淮扬菜确有其长：做工精细，不失本味，高贵典雅，又相对清淡。而各类食材里，质地细腻的鱼类水产，很适合承接国宴风格。
1949年的开国第一宴，上了红烧鲤鱼和干焖大虾；1957年，招待前苏联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主菜松鼠鳜鱼；1959年赫鲁晓夫和胡志明参加十周年大庆，吃到了凤尾鱼；1972年尼克松访华，桌面上有龙井虾仁；1984年里根造访，直接把海参鲍鱼干贝的佛跳墙端上了桌。
国宴上的鱼类名菜名扬四海，但面子之内，却有个难言的里子——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都处在“吃鱼难”的困境中。
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着一句话，“没有中国种不活的菜，没有中国养不活的鱼”，是公认的高赞金句。
但把时针拨回70年前，讲这句话，恐怕没有底气。
新中国百废待兴，粮食供给是头等大事，解放上海第一年，全市存粮8000万斤，只够应付20天的困境。情势危急，陈毅市长不得不请出经济干才陈云同志，用战备手段才压住了粮荒。
粮食如此，优质动物蛋白的供应更堪忧。
央视纪录片《大国渔业》披露一个数据：1950年，中国水产品人年均占有量仅1.65千克，远低于7.7千克的世界平均水平。
在内陆地区，水产品其实是一个遥远的传说。虾皮、海带、带鱼这三宗瑰宝，是绝大多数50后中国人，对于海产的全部回忆。
但不要以为这只是物流阻隔的原因。广东省身靠海边，坐拥珠江，从来都是美食大省，但在70年代，这里也经历过水产匮乏的岁月。
当时的广州市，每个居民每月发两毛钱的鱼票，一个月下来，还不够买条半斤的鲳鱼。寻常日子还可以硬扛，逢年过节和广交会，食材供应就成了大问题。1978年，担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欧初实在忍不住，问了财办主任一个无奈的问题：三十年代我在广州读书吃的都是活鱼，为什么现在只有死鱼？
财办主任答得也很无奈：“死鱼都不够卖，何必求活鱼。”
“吃鱼难”的窘迫，到了作家路遥的笔下，就成了经典段落。在《平凡的世界》里，双水村的田海民办起了养鱼场，给村里每户分了几条鱼，有的村民连皮带刺吞下去，卡住了喉咙。
而另一个经典的场景，发生在中国东北，一包装了干制蛤蜊、爬虾、海米、紫菜的底料，就是家庭改善生活，烹饪汤底的恩物。每当火锅里的水汽升腾，总会有孩子不避氤氲，趴在锅边观察“海底世界”般的景色。
这段辛酸往事，折射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前水产品领域的困境。长期以来，中国虽是水文大国，水产供应却极其紧张。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人工养殖不太行，只能靠捕捞。
以存活率高、家养范围最广的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为例，当时各家各户的鱼苗都是由鱼贩从长江、西江等江河装捞，再运到各个集散地贩卖。
中途需要不断换水、且温度不能过高，但即便注意了无数事项，长途运输依然抵挡不了鱼苗的高死亡率。
“让各家池塘的家鱼自行繁殖鱼苗！”这个想法，当年只能停留在渔农的美好幻想中。
在全世界范围内，科研界主流声音是，家养的池塘养殖没有江中的自然环境，家鱼性腺不能发育达到催情要求，因此不具备人工繁殖的条件。
日本渔业界得知中国专家企图攻克该技术，撂了一句狠话“家鱼不可能在中国繁殖成功”。
在建国之后，国务院下属的农林、商业、畜牧各部门虽然组织了论证，却得到了一个结论：很难解决。
然而，偏偏有一个不信邪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钟麟。
钟麟日后的称号，是“家鱼人工繁殖之父”。
生长在广东江边的钟麟对水、渔业有着天然的熟悉，1950年钟麟便成立了“广东省人民政府水产管理局水产实验所”，开始淡水渔业的研究。
当时国内部分专家提出，将池塘自然环境模拟江河湖泊，刺激家鱼产生促性腺激素。但这条路，显然工程太大，并不可行。钟麟试图直接从根本上去摸清家鱼的生殖原理和条件，以实现家鱼的全人工繁殖。
构想虽然美好，却一直没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原因就是当时从国内到西方科学界，从根本上否定了能够通过外界改变刺激鱼体内脑垂体，诱导产生促性腺激素。
1955年，在实验所翻阅了大量西方资料和做了无数实验的钟麟得知，远在1400多公里的湖北水生所攻克了鱼脑脑垂体催情技术。
于是，他立马启程前往湖北学习这项技术。
1956年，钟麟给池养成熟家鱼注射脑垂体激素作催产试验，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不过，也正是通过这次实验，钟麟开始大胆猜测，除了脑垂体催情这个关键因素外，江河中的鱼能产生鱼卵，是否还和外界环境，比如水流、天气等有关？
不气馁的钟麟又从广东出发，去了广西浔江、郁江、柳江、西江等江河流域实地勘查。每一个地方，他一待就是数月。
在广东省水产管理局水产实验所的记载中，钟麟常常一个人在一条破小渔船上，一待一整天，身边放着福尔马林、酒精以及多个浸泡鱼类标本药物工具，天亮出门，天黑才返回住所。
两年之后，经过一系列研究和数据比较，钟麟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家鱼性腺成熟除了需要催情体的产生，的确和流水加速、水位等都有关系。
在控制了外界因素的情况下，钟麟又实验了一回，然而还是以失败告终。
正在他思考还有哪些未考虑到的因素时，突然天降暴雨，钟麟望着眼前的生态催产池，水流急剧上升、水速变快。突然，他看到一条成熟的鲢鱼，成功地产下一连串卵。
这让钟麟恍然大悟——原来水流、水速、水位都是相关因素！
1958年6月3日，通过流水刺激加上脑垂体催情，成功实现了鲢鱼、鳙鱼的人工产卵、授精和孵化，钟麟的试验大获成功——最终获得了3万多尾优质健壮的鱼苗。
4天后，1958年6月7日，《羊城晚报》头版二条报道了这项重大科研成果，并誉为“创世纪纪录”。
从这一天起，中国结束了鱼苗依赖江中装捞的历史，开启了水产自主的新页。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水产行业迎来了“黄金80年代”。
1981年，赵法箴院士等攻克了对虾工厂化全人工育苗技术，中国人实现了“虾自由”；1983年，赵乃刚等突破了河蟹人工育苗技术，中国人实现“河鲜自由”；1985年，刘家富团队以自然海区性成熟大黄鱼为亲鱼，实现了从江流湖泊到海产品的人工养殖技术突破，中国人开始迈向“海产品自由”。
在这一连串的飞跃式突破中，以大黄鱼养殖技术的攻克最为艰辛——它突破了大黄鱼“离水即死”的世界性技术难题。
作为一种暖湿性近岸洄游性鱼类，大黄鱼常栖息于水深60米的中下层。
一旦离开特定水深，大黄鱼体内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尤其鱼腹中的鳔，因为外界压力而膨胀，使其体积扩张而破裂，最终因压强差死亡。
由于“出水即死”，养殖难度大，人工繁育几乎不可能。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的大黄鱼全靠自然捕捞。
另一方面，大黄鱼又因为富含谷氨酸、维生素A、维生素B等微量元素，成为海鱼的首选。
一边是难以攻克的技术难题，一边是巨大的市场需求，但在“出水即死”的前提下，如何获得可进行人工繁殖实验的种鱼呢？
早在1976年，刘家富就认识到野生大黄鱼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因此，他进行了大黄鱼的保护工作，保留了大黄鱼的样本，并且将其培育成鱼苗，投放到海洋之中。
1980年，经过无数次实验后，刘家富发现，即便是投放到海洋的鱼苗，也无法直接作为种鱼。要想成功找到合适的种鱼，需要从鱼卵开始人工受精，孵化成可供实验的种鱼，并在之后进行驯化。
同时，要想在淡水中成功养殖，还必须进行苗种的淡化处理。即，向育苗池内逐步添加淡水，降低海水比重，使苗种适应在淡水中生长。
但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引入淡水、添加比例又是多少、以什么样的方式添加、鱼生长到不同时期海水和淡水配比各是什么样……这些难题都需通过实验获取数据。
除了这些本身工作的难题，资金支持也是不容忽视的困扰因素。
最终，等不下去的刘家富，决定自己动手开始第一步。
他买下一艘旧船当管理房，挖个土坑抹上水泥做鱼苗池，用水缸做鱼卵的孵化缸，然后毛竹当水管，木塞当阀门。用简易的硬件设施，开始了大黄鱼养殖的探索。
人工授精的第一步是要取卵，但这并不容易。
大黄鱼的产卵过程只能维持一个小时左右，人工取卵需要在这个时间段完成。过早或者过晚提取的鱼卵都无法良好受精。
通过近两个月的观察与试验，刘家富及其团队掌握了大致规律，从时间、地点、捕捞渔具等方面入手解决了采卵问题。
由受精卵经室内孵化、育苗后，以及2年的淡水养殖后，刘家富团队选取的第一批亲鱼才培育成功。
1985年，刘家富首次育出鱼苗7000余尾。
鱼苗培育出来，但随之而来又有了新问题，那就是鱼苗生长周期过长。
首批鱼苗长了两年，体重不到半斤，这个成长速度让团队一度沮丧，如果看不到产业化的希望，不具备开发养殖的前景。那做这样的事情，又有何意义？
从1990年开始的5年时间里，通过网箱、土池养殖、养殖饲料配比等的改善，团队终于攻克了大黄鱼生长难关，一条鱼可以在半年时间内达到半斤体重。这意味着，减少了一半的成长周期。
正是基于这样的成果，中国得以成为世界首个大黄鱼全人工养殖产业化国家，这不仅使濒临资源枯竭的大黄鱼得以保存，还创造了一门年产值60多亿元的新产业。
根据粮农组织统计，从2016年开始，全球大黄鱼产量达到269300吨，主要由中国和韩国生产，其中中国生产总量占比99%。
到1992年，中国人均水产品占有量，已经达到13.4千克，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水产优质动物蛋白供给短缺问题，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自2015年起，全球养殖水产品产量占比超过捕捞产量，且近几年趋于稳定。在这之中，中国贡献了全球70%以上养殖水产品。
可以形象地说，在世界各地的水产市场中，每3条养殖鱼就有2条是中国的。
连续32年水产品产量世界第一，连续17年水产品出口额世界第一。除了是全球最大水产国、水产品出口国，中国同时还是全球最大的水产品种苗生产基地、全球最大的水产品贸易集散地，拥有全球最完备的水产全产业链中心。
2022年1月30日，农业农村部发布了一则消息——2021年，我国水产品出口219.1亿美元，同比增长15.1%。而根据国家统计局3月2日发布的数据，2021年，中国水产品预计产量6693万吨，居世界第一。在这近7000万吨的水产品中，养殖水产品产量达5388万吨，同样位居世界第一。
2022年2月24日，重庆的天刚蒙蒙亮，海关安检员张元就早早起床洗漱，因为这一天他要前往重庆市下辖的丰都县检查一批即将送出国门的珍贵水产品——西伯利亚鲟。
在一片鱼腾声中，数百条西伯利亚鲟从涪陵江边被捞起。
这一次的捕捞，让净重14吨的人工养殖西伯利亚鲟，在经过重庆海关所属涪陵海关检疫合格后装车，随即启运，经广西出境抵达越南等东盟国家。
如果顺利抵达，这一批人工养殖鲟鱼将为丰都县城带来2000万元的收入。
在丰都、千岛湖、查干湖、丹江口……这样的情景，每年在中国众多水产大区上演。
但这并不是中国水产的终点。
2016年，“焚香、敬茶、敬酒、祈祷”，伴随一系列祈福动作，越南同奈省统一县的工业园区内，20辆机械车辆一同开挖，中国海大集团越南同奈项目正式土建动工。
根据介绍，这是海大集团第一家境外全资饲料子公司。作为全国乃至全球首屈一指的水产饲料企业，海大集团由此为起点开始向东南亚辐射。
目前，海大集团已在印度、印尼、厄瓜多尔等国家投资多个水产饲料项目，总投资额超10亿元。
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早在2020年，全球水产饲料产量4939万吨，以中国海大、通威、恒兴、粤海等为代表的企业，为全球水产饲料贡献了2132万吨产量，占比43.16%。
这意味着，中国水产饲料几乎占据全球半壁江山。
与此同时，2017年11月，埃及水产产业园庆典上，觥筹交错中，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会见了中国广东恒兴集团董事长陈丹。
本次接见的原因，便是由恒兴集团负责规划、设计、建设、培训及指导运营的埃及国家水产产业园，历时十八个月隆重开业。
这个项目涵盖了种苗繁育、饲料生产、池塘与工厂化养殖、深水网箱养殖、水产品加工、中心实验室、养殖实验室、制冰厂、泡沫箱厂、污水处理厂等十余项水产内容，工程量浩大。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水产界走出国门最大的水产工程项目，也是中国水产企业以产业链形式输出的第一次尝试。
另一边，自20世纪50年代，中国家鱼人工繁殖技术突破后，中国便开始成为全球重要种鱼乃至养殖贸易市场。
今天，中国水产已经形成一条从种苗、养殖、饲料、流通加工、冷链物流等一体化的完备产业链。
除了企业的大踏步前进，来自科研界的力量也在背后助力中国水产走向世界。
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自1981年起，我国渔业承担多边、双边援外培训项目148个，为全球137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4000多名高级渔业管理官员和技术人才。
一边是中国企业的商业输出，一边是中国科研力量的硬核科普，两条腿走路的中国渔业正在以产业化形式迈向全球。
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水稻科研专家，结束了中国吃不饱饭的时代，而以钟麟、刘家富、赵法箴等代表的中国水产专家，结束了中国水产优质蛋白供需极不平衡的岁月。
从“吃鱼难”，到“吃鱼自由”，中国人的菜谱越来越丰盛。
做到这一点，有文化传统，有美食传承，有创新精神，但比起这些，最重要的，还是一代代中国人的智慧、汗水和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