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今年走向如何，这不仅关系到中共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局势。一个以经济成果为唯一合法性基础的威权政府，当然不能跟西方的市场经济的经济政策一视同仁。为此，旅德政治学者张俊华认为有必要透视一下今年中共可能在经济方面的一些措施。
虽然强调扩大内需，但中国经济依然高度依赖出口
2021年是中国监管新措施实验的一年。从大佬马云取消蚂蚁金服的香港股市首秀后短暂消失的溢出效应开始，对中国打车软件滴滴的IPO的打击以及随后的数据监管，为此后针对教育公司和视频游戏的一系列监管铺平了道路。习近平试图通过这些措施来一方面展现中共是经济界唯一的老大，另一方面也想实践他的某些“理论“（诸如“共同富裕“、“遏制资本无序扩张”、 “房住不炒”）。但人们已看到，这些实验很大地打击了经济界的信心。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其中，除出口外，中国经济中的消费和投资均表现较差，导致需求端持续疲软。2021年8月、11月、12月餐饮消费出现同比负增长，这主要是因为疫情多地散发，对户外消费形成持续冲击。此外，由于芯片短缺等问题，2021年汽车类消费全年同比仅增长7.6%，拉低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整体增速。
而消费又是由居民的收入决定的。2021年，中国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名义增长13.6%，两年平均实际增长仅为4.0%。而收入的减缓又直接跟整体经济不景气有关。内需消费的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国内消费在疫情打击下一直都没有恢复元气。比如12月份的零售额不及预期，仅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7%，是2020年8月以来最慢的速度。
就投资方面，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月度累计同比增速逐月下滑，从前2月的35%迅速滑落至前12月的4.9%。2021年制造业企业利润下降，因而造成投资意愿相应下降。据媒体报道称，2021年前11个月，中国有437万家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企业注销率20年来首次超过新注册企业的数量。只有利润水平较高的产业链上游企业和发展前景较好的高新技术企业取得较高的投资增速。
除制造业投资外，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对投资增速的贡献更低。2021年中国整个地产行业陷入融资困难，房地产开发投资也是一降再降, 而2021年地方财政吃紧，财政支出放缓，导致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较2020年仅增长0.4%。
当然，2021年的中国经济，也有三个好消息。
第一，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本月17日公布2021全年GDP数据，相比去年增长8.1%，超过过外界预期的8%。当然，即便这个好消息也隐含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的经济在走下坡路。因为如果分季度来看，2021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8.3%，二季度同比增长7.9%，三季度同比增长4.9%，四季度同比增长4.0%。
第二，中国2021年外贸成绩单亮眼。发达国家大规模刺激政策带来了外需的增长，同时，东南亚国家由于疫情影响，很多订单转流到了中国。2021年，出口额超过进口额6764.3亿美元。这比2020年多出1520亿美元，是1950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值。
第三，202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兆1493.6亿人民币，年增率增长14.9％，引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除了纯服务业和制造业外，2021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年增长率达17.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0.7％，高技术服务业增长19.2％。
整体来说，2021年的中国经济跟习近平的初衷并不相符。因为习提出的以内循环为主的两个循环，旨在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性，而要通过提升国内消费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2021年即便从最终数字来看是“好的结果”，但并没有按照习近平所设想的思路走。
2022年的两件大事
今年有两件政治事件是中共的行动指导。 一是今年二月份的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这涉及到中共在世界上的形象。在冬季疫情不稳定期间，官方各种防疫措施会更严格。一旦疫情不消停，不仅难以带来“奥运效应”，反而会对相关地区经济活动带来更多限制，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所以，这是各级政府神经紧张的事。
第二件事也是今年最重要的事件，那就是今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他的第三个任期顺利过渡。他有充足的理由要保证今年的中国的经济引擎不熄火。为此，中共将用尽一切政策工具，保证经济不硬着陆。
中国面临的困境
不少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普遍不乐观，世界银行在最新报告中预计，中国2021年经济增长8%，2022年增速降至5.1%。而对严峻的形势，即便在中国领导层面，也已经有所意识。去年12月8-10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对中国经济给出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评估。
以出口为例。首先不可能期待出口将跟2021年一样兴旺。考虑到全球经济渐进复苏、主要经济体大规模刺激政策退出，外需减弱，以及订单逐渐回流东南亚等地区, 出口减速是分析人士对今年中国外贸的普遍预期。
火热的楼市骤然预冷，包括恒大在内的房地产企业陷入困境，相应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出现大幅下滑。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比例相当大，平均为政府总收入的25%，所以如果土地收入下降，或者增长放缓，地方政府的支出将面临一定的压力。2021年刚刚过去，中国不少地方政府曝出财政困难——黑龙江省鹤岗市作为首个地级市宣布实施财政重整。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定，市县政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或专项债务付息支出占政府性基金支出比例超过10%的，必须启动财政重整。另外，河北省霸州市因为财政困难违规乱罚款、乱收费；甚至经济发达的广东、浙江等省出现公务员工资缩减、缓发补贴等情况。当然，共产党统治的地方政府再如何也是不可能出现像美国那样“政府破产”的现象。
北京的政策工具
跟西方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同，中国政府最会利用各种经济政策工具，以某一政治目标为导向（如二十大），迅速地对自己做的计划和原则做暂时的修正。
积极的、精准的货币政策：面对内需市场的压力，中国央行17日降低了中期贷款的借贷成本，望藉此缓冲中国逐渐放慢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央行自2020年4月以来第一次调降借贷利率。与此同时，从去年12月起增加对小微企业的支持。预计，今年中国政府会释出更多的宽松政策，实现“宽货币”与宽信用”同步进行。
自2021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而今年的中国监管机构也将敦促银行增加抵押贷款，并缩减对某些城市的房产购买限制。恒大境内债务展期方案最近已得到了监管机构的默许。预计其它资金紧张的中国开发商也会急于与债券持有人谈判新条款以避免违约。当然，这并不能解除房地产行业债务风险，只是提供一些缓冲的时间。
极力鼓励外商在中国投资： 中国高层将更卖力地落实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极力发挥21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作用，吸引更多外资落地。同时，为了留住外来专家，中国特意把对外国人的税收优惠政策延长至2023年底。
暂缓今年的减碳：习近平尽管不会改变他“双碳”（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但在今年他肯定要为了二十大照顾经济的发展，从而暂时放慢“双碳”的步伐，至少不会再因减碳而出现去年缺煤电影响生产的现象。中国国资委在今年初印发《关于推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中也强调要确保“安全降碳”，要“坚持立足实际、稳妥有序”，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十月后清零政策会有所调整：中国同时也在努力用更好的疫苗来替代目前的严厉的清零政策。中国正在开发自己的mRNA疫苗，预计将在今年投放市场。除了国产疫苗外，德国BioNTech和复星医药开发的mRNA疫苗目前正在接受行政审查，而总部位于上海的生物制药公司Everest Medicine已经与加拿大生物技术公司合作在中国生产和销售其潜在的mRNA新冠疫苗。并在去年底已完成中国工厂的建设。可以想见，最早在二十大之后，中国的清零政策会有所调整。
两种可能的情景
第一种情景是，随着变异毒株奥密克戎（Omicron）的疫情持续扩大，中国将继续采取残酷的清零政策，而这势必导致供应链的中断。譬如去年12月，浙江省的钴矿因疫情爆发关闭，而这将进一步抬高今年的材料价格。如此事件多次发生的话，中国经济在2022年第一第二季度成长停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外部环境的继续恶劣，疫情肆虐，经济进入动荡期，增长、就业、物价、与国际收支全面恶化。那么今年中国的GDP 可能只能达到甚至低于4% 。
第二种情景是，中国出口在上半年似乎依然强劲， 但后劲不足。然而，今年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是中国经济的一剂强心针：中国被认为是该协议的主要受益者。中国将汽车、钢铁、机械、石化等产业部分产品排除在降税范围之外，或争取较长降税期，以减缓冲击。但同时，中国能借此扩大对RCEP成员国的对外贸易，从而弥补今年订单回流到东南亚的“损失”。再则，借助RCEP北京很可能吸引境外消费回流，激活消费的巨大潜力。
随着更有效的疫苗的提前出现，中国官方很可能采取一种更合理的方式防止疫情的扩散，从而使消费的复苏得到保障。 借助于今年上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今年经济增长的趋势可能会“前低后高”，基本上满足保市场主体、保收入和保就业的需求。同时又通过政策工具的利用，有效地遏制通货膨胀。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今年的GDP 将高于5% 甚至接近6%。
总之，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情景。 尽管整个世界经济还是处在一个VUCA时代(Volatility, Uncertainty, Complexity,Ambiguity/易变形、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 2022年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但靠着“临时抱佛脚”的经济工具，北京有望避免全面崩溃。2021年出现的供应链中断将今年继续可能存在——不管其原因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但对于一个动荡的外部世界来说，中国在今年总体来说还算是稳定的。当然，人们不得不对不少政策的持续性打个大问号。很多早该解决没有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往后推延是必然结果。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