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在华盛顿的一些政界人士和决策者中，越来越流行一个新想法：美国正与中国进行一场“冷战”。这是一个糟糕的想法——对历史不利，对政治不利，对我们的未来也不利。
拜登政府明智地回击了这种说法。但总统的行动表明，他的对华战略可能确实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将我们的思想锁定在传统的二维国际象棋模式中。
然而，与中国的竞争是一场三维博弈。如果继续下二维棋，我们就会输。
虽然与苏联的冲突和当前与中国的竞争都没有导致全面战斗，但竞争性质却大不相同。在冷战期间，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和意识形态构成直接威胁。我们和苏联几乎没有经济或社会联系：遏制是一个可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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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竞争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二维前提——唯一的战斗只会发生在双方军队之间——双方的行动都取决于对方是否扣动扳机。但与中国的竞争是一个三维棋局，权力的分配不是单一层面的，而是分布在各个层面——军事、经济和社会。
这就是为什么冷战的比喻即使方便，却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可能还很危险。它低估了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并提供无效的策略来蒙蔽和误导我们。
在经济层面上，美中有着深厚的相互依存关系。2020年，双方的贸易额超过5000亿美元。虽然华盛顿的一些声音在谈论“脱钩”，但认为不用付出巨大代价就能将我们的经济完全与中国分离，这种想法是愚蠢的。我们也不应该指望其他国家这样做，因为据报道，有更多国家现在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美国和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深深交织在一起：两国之间有千千万万的社会联系，从求学、旅游到其他事务。而且在现实中，在疫情和气候变化等生态问题上也是不可能脱钩的。
相互依存是一把双刃剑。它给双方创造了对另一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敏感神经，会让人谨慎行事。但这也造成了漏洞，北京和华盛顿都可以将其作为影响工具加以操纵。
尽管有上述因素，但二维思维认为，美国能够依靠其军事优势与中国抗衡。虽然中国正在实现军队现代化，但美国仍然是唯一真正的全球大国。（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地位会持续多久。）我们必须在传统的军事棋盘上谨慎地策划我们的横向行动——比如改善与印度的关系、加强与日本的联盟，以维持亚洲的力量平衡。与此同时，我们不能继续忽视经济或跨国事务中权力关系的差异——以及这些层面的互动。如果我们继续忽视，我们就会遭受损失。
在经济领域，权力分布是多极化的，美国、中国、欧洲和日本是最大的参与者。在跨国事务上，比如在气候变化和疫情等问题上，非政府行为体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掌控局势。
然而，由于美国对东亚的贸易政策不完善，中国得到了这一领域。在跨国议题上，美国冒着与北京的不良关系危及气候目标的危险。中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王毅外长警告美国，不要指望气候谈判会成为整体关系沙漠中的绿洲。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气候变化和疫情这样的跨国问题。因此，生态相互依存的政治不但涉及对其他国家施加权力，还涉及与其他权力联手。
今天的政治竞争也是不同的。美国及其盟国不像斯大林或毛泽东时代那样受到共产主义输出的威胁。很少有人劝他人改变信仰；今天很少有人走上街头支持“习近平思想”。
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操纵经济和政治深度相互依存的体系来支持其威权政府，并影响民主国家的舆论，以反击和先发制人地进行批评。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看看中国对我们的盟友挪威和澳大利亚的经济惩罚，只因它们敢于在人权问题上敲打中国。一个三维战略将承认并回应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采取的这些行动为我们采取支持性措施创造了机会，反过来会增加我们的影响力。贸易协定会有所帮助，最近将我们的核潜艇技术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协议也会有所帮助。
无论好坏，我们都被困在与中国的“合作竞争”中，竞争和合作是两个相互矛盾的事情，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同时完成这两件事的战略。
在国内，美国必须通过增加对研发的支持来加强其技术优势。在军事方面，这意味着重组传统力量以纳入新技术，并加强刚才提到的联盟。
在经济方面，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导致在一个重要的贸易领域留下了一个巨大漏洞。在跨国议题上，我们需要加强和发展相关机构和国际条约——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以应对健康和气候问题。
悲观主义者看到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率，相信它们会占上风。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盟友视为资产，那么在本世纪，西方盟国——美国、欧洲、日本——的军事实力和经济财富的总和将远远超过中国。
拜登总统是正确的，冷战言论弊大于利。但他也需要确保他的中国战略适合这盘三维棋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