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影响力辐射到诸多发展中国家，为当地开启许多基础建设的项目。然而，在这些建设背后，却出现了许多有家回不得的中国劳工。
（德国之声中文网）自7月28日开始，32岁的张超心底总是回绕着一个问题：“父亲的遗体究竟在哪？”
张超的父亲名叫张广永，来自中国江苏，他在2019年11月与从事境外劳务派遣及分包的南通京唐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唐”）签署合同后，到江苏德龙镍业公司（以下简称“德龙”）位于印尼苏拉威西的“德龙工业园”从事木工工作。
这是一座面积达2,200公顷的工业园区，专门生产镍铁与不锈钢，是中国在印尼“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发展项目——印尼是世上红土镍矿含量最多的国家，而镍矿则是制造电动车电池的必要原料。该工业区有多个由不同公司合资执行的项目，而张广永隶属的PT OSS公司为德龙与厦门象屿集团合资的德龙工业区二期项目。
2020年时，张超的祖父及母亲不幸相继去世。张广永曾两度申请回国奔丧，却都被公司拒绝。张超称，父亲的护照在抵达印尼时，就被德龙收走了，张广永最终未能见自己的父亲与妻子的最后一面。
今年7月28日，人在江苏的张超突然收到京唐的通知，告诉他父亲因糖尿病并发症抢救无效而过世的噩耗。他向京唐询问，“遗体在哪里、存放在哪个殡仪馆”，对方却始终不透露更多信息。
三个月后，京唐于10月27日又以书面通知张超，写道：“张广永在印尼因病去世已两个多月了......我司一直在垫付尸体保管费用至今，现因印尼警方多次要求火化遗体，而我司并无法律上的义务继续为你们垫付张广永昂贵的尸体保管费用。”
京唐公司提供张超的文件，表示公司将不再支付他父亲的遗体保管费，并要求家属20天内抵印尼处理后事。
京唐要求家属在20天内前往印尼处理后事，并表示逾期公司将按照当地法律规定处理遗体火化的事宜。
这纸公文，对持续为寻找父亲遗体奔走的张超而言，宛如晴天霹雳。过去这三个月，他从公安局到政府单位四处寻求帮助，却始终求助无援。
“要我们20天之内前往印尼处理，但我们要订航班、办护照、等绿码（中国电子通行证），到印尼后还得完成5天隔离，根本无法短时间做到，”张超着急地说，“这等于是在为难我们。”
张超不愿意就此让父亲的遗体被火化——他希望透过尸检，了解父亲真正死因为何。“说我爸爸糖尿病抢救无效死亡，我根本不相信。”张超说，7月11日时父子俩通过电话，当时他还很正常，而张广永在出发前也做过体检，身体也都很健康。他决定自己开始调查。
张超四处向父亲的同事打听，得知张广永在7月24日因呼吸困难被送往医院，并在隔天被检测出新冠肺炎确诊。他后来找到父亲当初入住的医院电话，顺利联系上其主治医师，才终于得到新冠确诊的证明书。
德国之声多次致电张广永所属的京唐公司、并寄发邮件，但至截稿前并未得到任何回应。在确认父亲感染新冠肺炎后，张超有了另一个疑惑。他指出，父亲的工地执行的是半封闭式的管控，中国工人被禁止离开园区，但当地印尼人则能正常上下班。“因此，我们认为他不是病亡，是工亡。他在工地内工作，被人传染新冠，怎麽能算病亡？”
张超向京唐指出，父亲应是新冠死亡。但对方不承认，要求他把医院提供的死亡证明拿去给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做公证。联络上使馆，对方要求他先出示父亲的护照，但他的护照却仍被德龙扣着。
“他们提的都是我办不到的事情，”张超无奈地说。
张广永生前不爱拍照，这是他少数有的家庭合照。他以56岁之龄逝世。
走不出的工业园区
生前长达一年半无法回家、逝世他乡的张广永，只是众多滞留在印尼的中国工人中的其中一个不幸案例。根据印尼人力部统计，2020年在印尼的中国工人有35,781名，但多名工人向德国之声表示，许多人没有取得正式工作签证，他们入境时由公司协助取得不能合法工作的旅游签，因此在印尼的中国劳工可能比官方统计的还要更多。
长期关注中国劳工的劳权团体指出，这在印尼是普遍现象，位于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李强向德国之声表示：“我接触超过一百个在印尼的中国工人，他们用的都是非法签证；而光是在德龙，就有约一万名中国工人。”
根据东南苏拉威西省政府资料，2021年当地最低薪资为每月约194美元；而张超表示，父亲工作一日的所得就有人民币350元（约55美元）。相当于对公司来说，中国工人工作四天所需的成本，印尼工人可以工作一个月。
即便如此，比起当地劳工，中资企业似乎还是更愿意雇用中国劳工。李强指出：“虽然当地劳工工资较低，但他们可以组织罢工、且因受当地法律保护，享有各种福利。相较之下，中国劳工乍看工资相对高，但他们的劳动强度可以更大，也较好管控。”
护照遭扣押、没有合法身份，再加上公司的严格管控，许多中国工人就这样被困在距离首都雅加达近1,800公里的苏拉威西，就连要踏出工业园区，也需要领导批准的书面字条——据工人所说，公司内部以防堵新冠疫情为由，基本上已经不准工人出去。
印尼人力部统计，2020年有35,781名中国工人在该国工作。但考量到大批并未申请合规工作签的非法劳工，实际人数恐怕要多上更多。
同样在德龙工业园二期项目打工的郑玉荣（化名）也已经一年多没有回家了。51岁的他于去年10月在一间外包商的引介下来到德龙镍业的二期项目工作，他的护照也在入境时就被公司扣押，至今仍拿不回来。
“合同约定的6个月工期已结束5个月了，没给一份收入，连生活费也没有，最多就给点饭钱去食堂，”郑玉荣气愤地向德国之声说，“我尝试拿回护照也试了快半年了，但保安配着枪站在园区里，最后你连领导办公室的门都进不了。”
另一名匿名工人则透过文字信息表示，外包商原本答应要给他每个月2,100美元的工资，到了印尼后却变成1,600美元。他说，本想着“一带一路”项目有保障，最后却是“被骗了过来”。
10月18日，一名约莫25岁的中国工人被发现在苏拉威西一处码头工地附近死亡。印尼《罗盘报》报导，在现场勘验的警察表示，从绳结的角度来看，该名工人是上吊轻生而死的。提到这则新闻，郑玉荣在电话另一端叹了口气说：“他也是德龙的工人。这里面啊，有哭的、有疯的、有自杀的，什麽人都有——真的是说不出的千辛万苦。”
清零政策下的牺牲者
郑玉荣并非首次赴印尼打工，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他也曾经在印尼工作。他说：“当时很顺利，合同上说工期6个月，6个月到了就回国了，没料到这次会这样。”
事实上，新冠疫情爆发后，在印尼的中国企业也面临困境：中国工人不愿意来了，而且在印尼失业率因疫情攀升的情况下，当地人也对中国企业雇用自家蓝领劳工感到不满。
有工人形容，中资工业园区的管理如“黑社会”，不仅护照被扣押、工资打折扣，工人们基本的生活权益也深受影响。
研究中国与印尼关系的华裔印尼学者廖建裕6月曾在新加坡尤索夫伊萨克东南亚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的期刊中写道，人们原先认为来印尼工作的中国人是要补足当地所缺乏的专业技能，却发现他们大多是在矿场或工业园里提供劳力的蓝领工人，这使得印尼反对党及工会感到不满，认为他们抢了当地人的工作。
以德龙公司为例，光是去年他们就曾因为在疫情间引进中国劳工，而在苏拉威西引发了两次抗议行动。
“他们现在越是招不到人，就越不想放工人走。他们会强迫你干活，把剩下的工程做完，”郑玉荣说，“大部分的人也不敢表达愤怒，否则他（领导）就说你在里面‘蛊惑人心’、‘造谣是非’......我不知道他们会对我们做什麽。”
除了护照遭扣押，中国政府疫情下严格的回国政策也让工人们陷入另一场恶梦。
根据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布的信息，欲前往中国的旅客需在登机前7天及登机前48小时内在两家不同的指定机构，各做一次核酸检测以及血清IgM、IgG抗体检测，并配合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进行数日的“航前隔离”。以厦门航空为例，旅客需要在登机前7天入住厦航指定的隔离酒店，费用自付。
之后，使馆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检测结果决定是否发放健康码。即便顺利得到“绿码”，旅客还需出示任职单位的工作证明、印尼居留许可证等资料。过程中得耗费的大量金钱与时间，都对工人造成极大负担。
在中国的“清零政策”下，这些海外工人成了无人闻问的一群人，回家的心愿一再破碎。郑玉荣多次向领导提过自己想回国，即便要全额自费都没关系。然而对方只告诉他：“反正你现在要走也走不了。”
长年旅居印尼、私下向当地中国工人提供谘询协助的高鹏翔（化名）向德国之声表示，多数中国工人不懂英语、也不懂印尼语。他们不仅与印尼社会脱节、没有相关法律意识，根本不晓得如何为自己的权利救济。
“有人打给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但使馆会要求他们自己与公司协商、或者向警方报警......但因为工业园区内就有警察，工人们认为警察跟公司是一伙的，也就不敢报警了，”高鹏翔说。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有些人选择踏上了最冒险的一条路：偷渡。
为防堵新冠疫情，依照出发国的不同，欲返华的人士可能还需额外在登机前先进行隔离。这使得要从偏远地区回中国的工人必须支付高额费用，才可能回家。
漫长的回家路
9月18日，马来西亚警方在柔佛州的海岸逮捕了在5名从印尼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来自河南的他们是经由承包商荣成公司招募，于今年3月飞抵苏拉威西，在德龙公司的三期项目打工。
在得知这则消息后，曾协助5名工人向公司争取工资的高鹏翔感到相当震惊。“他们当时其实已经顺利跟公司拿回积欠的工资了，但公司仍旧不还给他们护照。要知道工人的内心其实很脆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又遇到了蛇头，最终就选择去偷渡了。”
马来西亚政府最后并未起诉这些河南工人，且预计把他们遣送回中国，许多工人也因此在观望这条偷渡马来西亚的回国路径是否可行。“我身边的人都在密切关注他们的新闻，”一名同样位于苏拉威西的匿名工人说，“一旦他们成功被遣返，偷渡的人可能又会增加。”
中国“一带一路”企业对员工的严密管控，不仅限于印尼。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来自中国东北的罗一峰（化名）忿忿不平地向德国之声表示：“领导们都回得去，怎麽我们都回不去？”
罗一峰任职的瑞木镍钴公司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中资公司之一，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也是中国企业在境外最大的镍钴矿投资项目。根据罗一峰说法，该公司一样也扣留了工人的护照，许多人即便合同到期了也滞留当地。
“我们这里大约有600多个中国工人吧。去年一年才回去了几十个人，”罗一峰说。在中国要求公民只能直飞回国、不得转机后，要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回中国，就只能先到第三国隔离检疫才能登机。
“现在从其他地方中转再回国，可能要花上7万人民币（约10,955美元），”他说，“但公司不会理你的，必须自费。”
德国之声向德龙公司以及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联系，但没有得到回复。德国之声也多次致电瑞木公司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办公室，对方也并未接听。
李强表示，扣押护照是众多中国海外企业的陋习，早已行之有年。但在疫情导致工人短缺的情况下，刚好成了迫使工人滞留当地的方式。
“胳膊扳不倒大腿”
“当地使馆应该负起最大责任。事情很简单，他们帮这些工人补办护照不就可以了？”中国劳工观察的李强说。
李强认为，中国政府不是不想改善海外中国工人的情况，而是他们想管却也管不好。他强调：“中国驻外使馆与在地中国企业有很多利益互动，因为他们需要依靠这些企业来增加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
他并指出，当地政府也需负起责任。以印尼的情况而言，印尼人力部知道许多中国工人持有的是旅游签而非工作签，却还是会直接去到工地上，搭一个棚子，帮工人们延签。“他们（印尼政府）为了经济利益，也就放纵这种非法行为了，”李强说。
但对透过无数管道求助，却仍旧碰壁的德龙工人郑玉荣来说，他早就在心里问过无数次“为什麽”，如今已没有耐心去问责了。“你搞不倒他们的。胳膊能把大腿扳倒吗？扳不动的。”
在中国，郑玉荣是一个长年在外打工、经验丰富的师傅，手下有一帮工人都跟着他一起做事。这次来印尼，他也把十几名弟兄一同带了过来，但不仅没赚到钱，最终连家也回不得。郑玉荣说，他感到非常愧疚，他必须做些什麽。
“再过几天，我想我会去雅加达。”郑玉荣又复诵了一次，像在说服自己：“我会去雅加达，去大使馆。我想亲自去试试看能否拿回我们的护照。我太难受了，我的弟兄们，我对不住他们。”
在工地上发生的死伤从未有过官方纪录。然而接洽多名中国工人的高鹏翔表示，过去三个月内，有人从脚手架跌下死亡、也有人操作炼钢炉时不慎被烧死，可怕的消息在工人群内流窜，加剧了他们的忧虑。
郑玉荣称，园区里的工人“根本不被当作人看”。他自己就曾因为跟领导起了冲突，被对方殴打，造成全身多处骨裂，至今仍旧难以扛起重物。
如今，郑玉荣已在微信上向女儿交代了后事。他唤女儿做“公主”，要她如果连续一、两天没有自己的信息，记得去报警。
“我实在不知道我之后会发生什麽事，”郑玉荣悲观地说。近日，中国疫情再次升温，海外公民返国的相关政策暂且不见松绑，而这些为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出海打拼的工人，却仍旧找不到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