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文，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经济学诺贝尔奖何以内卷化（世界经济发展期待中国经济学）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其中一半授予加州大学教授大卫·卡德（David Card），以表彰他对劳动经济学经验做出的贡献，另一半授予以色列裔美国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福特经济学教授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 和荷兰裔美籍经济学家吉多·伊本斯（Guido W. Imbens）。诺贝尔官网在颁奖词中写道，2021年经济学奖得主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新见解，并展示了可以从自然实验中得出关于因果关系的结论。他们的方法已经扩展到其他领域并彻底改变了实证研究。
可以看到，这是预料之中的结果。经济学诺贝尔奖仍然执迷于经济学的实证和实验经济学而远离现实，不更注重理论创新，看不出卓越贡献。所谓的劳动力市场的新见解，也不过是研究难民和移民如何影响当地工资水平。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在新冠疫情漫长阴影和全球经济一片凄风苦雨中颁发，从而使得这个传统奖项光芒黯淡。经济学诺贝尔奖原本是一个影响很大，关注度非常高的奖项，但是近年来却越来越冷清。希望与现实渐行渐远，经济学诺奖越来越成为诺奖委员会的自娱自乐。
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网络用语，经济学诺奖已经内卷化，这种状态预示着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几十年来“只有数量的增长、没有质量的改进”。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曾经感觉良好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早已跨过了自己的高光时刻，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经济学诺奖曾经是无数经济学人崇拜和向往的圣杯，现在却暗淡无光。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王座上跌落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世界在改变，经济学也必须改变。经济学的发展总是和时代脉络紧密相关，斯密《国富论》成于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凯恩斯写就《通论》置身于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背景，再到后来 70 年代经济滞胀，也都催生出了新的经济理论。
现在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是 100 年来人类最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同时也引发了自二战以来程度最深的一次经济衰退。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困守于传统西方经验和旧有的教条无所作为，至今开不出有效的理论药方。在经济繁荣时，人们可能只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亮；而当经济发展低迷不振时，人们更可能深刻感受到的是经济学诺贝尔奖的“暮色笼罩”。历史和现实已证明，任何理论只要抱残守缺，就只能走向死胡同。
首先，西方主流经济学建立在理性预期和数理模型推导下的分析方法，已经被证明失败。新冠疫情和全球经济低迷突如其来，任何理性预期和模型推导都是无效的。经济学不能只是数学中的推演，更不能只是计算机设计上的沙盘、逻辑上的自洽和理性人的心理预期，它必须直面真实世界的复杂和挑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敢于回答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真实世界远比经济学家们理性预期的更混乱，而且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个人理性让世界早已变得面目全非。现在大家所公认的新古典经济学，更是脱离现实经济生活，已经走入一个虚妄的尽善尽美逻辑世界，甚至走进一个数学模型构成的公式化世界而不能自拔。
看看国际主流经济学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大量现代经济学研究文章，多数不是为了解释现实的经济现象，而是为论文发表而发表，学术论文成为小圈子中互相欣赏的“智力游戏”，这已成为国际上经济学研究的另一场“流行性瘟疫”，而作为西方经济学发展象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在这场经济学“瘟疫”中因为缺乏自身的免疫力而退去光环。
其次，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现实经济发展中漏洞百出。新冠疫情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可以算是一个釜底抽薪，更是对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的彻底打脸。好的经济学不能只是“动听”，更不能成为无法验证甚至是“反事实”的经济学。历史和国家将经济学召唤到前线，结果西方主流经济学却成为一场瘟疫，不但不治病，而且还反而让经济发展“染病”，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狂欢变成一场又一场的“觞殇”。现实中的很多灾难更是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数不清的“控诉书”。
今天的新冠疫情和全球经济持续性低迷只是让已进棺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又多了几颗盖板钉子。在经历了40年的新自由主义和低增长后，西方过去40年的经济正统观念已经被新冠疫情大流行所动摇，不确定性和悲观主义四处弥漫，世界经济发展需要为未来打开更大空间的经济学新理论。
传统的地震、海啸、饥荒等天灾人祸会让人类团结一致，而新冠病毒却反而让西方各自为战，相互“甩锅”，一片混乱，现代人类和国际社会第一次经历了如此大规模的隔离、分裂和碎片化，人类再次遭遇莎士比亚之问：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从中国抗疫和推动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看，相比于对抗与竞争，重振世界经济，合作和集体主义似乎更为迫切和更为有效。因此，在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分化大变局的时代，中国率先发出“全球发展倡议”。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人更有资格去平视西方主流经济学。
最关键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坚持的市场与政府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质变。事实上， 人类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市场和政府不能和平共处，人类不但无法抵御发展风险，更无法确保经济平稳增长。市场与政府这两只大手，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合作，在不同的环境下可以受不同的价值观影响，它们各自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是双方一直都是携手前行。特别是在这种经济发展动荡的特殊时期，相对于市场作用，更需要政府有所作为。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40多年的中国经济奇迹，预示着中国道路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桎梏，在经济发展实践中重构了市场和政府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平稳致远和抗疫中众志诚成、成效明显，就在于始终坚持市场与政府的辩证法、两点论，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又在政府强力推动下开启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发展模式，数字经济和线上经济引领发展潮流。在后疫情时代布满阴霾的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发展正成为一种耀眼的光亮，成为正向的、具有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积极力量。
能否回答和解决好现实问题是经济学理论的最好试金石。世界经济发展和治理期待经济学新理论，新的经济学理论只能来自于新的伟大实践成功经验，中国过去70多年的发展伟大实践成就是推进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金矿。但是，目前中国经济学主流教科书仍然深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经济学理论话语权和研究范式仍受制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而且，我们经济学的不少主流学术刊物仍然在“东施效颦”，向国际主流刊物学习和靠拢的趋势和潮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学的学者们是到应该警醒时候了。中国经济学人们要更好地立足我国改革发展实践，树立全球视野，研究、揭示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发展实际、具有中国特色，才是发展中国经济学的着力点，也是中国经济学界肩负的历史使命和重要任务。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学者们还没有提炼出合适的经济学语言来讲述好中国故事和诠释好中国经验，尤其是不能学术化表达、学理性阐释中国经验和系统化构建中国理论，这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所在。
今天，如果中国经济学人不能很好认清这一点， 过度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而忽视西方主流经济学内在的根本性缺陷和当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学有可能会本末倒置、缘木求鱼而走向“邪路”。
David Card，1956年出生于加拿大圭尔夫，现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教授。
（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官网、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加州大学（伯克利）官网介绍如下：
David Card is the Class of 1950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nd Director of the Labor Studies Program at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immigration, wages, education and gender-and race-related differences in the labor market. He co-authored the 1995 book 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Minimum Wage, and co-edited The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1999), Seeking a Premier Economy: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British Economic Reforms (2004); and Small Differences that Matter: Labor Markets and Income Maintenance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92). He has also published over 125 journal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Card was co-editor of Econometrica from 1991 to 1995 and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from 2002 to 2005. He taught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from 1983 to 1996, and has held visiting appointments at Columbia, Harvard, and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In 1995 he received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s John Bates Clark Prize, which is awarded every other year to the economist under 40 whose work is judged to have made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He was a co-recipient of the IZA Labor Economics Award in 2006; and the BBVA Frontiers of Knowledge Prize in 2015, and was awarded the Frisch Medal by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in 2007.
Joshua D. Angrist，1960年出生于美国哥伦布，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图片来源：MIT官网）
MIT官网介绍如下：
Joshua Angrist is the Ford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MIT, a director of MIT's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Inequality Initiative, and a Research Associate at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 dual U.S. and Israeli citizen, he taught at Harvard and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before coming to MIT in 1996. Angrist received his B.A. from Oberlin College in 1982 and completed his Ph.D. in Economics at Princeton in 1989.
Angrist'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and school reform; social programs and the labor market; the effects of immigration,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and institutions; and econometric methods for program and policy evaluation. Angrist is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nd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and has served on many editorial boards and as a Co-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He received an honorary doctorat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Switzerland) in 2007 and is the author (with Steve Pischke) of Mostly Harmless Econom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and Mastering 'Metrics: The Path from Cause to Effect, both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grist and Pischke hope to bring undergraduate econometrics instruction out of the Stones Age.
Guido W. Imbens，1963年出生于荷兰埃因霍温，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图片来源：斯坦福大学官网）
斯坦福大学官网介绍如下：
Guido Imbens is The Applied Econometrics Professor and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fter graduating from Brown University Guido taught at Harvard University, UCLA, and UC Berkeley. He joined the GSB in 2012. Imbens specializes in econometrics, and in particular methods for drawing causal inferences. Guido Imbens is a fellow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and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章（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诺贝尔经济学奖为诺奖中最“年轻”的奖项，于1969年才首次颁发，截至2020年共86人获奖。这一奖项得主年龄普遍偏高，平均达约67岁。美国经济学家赫维克兹是经济学奖年纪最大的获奖者，获奖时年龄为9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