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3日，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在该国主流媒体《澳大利亚金融评论》上发表题为《莫里森政府挑衅中国以取悦美国》的文章，指责斯科特·莫里森领导的澳大利亚执政联盟为了成为美国眼中“恭顺随从”（fawning acolyte）而无视澳大利亚的利益，执意将本国推向与中国之间“非必要的全面对抗”。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标题。
保罗·基廷称，中国并非苏联，既没有靠攻击行为或是武力方式“强行其他国家纳入一个联盟”，也没有输出“某种普世意识形态”，更未形成苏联在冷战时期那样的“核威胁”。而斯科特·莫里森政府对中国不必要的挑衅，正将澳大利亚带入一个战略上的“死胡同”。
他指出：“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变成了一个和美国一较高下的国家，并且有可能会变得更高——这对美国的那些耀武扬威的胜利主义者（triumphalist）而言是不可原谅的罪行……这样的想法甚至已经蔓延到了那些对美国采取阿谀奉承态度的澳大利亚人身上：中国怎么敢在经济上超越美国呢！？”
“中国的崛起根本不在美国的剧本之内。”基廷写道：“它的存在与如今的规模本身就是对美国‘例外国家’、‘天命传播者’等理念的冒犯”。
基廷指出，澳大利亚与中国没有任何领土争端，两国之间的距离甚至远到连坐飞机都需要12个小时的航程，但澳大利亚现政府正通过其外交政策的无能和对美国的奉承，使澳大利亚陷入与中国“实际上的冷战”。
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亚瑟·西诺迪诺斯（Arthur Sinodinos）在自己发布的声明中渲染“中国在太平洋的威胁比9·11的恐怖主义威胁还要大”，鼓吹“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美澳新防卫条约）要“加速军事和经济发展，联手对抗中国”。他甚至“发明”了一项来自中国的“挑战”，即“中国正在挑战澳大利亚国内经济的运行”。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则扬言“澳大利亚需要有保卫其北部和南部海域的能力”。保罗·基廷称，达顿此话是“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暗示中国可能是一个军事侵略者”。
保罗·基廷表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澳大利亚保守派们将所有的战略信心都寄托在了英国身上。而现在，他们正以别无二致的迟钝与“对被抛弃的恐惧心态”将信念寄托在美国身上。总之，他们就是不相信澳大利亚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在亚洲取得成功，成为一个“骄傲、机敏而智慧的国家”。
“莫里森政府正不负责任地推动澳大利亚与中国进行不必要的正面对抗——而这么做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让华盛顿视自己为一个恭顺的随从。”保罗·基廷写道，“澳大利亚有关独立外交政策权利、可以‘成为自己’并为本国利益行事的权利，正被一个决意要将本国利益置于他国利益之下的政府所取代。”
保罗·基廷。（东方IC）
保罗·基廷是澳大利亚工党成员，曾在1991至1996年间担任澳大利亚总理。在2019年澳大利亚大选期间，保罗·基廷曾直指澳大利亚的国家情报机构“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是“一群疯子”。而在澳大利亚现总理莫里森上台以后，他也曾在头一次演讲中对澳大利亚情报机构和一些媒体的“反华情绪”和“对华恐惧”发出警告。
“澳大利亚必须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打交道，中国和美国，就这两个，”他说，不幸的是，澳大利亚国内关于中国的讨论已“严重恶化”。“一种心照不宣的立场认为，中国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合法的。一个使全球20%的人口摆脱贫困的国家是别有用心的，必须对其进行战略监控。”
当时，基廷就中美关系表示：特朗普（美国时任总统）非常担心中国从经济和科技上超越美国。但仅从人口这一点来看，中国在经济上就注定会超越美国。
“工业革命打破了人口与GDP之间的联系，而随着资本和技术的转移，全球化恢复了这种联系。现在，人口再次成为GDP的主要驱动力，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
对于技术，基廷称，“美国努力设计与中国的技术脱钩协议——误认为中国的技术成就几乎完全靠盗窃西方，但中国的现代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本土发展的。”
而在澳大利亚本国对华政策上，保罗·基廷指出，澳大利亚外交的灵活性受到安全部门的影响，正是它们在给外交政策定基调。而它们大肆鼓噪的“中国威胁”让澳大利亚过于依赖美国。
“我们设有各个政府部门和内阁，是为了就复杂主题带来更好和兼收并蓄的智慧……但这在澳大利亚并不奏效。外交政策的微妙性和灵活性正被一群实际上把持这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安全机构的憎恶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