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点下班 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如此生活三十年……
这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完美诠释了华北制药员工的生活和面临市场突变时的心酸。
老药厂人“如此生活”的30年，是中国飞速发展的30年。医药市场的格局和规则都已沧海桑田，燕赵大地上很多厂子都已消失，而在这里按部就班生活的人们却感觉只过一天。
直到上海的联采办发出一纸公文，宣布华北制药断供集采，列入违规名单，人们才惊觉，经历了河北国资进入、重组、转型等一系列变故之后，昔日的抗生素巨头虽仍幸存，却早已荣光不再。
集采价格低，企业无法供应，一直是业内和主导者担心的问题。
实际上，华北制药布洛芬中标价是最高的，而且此前其市场占有率几乎是零，中标本是拓展市场的好机会，结果不但9个月供应量不足约定的15%，最后还冒着危及全国市场的风险弃标，很可能是发展遇到了困难。
紧接着，华北制药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报，似乎也在印证这一猜测——今年1至6月，公司营收55.83亿元，同比下滑5.65%，净利润只有100.5万元，同比下滑99.16%。
如今华北制药辉煌时期建立的标志性建筑——淀粉厂高76米的机械化提升塔还耸立在厂区，一个华北制药的子弟却在个人公号上写道：“这座城市以前的名片，变成了见证它落后的伤疤”。
对华北制药的痛惜还没有结束，另一个“幸存者”东北制药又传来重磅消息——方大钢铁受让东北制药、盛京控股持有的东北制药全部股份，触发收购要约。以4.93元/股计算，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26.98亿元。
这也意味着，国资彻底退出东北制药，辽宁方大将持股57.88%成为最大股东。
从财报看，经过混改之初短暂的激增，近两年来，东北制药财务又陷入了危机，净利润已连续两年下降。而从产品结构看，还在加码原料药，制剂中仍然以基药为主，部分产品还纳入了重点监控目录。
此次股权结构上的改变，能否改变东北制药的颓势仍未可知。
老药厂们，在艰难转型的余晖中，唱响悲歌。
老药厂的黄金年代
“金色的滹沱河水飞出太行，巍巍的工作塔器宇轩昂”，时间若能倒回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那时华北制药的歌一定是激昂而奋进的。
在卫生条件差且缺医少药的年代里，普药便是未被满足的需求，这其中，治疗感染的抗菌药物尤为紧缺。在华北制药正式投产前，国内一支青霉素的价格相当于0.9克黄金。
为了打破这种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1953-1957年，一五期间，中国设置了4项医药工业领域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华北制药的抗生素厂、淀粉厂和玻璃厂以及太原制药的磺胺（人工合成的抗菌药物）基地。
当时的中国调动了一切可用资源兴建华北制药。据华北制药厂志，华北制药的3个项目，分别由苏联和东德援建，中央先后从各省市抽调医药、管理、行政、机械、翻译等相关人员近1500人参与筹备，总投资超7500万，而1952年北京市的GDP还不足8亿。
当时的华北制药员工，除了作为一个国家级大药厂工人的荣耀，还有无数的实惠。“那时候福利好啊，在华北制药和东北制药工作的人，更好找对象”，一位老员工回忆。
除了职工食堂、医院、宿舍、退休关怀补贴、自幼儿园到中专的职工子弟学校等国企标配外，厂志中还记载，1989年，华北制药投资80万改造了汽水站，班产4000只冰糕，600桶汽水，每年夏季支出17万元。
在接收到“要提高员工素质，为全国输送人才”的任务后，华北制药更是开始为“办学、为职工创造学习条件”大开绿灯。
投产后的二十年间，华北制药调配出1300多人，支援了国内46个单位的抗生素及配套厂区的建设任务。
“那时全国各地的大小药厂谁想要产抗生素，都得来华北制药拜拜山头，人家（华北制药）管吃管住，免费培训，还会派师傅来指导”，医药产业资深人士杜臣很是怀念八九十年代的岁月，“那时候讲同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好的技术、产品要共享，如果不拿出来，大家还会批评你”。
1953年之后，到改革开放前期，华北制药快速发展，抗生素产量增长了近20倍。品种也从最初的几种，增加到了400多种。到1993年申请上市的时候，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5大抗生素产量占到全国七分之一，当时的年净利润已经有1.5亿元以上。
耐药性被证实前，抗生素的市场一直在急速扩张。50年代，青霉素刚临床应用时，平均一个病人每一次注射青霉素只需要20万单位，而到了九十年代，这一数字变成了 80-100万单位。
市场扩张、政策倾斜、充足的资金支持再加上起步早、产品线完整，1953年之后，到改革开放前期，华北制药快速发展，抗生素产量增长了近20倍。品种也从最初的几种，增加到了400多种。到1993年申请上市的时候，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5大抗生素产量占到全国七分之一，当时的年净利润已经有1.5亿元以上。
而在华北制药北方的东北制药，跟“共和国医药长子”相比，也几乎并不逊色。一五时期，国家为东北制药投入了1488万元，扩建并升级磺胺噻唑、合霉素、氯磺酸等生产线。1958年，东北制药建成了国内第一条维生素C（莱氏路线）生产车间，年产量达30吨。
一五期间的各项成果基本奠定了东北制药的产品结构，此后，东北制药又不断纳入新厂，开发新品，升级工艺，到1985年时，有“中国化学制药工业摇篮”之称的东北制药，凭借着抗生素类、磺胺类、维生素类等普药实现了全年盈利3443万元，出口产值超6000万。
在此期间，中国老药厂形成了“四大家族”——除了华北制药，以及拥有世界上最大单条维生素C生产线的东北制药，还有亚洲最大的解热镇痛药物生产和出口基地新华制药、全国磺胺生产基地太原制药。
变局
改革开放初期，老药企自计划经济时代获得的势能仍在释放。中国的4只发酵类抗生素产品——青霉素、四环素、土霉素、链霉素、维生素C产量增，一跃成为全球主要的抗生素生产国和出口国。
进入8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东风吹起来了，老药厂们迎来了最后的高光时刻。
占据本土药企NO.1的“共和国医药长子”华北制药完成股份制改造后，开辟了维生素生产线，还高调进军了交通运输和房地产领域。
东北制药也于1996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直到2008年，凭借着维生素C大涨的势头，东北制药还大赚了3.58亿元。
在这些药厂，员工们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每天按时上下班，下班后，大人喝啤酒、孩子喝饮料，一起度过平静时光，成了很多药厂子弟共同的记忆。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日子里，也不是没有担忧。
根据《领导科学》上的一篇文章，1979年到1984年的连续降价，以及成本上涨，东北制药的利润损失已有1398万元。
然而，就在已经开始有人隐隐担心原材料、能源涨价，产品降价给企业带来影响的时候，东北制药还每年花14万元联办了冠名足球队“辽宁东药”。时任厂长赵烽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这样做是为了要扩大知名度，最后他又补充道：“其实， 我们厂的药品供不应求，无需做什么广告。”主要是为了增强了解。
在老药厂一片平静祥和之外，1978年至2000年之间，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得益于中国的吸引外资政策，跨国药企开始涌入中国。外资药企的竞争压力，正在倒逼中国医药产业进入急剧改革期。
在国内，一大批小型国有药企通过改制、承包等形式转手成为私人企业。
1971年，江苏泰州的徐镜人带着几千块钱和几个工人创办了一家乡镇小厂。这家后来叫做扬子江药业的小厂，十几年后（1988年）在上海甲型肝炎事件中，一鼓作气，用2个多月时间供应了380多万包板蓝根，从此名噪一时。
1981年，40岁的李伯涛出任齐鲁制药厂厂长兼党委书记。这家药厂原来是生产兽药的小厂，到2003年已经成了山东省国企产权改制的试点企业，李伯涛决定由全体职工买断，这之后齐鲁制药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90年代初，江苏连云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出任了一家濒临破产的小药厂的厂长，这人的名字叫孙飘扬。这之后，这家生产红药水、紫药水的小厂转向了肿瘤、麻醉药领域，并逐渐发展成了年收入200多亿元，市值一度高达6000亿，风头无二的医药一哥。
就在华北制药眼皮底下，石药集团联合四家药企组建成立。2004年研发丁苯酞，到2020年已经成了全国销售额数一数二的大品种。
到了1998年，中国医药（集团）公司、中国医药工业公司、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4家分别从事药物和生物制剂生产、医疗器械生产和相关贸易的企业联合组建了国药集团，此后陆续有药企加入，目前已有1600多家子公司和6家上市公司。
是时，各路兵马都想在新兴的中国医药市场站稳脚跟。
而此时，中国的医药市场和用药习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市场搏杀中，各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打法。
比如：扬子江以板蓝根起家，凭借蓝芩口服液、胃舒颗粒等药构建了中成药的商业王国；近年来又逐渐切入高端仿制药领域，在带量采购中已经收获颇丰。
恒瑞医药仿创结合，在肿瘤药、麻醉药领域风生水起。
国药集团有覆盖呼吸、抗感染、肿瘤、神经等多个领域产线，可以更灵活应对市场需求变化。这一点在新冠疫情中充分体现，在新冠疫苗、中和抗体研究方面都有较快的反应。其中，新冠疫苗产能已达到50亿剂，已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最大供应商。
在用药习惯上，生理盐水、抗感染药物已不再是绝对的王者。根据米内网统计数据，2021年一季度，中国重点公立医院卖得最好的化学药，是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消化系统及代谢药、血液和造血系统药物等。抗感染类在TOP10榜单上的也已经不再是青霉素、头孢等产品。
2019年工信部发布的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名单中，扬子江药业、恒瑞医药、齐鲁制药等后起之秀，以及国药、广药、上药、石药等“国家队”开始登上TOP10行列，昔日老药厂排名靠后，或不见踪影。
猝不及防的冬天
2000年代，老药厂的冬天来得猝不及防。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那些原本直接辖属于工业部的老牌药企的管理权在70年代起逐渐下放给了各省医药部门。在市场经济来临时，这些老药企们赖以生存繁荣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有利规则，几乎都变成了掣肘。
先是国家不再统一规划了，一下子放开的市场却让产品销路变得拥挤起来。
2003年开始，因青霉素市场价格低迷，维生素产品政策性降价，成本上涨，以及后期抗生素在药店“限售”等造成的压力，华北制药营收开始下滑，部分车间开始轮岗生产，存货量也开始增加。
时任华北制药董事长的常幸，在接受医药经济报采访时直言，客观情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改革推进的速度与理想速度相比差距不小”。
产品单一、产权制度与运行机制不适合新的市场竞争环境，非改不可，然而改革的方向，却成了另一个难题。
有媒体报道了常幸拒绝外资合作的原因，“他们（外资）只想把华北制药作为其原料供应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不甘于只做原料药，这是华北制药在当年的勇气与决断，然而，在格局日新月异的中国医药市场上，寻找蓝海本就不易，即使找到，调转这艘医药巨轮的方向也同样不易。
“台上的人也清楚，台下坐的也清楚，改革的底线在哪儿，一旦踢到铁板，即便你有能力，也不一定有机会。”
终于，2009年，冀中能源强势入局华北制药，2011年前后，华北制药调整了业务结构，整体业务由原料药向制剂药进行转变——这家药企业准备开始实现自己梦寐以求地从原料药到仿制药的转变了。
正是这一年，随着浙江一家新兴的创新药企的肺癌靶向新药上市，中国的创新药登上了历史舞台，医药行业的风口从仿制药转向了创新药。
而直到限抗令颁布的2012年，一直致力于转型的华北制药还未能真正实现计划中的从抗感染为主，转向“抗感染、抗肿瘤、心脑血管和免疫调节”。到2015年，抗感染药物在其主营收中的占比还在50%以上。
华北制药错过了一个时代。
就在同一时期的东北制药，情况并没有好多少。
2012年，国家限抗令发布，抗生素使用锐减。而其时，本以维生素C为主力产品的东北制药，刚刚开始布局抗生素。
2009年，东北制药成了广谱抗生素磷霉素的主要产地，产品占据90%以上的国内市场。2014年，东北制药又以3200万元的交易价买来辽宁天龙药业的49个批文，其中19个是抗生素，包括头孢尼西钠、头孢呋辛酯等。这场收购后，便是东北制药的连续六年亏损。
“这正是他们衰落的症结，看不清自己，盲目学，自以为得力的措施往往都是衰落的助推机”，杜臣评论道，“行外人来管理药企，等摸清医药规律时，轻舟已过万重山”。
集采断供，雪上加霜……
自2016年起，华北制药五年内四度换帅，今年更是国内集采断供、国际受疫情影响出口受阻，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仅有100.51万元，还收到了国家集采的首张断供罚单。
华北制药此次弃标的布洛芬缓释胶囊，实际上是该公司新产品，2019年底才获批上市，2020年的销售额也只有50多万元。第三批集采竞标时，是“光脚”状态，如果报价合理，可以有效控制成本，其实是有助于开拓市场的。
比如：第一批集采中标的扬子江药业的右美托咪定，已经全面取代了恒瑞医药占据了市场优势，跻身神经系统化药全国销售额TOP10行列。四川汇宇凭借主力产品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等中标带量采购，2020营收相比2017年增长了50倍左右。
按照国家医保局算的帐，三年7975万粒的约定采购量至少可以为华北制药贡献2000万元以上的年收入。相比其本来的销量已经是很大的飞跃。
而华北制药却以“现有产能不足，责任单位重视程度不够，相关注册和变更政策调整”以及疫情原因为借口，选择了断供、弃标。虽然看似合理，却也反映出了，该公司对产能估计、管理、风险应对等方面的短板。
如果其他省份再出现问题，很可能该公司的布洛芬便会彻底被踢出局，到时，即使未来可以实现1亿粒/年的产能，却已错失了市场的良机。更重要的是，按照相关规定，至少接下来的9个月，华北制药不能再参与集采了，其影响还未可知。
在前5批带量采购中，华北制药有多个品种入局，布洛芬是首个出现问题的产品，而近期，华北制药又有两个大品种的仿制药刚刚通过了一致性评审，以带量采购范围扩大的趋势，这些新品种，总有一天也会在集采中亮相。
对于华北制药这样化学仿制药、基药、原料药为主的产品结构，很长一段时间内，集采仍然会扼在它咽喉上。
一次弃标，一张罚单，是给华北制药，也是给老药厂的又一记当头棒：时代变了，企业不止要有历史和规模，还要有随时应变的准备、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更要有严谨的成本控制能力和契约精神。
老药厂的悲歌，令人唏嘘，也令人警醒。华北制药、东北制药所遇到的问题，是转型期中国医药产业的缩影。如何从原料药、仿制化药转向创新药、生物药，如何实现高质量转型，在世界医药产业中寻求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不仅是老药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