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未摆脱规模拉动的发展路径，中国“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 三项数值合计值在9国中仅排名第六，与第一、第二阵列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与美国、德国等工业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率”平均30%以上的高水平相比，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始终在20%左右徘徊。2019年我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虽同比增长6.81%，但仅相当于美国同期水平的20.46%，且与2012年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4.91%相比，八年来中美差距仅缩小了5.55个百分点。中国制造仍处于全球制造第三梯队——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中国工程院制造强国战略研究课题组
摘要：
一、与美国、德国等工业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率”平均30%以上的高水平相此，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始终在20%左右排徊,2015年达到21.77%的最大值后，逐年下降。
二、2019年我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虽同比增长6.81%，但仅相当于美国同期水平的20.46%，且与2012年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4.91%相比，八年来中美差距仅缩小了5.55个百分点。
三、中国“基础产业增加值占全球基础产业增加值比重”指标连续四年下降最值得关注，该指标从2012年的11.54%加速降至2019年的6.11%，累计下降5.43个百分点，总降幅近50%，远高于全球制造强国和后发制造大国。
四、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仅为1.45%，相较2018年降低了0.87个百分点，且低于同期“全国研发投入强度”(2.23%)0.78个百分点，可见2019年全国R&D经费投入中，制造业并没有保持与全国相当的水平。
五、除去“规模发展”数值后，中国与美国的三个分项数值合计的差距从2018年的75.16扩大至2019年的76.31,制造业水平差距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六、2012-2019年，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始终在20%左右徘徊，未能有效促进“质量效益”分项数值增加，与美国、德国长期处于30%以上的高水平相比差距明显。
七、在基础研究领域，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重高达15/%-19%，并呈逐年微升态势，而我国则常年徘徊在5%左右的低位水平。
八、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来摆脱规模拉动的发展路径，中国“质量效益” “结构优化”、“持续发展” 三项数值合计值在9国中仅排名第6，与第一、第二阵列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从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来看，中国仍来进入“制造强国第二阵列”，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任重道远。
前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实现我国经济稳中求进、长期向好的重要支撑，是适应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需保持战略定力、危中寻机，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为系统反映制造强国发展进程，中国工程院通过“制造强国战略研究”系列课题持续开展了主要国家制造强国发展指数跟踪测评工作。《2020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基于制造强国评价指标体系（表1），结合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权威机构的最新统计数据，分别测算了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印度、巴西和中国等九国2019年度制造强国发展指数。其中，详细评估了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和中国等七国制造强国进程趋势与发展特征，印度和巴西两国则作为参照对比而不再深度评价，同时着重对我国2012—2019年制造强国发展进程进行了分析，并对当前新形势下制造业未来发展提出思考建议。
一
2019年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测评结果
（一）制造强国发展指数
2019年，各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排名及所处阵列均未发生变化，制造强国发展指数从高到低依次为美国、德国、日本、中国、韩国、法国、英国、印度、巴西（表2、图1），较2018年指数值增减分别为2.65、-1.50、0.87、0.90、-0.50、-1.71、-4.96、2.29、-1.72个点。幅度变化最大的分别为美国（增加2.65个点）和英国（降低4.96个点），均主要受品牌指标震荡变化影响，德国因制造业规模及出口数据影响出现了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指数下降。
（二）分项数值
1、规模发展分项数值2019年，除美国小幅增长外，各国相较上一年首次呈现整体负增长，德国降幅最大（27.10，-2.50）且为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数值降低。其中，因受以现价美元口径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指数值增幅不足以抵消制造业出口占比指数值降幅影响，中国（54.86，-0.30）虽仍处于领先但出现了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值得重视。反观美国（36.42，+0.30），凭借其2019年制造业总量增速优势，实现了连续三年稳增长。第三至九名分别为德国、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印度、巴西。
2、质量效益分项数值2019年，美国持续保持该项数值增加的势头（51.96，+2.12），绝对优势依旧明显，其中贡献最大的指标为“一国制造业拥有世界知名品牌数”和“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排在第二至第九名的分别为日本、法国、德国、英国、韩国、中国、印度、巴西（图3）。美国、日本、中国增幅位列前三，英国降幅最大。我国与制造强国质量效益差距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上，且该指标不可能在短时间急速提升；此外，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提升乏力的趋势也值得高度关注。
3、结构优化分项数值2019年，各国排名相对稳定，相较2018年未发生变化。美国、德国领先众国，日本排名第三，凭借“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提升的优异表现，德国增幅位居第一。此外，得益于“全球500强中本国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占比”的提振，中国自2016年以来首次实现数值增加，相较韩国、法国、英国初具竞争优势，但与第一、二阵列国家差距依然较大，2019年仅分别达到美国、德国50%和日本75%左右的水平（图4）。
4、持续发展分项数值2019年，美国、日本并驾齐驱，其次为德国、韩国。在制造业企业2019年销售利润率下滑0.96个百分点的影响下，企业运营困难加重，引致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下跌，造成中国持续发展分项数值（15.62，-0.71）继2017年后再次出现下降，与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与法国、英国水平接近。韩国2019年虽分项指数值增幅并非最大，但其“制造业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逐年攀升。排在最后两位的分别为印度、巴西（图5）。
综上所述，在大国博弈升温、下行压力加大的2019年，美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依然持续高于各国，处于第一阵列，综合优势突出；德国、日本稳居第二阵列，相对优势明显；中国、韩国、法国、英国处于第三阵列，中国位居前列。
二
2012—2019年制造强国发展进程分析
（一）制造强国发展指数分析
2012—2019年，美国、德国、中国、韩国、印度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增长最明显的是中国（+18.53）；日本、英国、法国、巴西呈现一定幅度下降，下降最为明显的是巴西（-7.74）。其中，欧洲各国2019年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普遍下降，特别是德国出现了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减少（图6）。
同时，采用指数相对值来直观体现并比较各国每年制造强国发展指数相对位置，即将每年指数最高国家—美国的制造强国发展指数设定为100（对标值），其他国家制造强国发展指数与美国的比值作为该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相对值。对标结果表明，各国对美国的追赶虽从未停止，但美国制造业霸主地位持续稳固，与美国相对差距呈缩小趋势的国家为德国、中国、韩国；呈扩大趋势的为日本、法国、英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表4、图7）。
（二）分项数值分析
1、规模发展分项数值2012—2019年，中国、美国、德国、英国、韩国、印度六国该项数值均呈增加趋势，日本、法国、巴西出现下降，整体增加最为明显的是中国（+11.93），但2018—2019年中国规模发展分项数值自2016年来首次出现下降（图8）。
从“规模发展”具体构成指标看，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范围扩大导致的“制造业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指数值下降，是中国规模发展分项数值下降的主要原因。具体分析，2019年，我国现价美元口径下“制造业增加值”和“国民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指数值合计增加0.23，而“制造业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指数值下降0.53，从而结束了中国规模发展分项数值连续三年的增加趋势，随着未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要谨防规模发展的趋势性下滑。充分挖掘规模发展新增长点，加速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实现内需与外需互促发展，是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选择。
2、质量效益分项数值2012—2019年，美国虽因“一国制造业拥有世界知名品牌数”变化导致质量效益分项数值波动，但其领先地位依然不可撼动。在坚持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下，中国成为各国中唯一实现数值持续增加的国家，但因绝对差距明显且提升幅度较小，质量效益在长时间内仍是我国制造业的最大短板弱项（图9）。
从“质量效益”具体构成指标看，2012—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指标与“质量效益”分项数值逐年增加的变动趋势并不一致。与美国、德国等工业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率”平均30%以上的高水平相比，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始终在20%左右徘徊，2015年达到21.77%的最大值后，逐年下降至2017年19.37%的最小值，2018年和2019年虽连续两年回升，也仅达到21.31%。同时，2019年我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虽同比增长6.81%，但仅相当于美国同期水平的20.46%，且与2012年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4.91%相比，八年来中美差距仅缩小了5.55个百分点。可见，我国制造业产业体系运转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差距十分明显。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已成为我国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3、结构优化分项数值
本报告选取反映高技术产业、基础产业、装备制造业及标志性产业等维度的核心指标评价一国产业结构特征及水平。2012—2019年，德国是各国中唯一数值持续增加的国家；得益于“全球500强中一国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占比”的强势表现，中国一改自2016年以来数值下降的颓势，结构优化分项数值实现回升（图10），但上升幅度有限（0.85个点），仍未回升至2015年最高水平。
从“结构优化”具体构成指标看，中国基础产业增加值占全球基础产业增加值比重”指标连续四年下降最值得关注。具体来看，该指标从2012年的11.54%加速降至2019年的6.11%，累计下降5.43个百分点，总降幅近50%，远高于全球制造强国和后发制造大国；进一步分析，构成基础产业的轴承、通用零部件、数控机床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共四项细分行业增加值占各自行业的全球比重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国内低端产能过剩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两头挤压”下不利态势日益加剧，丞须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实现产业价值链升级，打赢“产业基础高级化”攻坚战，加速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步伐。
4、持续发展分项数值2012—2019年，美国和日本持续发展分项数值基本稳定在30左右的高水平，交替领先；德国稳定在25左右的较高水平，始终位于各国中的第三名；中国与英国、法国、基本同处于15—17左右水平（图11）。值得注意的是，中国2019年持续发展分项数值出现下降，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强化创新驱动，加快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升级，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的重要抓手。
从“持续发展”具体构成指标看，2019年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指标下滑是导致持续发展分项数值降低的主要原因。2019年，在制造业企业销售利润率下滑的不利态势下，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向制造业流动乏力，企业创新积极性普遍不足。具体来看，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仅为1.45%，相较2018年降低了0.87个百分点，且低于同期“全国研发投入强度”（2.23%）0.78个百分点，可见2019年全国R&D经费投入中，制造业并没有保持与全国相当的水平，值得引起重视。
（三）中国与全球制造强国差距分析
在四项一级指标中，“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综合体现一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制造强国的主要标志，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差距所在。为全面展现各国制造强国核心竞争力变化趋势，报告测算了2012—2019年除“规模发展”外的其他三项数值合计值。从“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三项数值总值看（表5），中国较2018年略有提升，在各国中的排名从2018年的第7位升至2019年的第6位，但仍处于50左右的水平，居于全球制造强国第三阵列；与德日（90）的第二阵列水平、美国（130）的第一阵列水平，仍有较大差距。由此可见，虽然我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已超过110，与日本差距不足8个点，但从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来看，我国仍未迈入“制造强国第二阵列”，加速推进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任重道远。
此外，需高度警惕的是，除去“规模发展”数值后，中国与美国的三个分项数值合计的差距从2018年的75.16扩大至2019年的76.31，制造业水平差距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在具体指标层面，我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一国制造业拥有世界知名品牌数”、“基础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等指标与第一、第二阵列国家差距最为显著，应努力在新竞争格局中找准短板弱项，加速提升质量效益，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全面提升中国制造核心竞争力（表6）。
（四）小结从2012—2019年各国分项数值对制造强国发展指数贡献率看，发达国家多以“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作为本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优势项。具体来说，美国、英国“规模发展”对本国制造业发展的贡献率总体提升；日本、英国“质量效益”贡献率持续向好；美国、德国、法国、韩国“结构优化”贡献率令人瞩目；日本、英国、法国“持续发展”贡献率培育成效显著（图12）。
中国“质量效益”对制造业发展贡献率持续提升，但对制造强国进程的支撑能力依然较小，需加速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道路。同时，“规模发展”仍是制造强国进程发展的主要支撑力，且自2012年以来对我国制造强国进程的支撑能力持续增大，制造业总体上仍未摆脱规模拉动的发展路径，制造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未来一段时间，聚焦补齐“质量效益”这个最大短板，加速提升优质规模，全力提高制造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将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
中国制造强国发展进程分析与思考
（一）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深度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下制造业发展新空间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波动中趋势性下降，特别是2019年（27.17%）同比2018年降低2.23个百分点，达到2012年（31.53%）以来的最低水平。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国规模以上制造业规模增速也从2012年的10.0%逐年降至2019年的6.0%，步入持续中低速增长阶段。
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脱实向虚”倾向明显，劳动力和社会资本等创新要素向制造业流入均呈放缓甚至下降趋势，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的空间还很大；加之支撑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技术突破、创新能力不足，导致制造业中新兴产业发展速度不足以带动整个制造业的增长。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维持一定的制造业发展速度意义重大。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制造业仍需加快发展，为防止制造业占比“过快”、“过早”下降，应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自身优势，积极建设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业产业基地，加速供给侧改革、提升供给能力，开发核心基础性短板和弱项产品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新产品，加速实现优质规模提升。同时，进一步发挥完整制造业体系提供的产业生态优势，升级拓展全球需求、拉动内外需双向流动，形成良性循环，推动我国制造业比重及增速两方面持续向好发展。
（二）突破制造业增加值率提升瓶颈，全力推进“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制造业增加值率的高低直观体现一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和效益水平。2012—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始终在20%左右徘徊，未能有效促进“质量效益”分项数值增加，与美国、德国长期处于30%以上的高水平相比差距明显，与我国“质量效益”分项数值逐年提升趋势也呈现鲜明对比。
当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升制造业供给质量，提高制造业增加值率，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为实现这一目标，一是要加强研发设计，全面提高产品档次、质量，以创新、品牌、服务获得高附加值，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高素质人力资源和管理创新转变。
二是要减少消耗、降低成本，重视各地发展中产能过剩及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引导各地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实现集约高效发展。
三是要提高现有产业链运作效率，构建上中下游企业协同高效运作的制造业体系，并实现企业内部在采购、设计、生产、销售、售后等完整生产链条上的高效管理，降低中间消耗，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四是要密切关注产业价值链占位情况，不能只求形式上的高端化，需向质量效益高的产业和环节上发力，而不是停留在“高”和“新”的发展概念上。
（三）遏制基础产业占比下降趋势，坚决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攻坚战
2019年，我国基础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连续第四年下降，轴承、仪器仪表等典型基础性产品总量上远低于美国；数控机床、成形装备等基础制造装备出口单价也与美日德等国家相去甚远，我国产业基础薄弱现状日益凸显。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新兴领域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传统产业仍然是制造业的主力，当前面临着较大的增长和转型压力。基础产业根植于传统产业，是制造强国建设取得决胜的要地，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基础，加速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愈发重要、日显紧迫。
首先，要高度重视产业应用技术基础性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前瞻技术研究，加快打造驱动产业发展的工业技术研究院，夯实产业可持续发展基础，彻底扭转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滞后于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的状况，构建顺畅有效的产业发展技术供给链。
其次，要加速战略性、基础性产业发展的短板和弱项产品的攻关，保持定力、久久为功，重点解决“四基”产品、高端制造装备的短板，构建安全可控且持续的供应链体系，促进对供应链的主导力和管控力。
此外，还应努力完善标准、计量、认证、检验检测、信息服务等基础服务体系，围绕产业升级需求，加快制定和实施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产业质量、安全、卫生和节能环保标准，发挥标准引领作用，提升我国在国际领域的标准话语权。
（四）加大制造业创新支持力度，持续促进优质要素资源向制造业有效集聚
2019年，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明显下滑，仅为1.4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23%）0.78个百分点。与2018年相较，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下降了0.87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却上升了0.09个百分点，全国增长的研发投入并没有流入制造业，需引起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措施稳定并提升制造业研发投入，遏制下滑态势。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重高达15%—19%，并呈逐年微升态势，而我国则常年徘徊在5%左右的低位水平。当前美国国会已通过2021—2025年面向10个关键领域基础研究的1000亿美元政府拨付计划；德国承诺2021—2035年每年额外资助3.85亿欧元用于专项基础研究，我国政府亟待从国家战略高度加强制造业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投入。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建设制造强国，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以科技创新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稳定保持制造业长期投入的定力和持续研发的韧性，不断提高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一是要落实各类资金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大财政资金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积极落实《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法》中“科学技术经费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的要求，吸引社会资本支持制造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综合运用基金投入、风险补偿、保费补贴、绩效奖励等多种投入形式，持续提高用于制造业企业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投入。二是引导制造业企业建立创新自发投入机制，充分利用财政资金与政策杠杆，撬动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鼓励规模以上企业每年从销售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研发准备金，鼓励按企业上一年度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后实际研发投入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予以补助。
三是进一步健全国有企业创新考核评价体系，增加制造业研发投入在考核中的权重，尤其是增加基础研究、应用型基础研究在科技创新考核中的比重，从而加速技术创新和要素资源向制造业有效集聚。四是提高各级政府设立的各类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和科技专项经费的使用效果和效率，加强对科技经费使用的考核，把科研经费切实用在刀刃上，确保科技经费成为制造业实现创新驱动的推进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