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一次重要会议上再次提出“共同富裕”的说法，并把这个目标列入了中国现代化的一项核心特征。有分析表示，这可能标志中国巨大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时候即将到来。
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从一个贫穷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攀升，挤入了世界贫富差距最大国家的行列。
据美国财经媒体石英财经网（Quartz）报道，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最富有的20%的人所拥有的可支配收入超过了20%最贫困人口所拥有的可支配收入的10倍以上，而且这个扩大的势头还在继续。
身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习近平在周二（8月17日）举行的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上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被一些人认为是对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的一个重大修正，也是中共经济改革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向，从较为放任的经济增长时期转向中共对经济有更多控制的阶段。
不过，会议还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共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这些话被解读为是为了缓解当局推动“共同富裕”而带来的不安，也想表明没有否定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这个阶段的到来与美中关系严重恶化和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孤立不期而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主要是一种危机应对反应，力图通过强化对国家，特别是民企的控制来对抗外部世界。
从去年中共向阿里巴巴展开反垄断调查以来，中国监管机构明显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和微观的控制。针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调查名目越来越多，从反垄断调查到数据安全调查再到各种合规调查，被调查对象和范围也再快速扩大，不仅涉及网络，还波及到外卖、出租汽车、教培等。一众民企如阿里巴巴、腾讯、美团、滴滴、百度，以及各种证券公司等都受到调查和处罚。
这次中央财经工作会议显然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习近平，还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政治局常委汪洋、王沪宁、韩正等。此外，中共经济计划机构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中央农办、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等主要监管机构的主要官员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习近平上台后就高调提出要打一场脱贫攻坚战，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虽然这项工程充满了作秀和浮夸的内容，但至少向中国公众传达出习近平的一个有别于他的前任的治国理念，这就是追求一个在财富分配上更加平等的社会主义。
这次会议还就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说，这些措施显示，北京可能会加快财产税和遗产税的实施。中国当局从2011年以来就提出增加这两项税收的想法，并在上海和重庆进行相关的试点。中国高层在今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要继续推动相关立法问题。
彭博社引用澳大利亚最大的银行集团麦格理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Larry Hu)的话说，“中国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恶化到决策者们别无选择，必须面对的程度，要把这个问题当作优先问题加以解决。”
胡伟俊说，习近平把这个问题提交到最高层，相信这是中国未来政策走向的“一个重要迹象”。
高层讲话传递重大信号，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到了极限，第三次分配来了
它可能会成为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昨天，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共同富裕”再一次被高规格提及。
纵览会议内容，它很可能意味着共同富裕或将从文件走进现实。
会议带火了一个词——“三次分配”，但其实它有很多意味深长的表述，会让了解中国当代史的人浮想联翩。
比如：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共同富裕与三次分配，结合会议序言的关键表述，既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的需求，又是“长期执政的基础”。
那么，共同富裕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该有人对此再心存侥幸。
剩下的问题就是，涉及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将如何实现，三次分配将会出现什么新的形式，它将最先影响到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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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不算陌生，那么三次分配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资料，这个概念在国内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4年提出的。不过直到25年后，它才首次出现在官方话语体系中。
之后，出现的频率开始变得越来越高。
按照厉以宁的说法，从最朴素意义上解释：
一次分配就是工资，由市场主导；
二次分配就是社保，由政府主导；
三次分配就是公益，由社会道德驱动。
三次分配首次获得官方认定，是在2019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
会议在提到我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时，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而在次年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三次分配”政策指向得到了进一步明晰，会议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三次分配与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挂了钩。
第三次，也就是最近的这一次。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三次分配”被纳入中国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愈发明确。
从概念的提出，到对这个重大命题进行阐述，再到提出基础性的制度要安排上了，我们可以感受到，政策信号越来越密集。
联系到同期共同富裕在2021年内被密集、高规格提及，这表明，第三次分配即将进入大规模的操作阶段。
智谷趋势文章《高层讲话传递重大信号，中国正在发生战略转向，决不允许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提到，前30年，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现在开始，我们迈入了均贫富的阶段了。
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这既是同一个逻辑的自然延续，但也是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
此次中央提出第三次分配，其实就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意味着，要实现共同富裕，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这一阶段的工作将会围绕，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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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这个思路，我们或许会对近来的一系列大动作，多了一个理解的维度。
最近有几个行业受到监管层的雷霆暴击，引起全国关注，分别是：互联网、教育，还有娱乐圈。
第三次分配要解决什么问题？答案是公平。
公平，充分体现在反垄断和防堵塞这两手上。反垄断是防止“富者愈富”，防堵塞是防止“穷者愈穷”，让财富流动，让阶层流动。
反垄断对应着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蚂蚁上市一夜被叫停、阿里被开出182.28亿元的天价罚单为起点，反垄断罚单一张接着一张，中国企业去海外上市被频频警示……
证监会在7月5日明确提出，防范少数人利用资本市场违法违规“造富”。互联网野蛮造富的时代，步入了尾声。
另一个“暴富”行业在娱乐圈。
2018年，范冰冰因偷税漏税被八亿罚款事件，引起了娱乐圈税务大地震。短短4个月内霍尔果斯百家影视公司注销，明星避税港变荒城；
今年，先是顶流郑爽因代孕弃养案变成了路人爽子，随后被曝出1.8亿的片酬，后有吴亦凡涉嫌强奸被刑事拘留，激起了极大民愤。凭什么一个要演技没演技，要人品没人品的网红，却能拿到亿万身家？
不患寡而患不均。根据统计局2019年相关数据，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2561元。按照五等份分组，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月均收入不到1000元。
明星收入过高、德不配位的热议不绝如缕，特别是在近期吴亦凡、张哲瀚等明星“塌房”事件频发后，步步达到高潮。
《新华社》点评：吴亦凡事件不应该只是公共舆论的一次“盛宴”，更应成为演艺界的一次警钟，国内娱乐圈存在的畸形生态该彻底整治了。《人民日报》发文：治理饭圈乱象，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
从明星丑闻爆出到“一夜消失”，再到官媒发声，演艺圈的监管似乎来到“收网进行时”。
资本在娱乐圈的无序扩张，顶流的“一夜暴富”，显然也到了历史转折点。
从防堵塞看，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指出，要“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
“畅通向上流动通道”，说明了通道出现了梗塞，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出现了青年“躺平”危机。
“躺平”显然是对阶层固化的佛系对抗。
在中国，很多优秀年轻人的未来同样被精英巨头们垄断，“996”、“007”让年轻人卷到极致只想“躺平”。
更可怕的是，作为中国阶层流动的主要通道——教育，也出现了堵塞。有钱人豪掷千金买学区房就能进入好学校，再通过校外培训班让自己的孩子早跑一步，寒门无奈再难出贵子。教育内卷愈演愈烈。
于是近期，中央出台了“双减”政策，K12校外培训机构“团灭”，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学区房彻底“凉凉”，教育公平正渐渐回到应有轨道——让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
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当下，中国2019年的基尼系数已经冲到0.47(达到0.5以上就是收入悬殊了)，为了社会公平和稳定，资源再分配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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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分配，谁被分？谁得配？
前面提到，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
去年年初学习时报文章《第三次分配：内涵、特点及政策体系》称，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
所以第三次分配，人人有份，既可以是分配者，也可以是被分配者。
中国的第三次分配的主要载体——慈善事业在中国发展相对滞后。
界面新闻报道，2019年中国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同比增长4.88%。这仅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0.15%；而美国个人、遗产捐赠、基金会和企业向慈善机构捐赠了约4496.4亿美元，占到美国当年GDP的2.1%。
中国慈善事业任重道远。
在高质量共同富裕的目标下，有三件事情正在或即将发生：
第一，企业家参与扶贫没有终点，将迈入从比富到比慷慨度时代。
在“脱贫攻坚战”中，中国的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热情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充分展示了中国公益的深度与厚度。
如今，脱贫攻坚战已经完成，不过企业的公益慈善事业没有终点。
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大基调下，中国企业家会进入从比富到比公益慈善慷慨度的时代。
当然，“制度安排”也需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副院长邓国胜提出，一方面要进行短期刺激，实施慈善信托的减免税政策；另一方面进行长期刺激，以政策激励慈善组织重视个人捐赠，更加积极开展慈善教育和慈善文化的培育。
相信与此相关的税收减免、优惠法律、政策也已经在路上了。
第二，中国离征房产税、遗产税越来越近。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有(或有过)遗产税征税历史，比如美国遗产税采用超额累进制，税率在18%-40%之间，日本也采用超额累进制，税率一般在10%-55%之间。
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开征了遗产税。中国虽然尚未开征遗产税，但是我们要做好十年内出台的准备。
《胡润财富报告2020》指出，中国600万资产“富裕家庭”数量首次突破500万户，未来10年将有17万亿元财富传给下一代。
当前，中国正值第一代富翁把他们的财富向第二代转移，这时候如果不及时推出遗产税，跨越代际的财富不平等就更难控制。
可见，要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开征遗产税也成为时代的选择之一。
目前中国人财富不少体现在拥有多套房子上，特别是“炒房族”，搭上了房地产造富的时代顺风车，获得了超高收益。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今年6月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第一财经报道，多位财税专家分析，继重庆上海之后，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有望扩围，为房地产税立法探路，积累经验。
在促进共同富裕目标下，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试点步伐很可能加速，房子越多、价格越贵的富人，做好要交更多税的准备。
第三，在监管的铁拳下，“一夜暴富”神话再难创造，中国将回归实业兴邦。
无论是房地产造富，还是互联网造富，又或是资本进入娱乐圈造富，“一夜暴富”的神话很难再被复制，在强监管时代，中国将谨防“脱实向虚”，发展的重心在实业。
乍一看，发展制造业与共同富裕关系不大，实则不然。
目前中国的分配结构是金字塔型，要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就要推动更多塔底的人向中间层流动，塔底的是谁？除了农民，就是产业工人。
中国有4亿产业工人，但由于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的7.4%。简单地说，1个美国工人创造的财富，相当于13个中国工人。
这导致中国的产业工人的收入很难提升。
因此，提高产业工人的收入，就要从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和素质开始，在源头上就要发展职业教育，这样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才有希望。
说到底，共同富裕，牵涉到我们已经出现以及将要面对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它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复杂的一盘大棋。
现在，我们有幸目睹这一重大历史进程被掀起了一角。
习近平提“促进共同富裕” 学者：不能以打土豪劫富济贫！
资料图片：习近平的“中国梦”化成幻影。
近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第二个百年目标，包括加大税收、社保，壮大中等收入群、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等。有学者认为，政策手段必须讲法治和程序正义，而不能沦为毛左式“打土豪、分田地”的劫富济贫。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7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共同富裕”及“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两大议题。习近平宣告，中国将从过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会议强调，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目标迈进。
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方面，会议指示，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要一体推进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法治和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信用体系建设。
资料图片：2021 年 7 月 9 日，一名男子站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楼的屏幕附近，播放习近平的新闻镜头。（路透社）
学者：解决贫富差距应注意法治和程序正义
对习近平宣告“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北京经济学者彭定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均贫富”这口号很恐怖，会令人联想是“打富豪、分田地”，这和“以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相牴触。
彭定鼎说：“如果你的土地是通过正当渠道、辛勤劳动取得的私有财产应受保护。你只要是用合法正当取得的财富，不管多巨大，都应当受到保护。不能因为政策目的，变成有钱我就打你。”
彭定鼎提到，孙大午的案例就令外界认为，当局是因为他成了大户构成威胁，对他旧帐、新帐一起算。相反的，在民主国家像比尔盖兹、马斯克这些科技富豪，在美国没有问题。合法取得的私有财产受到保护，才能鼓励社会去创造财富。如果因为他们创造财富就遭到打击、财富被剥夺，或被要求强制捐款，那企业家都不干了。
彭定鼎认为，高收入者已缴了更多的税，政府应做的是对穷人提供保障，而不是以国家力量控制均贫富：“中国需要程序正义，法治的根本就是程序正义，不可以以‘均贫富’为目标。这个世上人的才华、智力、经营能力、机遇是不平等的，人生而平等，是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而不是在社会地位意义上的平等。不能因为你有钱，我来剥夺你。国家调控要非常慎重，不能以目的为导向。”
中国企业家孙大武。（资料照AFP）
政府职责在保障最低收入人口、打击非法取得财富 不在均贫富
彭定鼎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富差距悬殊，主要是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有经营头脑、有才华的人得以发挥，有些人做大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权贵资本主义，靠官商勾结也可以做大。中国实施市场经济突显差异，不是均贫富的。
彭定鼎说：“中国出现很多富人一点不奇怪，不要‘打土豪’，要‘打劣绅’。如果那些通过官商勾结、通过不正当手段、不正当程序取得不义财富的，打！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够说我采取这个行动的目标是均贫富，均不得，贫富均不得。要保障最低收入人口，要保障像我这样的人能吃得上饭，足够了。政府不能再做别的事，再做就是恶了！”
彭定鼎提到，共产主义是取消私有财产，市场经济则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前提，两者不可能并存。
台媒《上报》报道，据中国暨南大学2020年一份调查指出，中国高收入人群若订在可支配月收入10000元人民币以上，大约有800多万人，占总人口0.61%。另有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可支配月收入超过20000元人民币的人数应该超过1000万人。而2019年收入最低的40%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11000多元人民币。
一线城市人均GDP是全中国平均的两倍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WTO及RTA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李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中国政府近年以反垄断、加强监管为由，对科技业、补教业、网路游戏业等巨型公司逐一整顿，加上去年十二月，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提出均衡发展、均富的概念，短短八个月又召开财经会议作出“促进共同富裕”宣示，可以感受到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计划经济的下一个阶段要重点处理“所得分配”的问题。
资料图片：2015年7月7日，一名民众从中国五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画像前走过。（路透社）
李淳提到，从维基百科查询，中国沿海城市跟全国平均的人均GDP落差很大。沿海省份可迈入亚洲中高水平，其他省份享有经济发展果实的情况明显落后。
李淳说：“江苏、浙江、福建三个省的人均GDP介于15000到20000美元，上海、北京已经超过20000。福建15000到20000美元，隔了一个武夷山后面的江西就掉到6000到8000，差很大。山东10000到15000美元，可是旁边的河南就只有8000到10000。西藏、新疆6000到8000，甘肃就只有6000以下。”
如何拉平42%贫穷人口 达“共同富裕”中国梦？
李淳提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邓小平在1985年提出的口号，中国政府应是认为已达到此目标。“共同富裕”可说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习近平设定“全面迈向小康社会”，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说，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占42%人口。
如何缩短中国14亿人口贫富差距？李淳认为，“第一核心在教育体制改革，可能说不定两代人才有办法完成，教育体制等于是给现在还没办法参与经济发展果实的人未来有参与均富的机会。第二是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或说社会福利体系。由于医疗体系不完整，非沿海城市有很多因病转贫的问题严重，乡下家里有人生一场大病，本来是小康，又回到贫穷阶段。这两个是基础，要好好整治。至少是下一代，也许这一代是来不及了。”
李淳分析，贫富不均常是历史上动乱来源之一，习近平为何要从聚焦式的富有改成“共同富裕”作为下一阶段经济重点可以理解。日前中国政府整顿补教业，希望增加社会阶级流动性，以免形成有钱人才有机会利用教育体制翻转的畸型社会现状。这次是财经会议，提出的解方集中在财税、租税、所得分配等，相信接下来的政策手段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