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8日，推迟了一年的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东京落下帷幕。
之前7月23日开幕时，可以容纳数万人的体育场内，除了近千名奥运相关官员、数千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外，并无观众。闭幕式情况完全一样。东京愈发紧迫的新冠疫情，已经不能让日本国内外民众在体育场内为本次奥运会助战。这也是近代奥运会首次遭遇空场情况。
东京今年异常炎热，奥运会却在东京遇冷，街头巷尾奥运会气氛不复以往。8月24日至9月5日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接着在东京举办，那个时候气温会比7月底8月初低一些，但估计残奥会的热度亦会随之降低。至于东京的新冠疫情能否走过高峰期，残奥会期间会不会出现东京一地一天确诊一万人以上的情况，日本专家也说不出个一二。
不少日本人依旧记得57年前的1964年。那年日本举办完奥运会后，很快其经济规模就超过了英法，接着在1968年前后超过了西德，在世界第二的位子上一下子就坐了42年，直到2010年被中国赶超过去。
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办现场（图/日媒）
一些人因此将东京奥运会印象与经济起飞联系起来，希望再迎来一次巨大的经济上的成功。可惜今天的日本已经没有了奥运会之后再度实现经济飞跃的可能。东京或者说日本已经没有了激情，失去了在经济上打个翻身仗的想法。
安倍晋三内阁获得了申奥的成功，但安倍主政8年让日本一直处于深度的失落中。2020年9月菅义伟执政后，随着新冠疫情的恶化，经济上的失落有过之而无不及。菅内阁不仅在奥运会问题上与民众严重脱节，在国家政策等方面，今天的日本同样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中。
奥运会成为系统化的中心，近年大城市功能发生转变
纵观1945年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会发现重大国内国际活动让国家有了一个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建设社会基础设施的机会，经济因此不断做大，大城市首先获得了集中发展，城市之间的差距开始拉开，直到这届东京奥运会的举办，相关机制戛然而止。
东京奥运会举办之前，政治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1964年那里，幻想能再度让经济获得巨大的成功。看日本电视，平时不论被问到什么问题，菅义伟首相总能从官僚写好的标准答案中找到一条，念给提问者听，但在说到奥运会时，菅罕见地没有看事先写好的答案，而是说：
“我的记忆中一直有东洋魔女，有她们鼓舞日本国民的深刻印象。”
“东洋魔女”指日本女排。在1964年奥运会前后，日本女排数次拿下了世界锦标赛冠军，因而有了这一称呼。进入1980年代后，“东洋魔女”的影视产品输入中国，也被中国观众热捧过。
《排球女将》截图
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让日本走出了战败阴影，重新建立起信心，并重新进入国际社会中来。几十年后，日本希望通过申请举办2020年奥运会，向世界展示日本已走出自然灾害及核电事故的阴影，且盼望日本的经济能再度辉煌——2011年东日本刚刚发生了大地震大海啸，出现了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之后全世界最严重的核事故，以复兴东日本为口号的“复兴奥运”成了2013年日本申奥前后谈得最多的内容。
然而，申奥成功后，笔者数次前往东日本地区，采访了大量的灾区企业，也曾经特别希望能够采访到和奥运相关的内容，让笔者感到十分不可思议的是，整个东日本对奥运会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一方面是灾后重建而非新建，并没有太多的体育内容，另一方面，东日本离东京几百公里，人口稀少，也不适合举办现代体育项目。
笔者在日本看到最多的是东京方面为筹办奥运而建设了大量的场馆、新住宅。东京及东京周边才是日本人口、财富、信息最为集中的地方。具体举办奥运会的一都三县（东京都、千叶县、神奈川县、埼玉县），人口有3600万之众，资本总量几乎占了全日本的一半，奥运会正是这里最大的庙会、最大的民众活动。在一都三县举办奥运，利益能够惠及日本人口三分之一，更给承担了日本最重要经济活动的地区留下众多社会基础设施，何乐不为？
所以，以复兴东日本为口号的“复兴奥运”在申奥成功后，很快就被忘却，只有一都三县的各种建筑工程紧锣密鼓地处于施工状态中，真正需要复兴的东日本，很多工程反而是预算都拿到了，却严重开工不足。至于受灾及核电事故后疏散到日本各地的居民，至今有数万人未回东日本。
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日本几乎每十年都会申请举办奥运会——如东京大学新闻学教授吉见俊哉对日本媒体所谈，“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有1975年的北海道札幌冬季奥运会，再以后日本申请过1988年在名古屋举办奥运会，但没有成功；1998年日本举办了长野冬季奥运会，之后大阪申请过2008年奥运会，但也没有成功。”如此频繁的申请，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希望通过奥运会获得新的成功。
吉见认为，每十年举办或者申请一次奥运会，在日本已经“系统化”。奥运会等体育项目基本不会遭遇民众的反对，项目结束后，经济上的迅速发展给大部分市民带来了便利的交通和稳定的工作。这样的成功慢慢转变为一种系统化，可以说2020年东京奥运会就是这种系统化的产物。
这里撇去日本出现的强悍的大城市与脆弱的地方小城市之间的矛盾，不谈东日本在自然灾害、核电事故面前有多弱不禁风，分析日本的系统化时，会发现这种系统化如今实际上已撞到天花板，不再具有让城市继续发展的现实意义。
而突来的新冠疫情，让日本系统化方面的问题暴露得更为彻底。
不少人很难理解为何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东京一天能有五千人、日本更是一天上万人确诊感染新冠。行政上稍有疏忽，新冠疫情的传播便会一发不可收，东京松松垮垮的防疫体制，肯定会造成决堤。特别在重大活动期间，国家、地方领导心里只有奥运的时候，不论如何强调防疫的重要性，第五波疫情的高峰还是与日本不期而遇。
东京的大企业从2020年就已开始进入居家办公模式，不少人因此返回故乡，反正在东京郊区与回千里之外的北海道、大分县没有什么区别。不少企业将本位于东京的总公司迁移到了其他地方，这不仅仅因为东京办公费用贵、办公条件拥挤，更是为了能够躲避今后极可能会持续出现的疫情大流行，减少相关风险。
今天人们在东京看不到奥运热情，民众对奥运没有期待，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东京已经不需要再建更多的道路设施，不用再扩大运输能力，更无需定期举办数万人的体育盛会。东京或者一都三县那样的大城市功能早已开始出现了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