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出行六月底在美国纽约证券上市三天后，中国对该公司进行安全审查。
在美国与中国关系持续全面紧张之际，北京连下重手“治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高科技和教育公司，而那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近来让人“跌破眼镜”表现，也开始引起外界更多关于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揣测与联想。
近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出现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
由在美国上市的98个最大中国股票组成的纳斯达克金龙中国指数（Nasdaq Golden Dragon China Index），在过去两个交易日，跌幅近15%。自2月份创下历史新高以来，这个指数现在已经大幅下挫了45%以上。
从今年2月至今的五个月里，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股票价值就被抹去了约7700亿美元。
而在这种下挫大势同期，伴随而来的是中国政府近期对高科技和教育行业采取的一系列大力治理措施。
美国法 v 中国法
针对中国政府监管在美上市公司的措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委员艾丽森·利（Allison Lee）7月26日表示，作为定期报告义务的一部分。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中国政府干预其业务的风险”。
图像来源，NASD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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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斯达克金龙中国指数（Nasdaq Golden Dragon China Index），在过去的两个交易日里，下跌了近15%。
这是自中国监管机构对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开展大规模网络安全审查以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官员首次发表评论。
七月初，中国当局出台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提到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并要求落实境外上市公司信息安全主体责任。
这一重磅政策公布之前，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公告，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对六月底刚刚在美国上市的世界最大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中国政府对滴滴出行“突如其来”的监管，使这家公司股价大跌。
与此同时，在美国方面，根据2020年12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的《外国公司问责法》，如果外国公司连续3年未能通过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的审计，将禁止这些外企的证券在美国的任何交易所上市。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批评美国此举完全是对中国在美上市企业的无理政治打压，敦促美国停止“涉华歧视性条款”，不要将证券监管政治化。
令外界不解的是，美国的监管法律尚未到执行期限，中国已经开始自身对赴美上市公司的下手监管并造成了如此中国概念股巨大损失，这其中的道理究竟是什么？
中国概念股
所谓中国概念股，是对所有海外上市的中国股票的统称。
1990年代，中国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开始尝试性的股票融资。
1993年7月，上海石化（Sinopec）作为试点企业成为第一个正式在纽交所上市交易的中国国企；随后，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还有1994年10月上市的华能国际（Huaneng Power）、1994年11月的海湾资源（Gulf Resources）、1996年11月的华瑞服装（Ever Glory International）和1997年7月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在中国经济最近20年“超英赶美”的过程中，“中国概念”也从最初的噱头转变为投资者所重视的价值投资。如很多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后的股值都大大超过首次公开招募股时的估值。目前美国股市中最大的中国公司阿里巴巴2014年上市时，公司估值为217.67亿美元，现在到了5056亿美元，是原来的25倍。
近年来，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后第一天股票价格迅速飙升的新闻比比皆是，也显示出国际投资界对“中国概念股”的追捧和对中国市场的普遍看好。
根据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United State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2021年五月的最新统计，至今共有248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市值总额达2.1万亿美元。
尽管中美之间在过去几年关系紧张，美国在经济、贸易、科技等诸多方面对中国展开制裁措施，但是根据该委员会的统计，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数目仍在增加，从2020年10月的217家增加到5月的248家。
不过，这个市值总额从去年十月的2.2万亿开始有所下降。
“冷战信号”
针对如何解读中国政府一系列重磅打击自己国家公司的政策，分析人士众说纷纭，但其中不乏认为这其实是冷战信号，或中国即将有某种强硬摊牌，或关系进一步恶化苗头的看法。
美国经济学界著名人士、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曾经出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的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近日针对在美国上市中国概念股“遭遇中国打击”的一番讲话被广为报导。
他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CNBC采访时表示，中国的“这些行动触及多年来中国让人倍感激动的核心问题，这令我感到担忧。”
罗奇自称在中国问题上，他本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但他认为中国近期的行动是“针对由新型企业家带动的经济核心，针对他们的商业模式。”
英国前自身驻华外交官，长期从业资本市场并最近著书《中国政变》（China Coup）的盖思德（Roger Garside）在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认为，鉴于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最终期限迫近，中美之间就200多家在美国上市公司是否退市和如何退市的争执必将有一场巨大的对撞，导致巨大危机。
另外，曾在1950年前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曾多次警告，中美之间如果不能妥善解决眼前矛盾，则世界将面临冷战的危险。
罗奇认同基辛格的警告，认为近年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对中港官员的制裁、警告企业不要与中国公司打交道等等，都形同冷战的信号。
而近来中国当局对滴滴和教育培训机构出手，虽然被很多评论人士认为是中国面对人口老龄化、教育资本化等问题开出的一剂猛药，但也有更多分析人开始把中国的人口问题、教育问题放在中美竞争与对抗大背景下加以考量，并认为这样才能更好看清北京和华盛顿在如何为下一步棋而布局与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