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互联网巨头美团遭监管机构调查、被官方约谈，创始人王兴诗文事件持续发酵之际，北京大学博士后陈龙的一篇揭露外卖平台控制劳动秩序内幕的论文引发关注。
5月10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官微报道称，该委员会于当日约谈了美团，指出了美团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美团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取消订单引发的退款问题；二是订送餐、生鲜蔬菜配送不履约问题；三是页面误导消费者的问题。
4月26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称根据举报，依法对美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而近期，北京大学博士后陈龙的论文《“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发表在期刊《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上，引发关注。
该论文通过论述陈龙当外卖骑手五个月的经历，指出外卖平台收集与分析骑手的数据，控制劳动秩序，其核心主题即为“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者，而劳动者又是如何反抗的”。
陈龙指出：“一方面，经过平台公司对控制权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统与消费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劳资冲突也被相应地转嫁到平台系统与消费者之间。另一方面，“数字控制”从实体的机器、计算机设备升级为虚拟的软件和数据，平台系统通过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
他还表示，管理一般是分成3个方面，第一是“指导”、第二是“评估”、第三是“奖惩”。过去这3项都是由老板决定，然而在外送平台产业，“老板”的角色消失了，对于骑手的派单是由系统负责，评估是由消费者负责，奖惩又回到系统的手上。骑手即便有不满，也不知道找谁发泄，因为老板到底是谁，骑手已经找不到了，甚至有可能发泄错了地方。
在外卖员工相关问题上，美团公司代表还在5月10日与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及巡视组对话时，称目前美团平台上注册外卖员中接近1,000万人，都不是美团的员工，而是属于外包关系，引发热议。
而在商家方面，有报道称，从2019年开始，就有许多商家诉苦抱怨美团22%的抽佣太高，自己利润减少。2020年2月21日，南充市火锅协会网上致信当地市长信箱，举报美团疫情期间涉嫌涨佣金、垄断经营及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有声音称，美团的高佣金收入或面临监管。
目前，美团已于近日调整配送抽佣，将原来的履约服务费细化为距离、价格、时段三个部分，并且根据距离的远近和价格的高低收费，类似于出租车打表，而原来履约服务费中抽成则是固定的。在这样的抽成规则下，近距离高客单价的商家抽成明显降低，而远距离低客单外卖的抽成明显提高，有些甚至超过了90%。但实施情况、骑手的反响等，美团方面尚未回复。
此外，，在美团屡陷争议并遭反垄断调查的关键节点，创始人王兴在社交平台发布一首诗作——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引发热议。
该诗出自唐代章碣的《焚书坑》，有声音称他是在借古讽今，这种行为跟阿里巴巴实控人马云2020年在上海炮轰金融体系类似。不过，王兴已于随后删除诗作。
外卖骑手：陷入算法困境 被资本剥削到极致
中国“外卖小哥”在街头等待绿灯放行
近日， 一篇北大博士分析有关外卖平台用算法剥削骑手剩余价值的论文引发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据“美团”代表披露，该平台下有近千万的骑手属于外包员工，不受劳动法保护。与此同时，为“外卖小哥”维护权益的北京“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因组建有工会性质的互助群，上月已被正式批捕。评论认为，解决中国劳资失衡问题必须依靠工会，但独立工会突破政府镇压的困难重重。
“所有的外送（平台）要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把风险转嫁到了最没有议价能力的骑手身上。每一个骑手要自己在收入和安全之间衡量。”去年，中国短视频博主曹导在体验外卖骑手生活后，在视频中总结道。
曹导在体验骑手生活的一天里遭受了种种困境，包括为赶时间逆行、超时惩罚、不允许乘坐电梯和进入高级商场等，“当一个行业里面守规矩的人得到的回报是收入下滑，并且没有任何奖励，还会被其他同行嘲笑，那这个行业就是恶性竞争、劣币驱逐良币，一个有问题的行业。”
交通事故、客户投诉、法律缺位 外卖骑手的生活困境
上月底，北京市人社局副处长王林体验骑手生活，送外卖十二小时仅赚人民币四十一元。王林公开感叹挣钱不易，引爆舆论。近日，王林携巡视组与“美团”公司代表对话。美团代表称，目前美团平台上的注册外卖员中近一千万人属于按单计价的外包员工。代表说，这些非正式员工只有每天三元的商业险，且是从佣金里扣除。一旦骑手发生意外，将由商业保险承担，而商业保险仅包含保额六十万元的身故伤残险和五万元的医疗费用。近千万的骑手由第三方公司缴纳社保，但实际上，这些公司一般只按照最低缴费标准缴纳，有的甚至不缴。
一位因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深圳劳工人士王先生（化名）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外送公司与骑手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是利用法律灰色地带降低成本的普遍现象：“按照现在我所了解的，很多并不是劳务合同而是劳务承包合同，按件计酬。这样就不受现在的劳动法限制，也没有工作时间的基本保障，从法律角度说是灰色的、不太合法的。”
2018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陈龙为完成毕业论文，而体验了近六个月的骑手生活。他近期在论文中写道，外送平台通过收集和分析骑手和消费者的数据，来判定和规划骑手的送餐时间。一旦骑手发挥自主性，比如抄近道、超速、逆行、闯红灯等提前完成送餐任务，系统将进一步压缩送餐时间并在附近的订单配送中应用，或组合附近的订单让骑手配送。然而，平台却不承担骑手在发挥自主性时遇到的任何风险。
据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统计，2019年上半年，仅上海市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各类交通事故共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2020年，广州市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查处40余万起，仅外卖送餐行业交通违法占比就高达8%。平台加大骑手劳动强度导致交通事故频频涌现，但骑手们在工伤认定和赔偿时，止步于劳动关系的认定。
陈龙写道，平台对骑手的数字管理削弱了骑手的反抗意愿和自主性，技术将对应的劳资关系转嫁给了骑手和消费者。在发生劳资冲突时，外卖企业就会隐身，平台不仅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还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王先生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数字管理是资方加大剥削劳动者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大数据作为新兴事物，其收集和应用仍缺乏监管，短期内很难反抗技术对人的控制。
中国一景：带娃送外卖（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专家：保障劳工权益只能依靠工会
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告诉本台，目前，中国包括骑手在内的劳动者在面对资方和政府的双重压力下毫无议价能力，保障劳工权益只能依靠独立的工会：“核心问题还是在于中国没有工会。（资方）他们不管骑手是怎么把餐送到的，只管你送餐的时间，通过收集数据来压缩价格。外卖骑手没有集体谈判的权力，面对强大的资方来谈判的话处于弱势。”
李强认为，中共当局对劳工权益的保护选择性失明，还加大对劳工自行组织的工会的打击力度，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为了保障经济的平稳增长：“这个劳资失衡问题最终是要问责中国共产党，既然党要控制工会、管理工会，就应该有责任让工人在公平的环境里工作。”
在政府监管的缺席下，一旦工人自行反抗数字管理的剥削，则会引来严酷镇压。长期关注外送骑手权益保护的北京“外送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已于上月初被正式批捕。2019年，陈国江组建“外送江湖骑士联盟”微信群，逐渐发展至饰演十一个群的规模。在群里，陈国江帮助骑手解决交通纠纷、提供法律援助等，还多次组织罢工。今年春节期间，陈国江发布短视频揭露了外送平台为骑手设置超额配送量的压榨行为而遭到当局打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