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的一声，上了天，落下来的全都是灰！它在短短几年造就多位首富，又在短短几年让首富们一一坠落。
高光时的戛然而止，低谷中的涅槃而生，再多的笔墨怕也写不尽中国光伏这二十年的刀光剑影与快意恩仇。
2013年，中国光伏产业身处低谷，刚杀进行业不久的汉能董事长李河君却凭一本《中国领先一把》成了新的风云人物。他在书中洋洋洒洒、高谈阔论，核心就是中国可以通过光伏革命来实现弯道超车，完成国家崛起。
李河君道出了早期光伏企业家们的情怀或野心，不管是心系国家前途，还是被财富神话激励，他们就这样开启了中国光伏的拓荒时代。
时间回到2000年，一家名叫西安新盟的公司成立了，这就是日后名声大噪的光伏巨头隆基股份的前身。但在当时，新盟的掌门李振国还未完全踏入光伏圈内，真正推动中国跑步进入光伏时代并启蒙了新盟等后来者的是一个叫施正荣的男人，业内给他的评价是：
将中国光伏与世界水平的差距缩短了15年。
▲左二为施正荣
2001年，澳洲留学归来的施正荣和杨怀进共同创办了无锡尚德，以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研发与生产踏入光伏业。第二年，尚德的第一条生产线宣布投产，产能15兆瓦/年，这放到现在根本不值一提，但当时却相当于中国光伏电池此前4年的产量总和。
创业前几年，施正荣和他的无锡尚德并不顺利，甚至连发工资都成问题，基本靠政府的扶持活着。
转机发生在2004年，这一年，欧洲开始加大光伏补贴，全球光伏市场规模陡增，光伏企业看到了无限商机。乘借产业爆发的东风，第二年，成立才四年的尚德便登陆纽交所，施正荣一举跻身中国首富。
巨大的财富效应下，在河北，已经入行的苗连生加大赌注，带领他的英利斥资四亿元启动了二期工程，继续押宝多晶硅；在江西，一个30岁的年轻人也在政府的扶持下杀入光伏产业，只争朝夕成立了赛维LDK。
2006年，赛维的100兆瓦硅片正式投产，一出手就成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多晶片生产商。与此同时，从尚德出走的杨怀进与靳保芳共创了河北晶澳太阳能公司，杨怀进出任CEO，并放出豪言壮语：“我要让晶澳在三年内成为世界级的公司。”
这是中国光伏的第一轮大扩军、大爆炸，也是早期光伏企业家们最辉煌的阶段，他们在尚德之后的联袂登场，成了资本市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2006年，1997年创立于江苏的光伏先驱，天合光能登陆纽交所，高纪凡身价大涨。
2007年，赛维和英利先后赴美上市，前者以4.86亿美元的融资额创下了当时中国新能源企业在美IPO的最高纪录，32岁的彭小峰登顶江西富豪榜，后者的掌舵人苗连生则以近140亿的身家稳坐河北首富的位置。
从创立公司到赴美上市，施正荣用了四年，彭小峰用了两年。他们成了当时勇立时代潮头的造势英雄，但时代很快就翻脸了。
就在施正荣一掷千金购豪车，彭小峰逆势对赌扩产能之时，危机悄悄逼近。
其时的中国光伏还“三头在外”（原材料在外、市场在外、主要设备在外），国内产能不断释放，推着海外的上游晶硅原料价格飙升。2005年—2008年，多晶硅价格从40美元/公斤一路飙升到500美元/公斤，“拥硅为王”成为当时业内的共识。
手握定价权的海外硅料厂商趁机提出签订长约，担心成本继续抬升的国内光伏企业嗷嗷待哺，纷纷提前锁定订单和价格。
后来回头看，所有签了长协的人都心太急没摸清情况。因为就在此时，国内也开启了一轮多晶硅生产的产能大跃进，国资和民企纷纷杀入这一市场，比如彭小峰和苗连生就是在此时突飞猛进。
但他们还是慢了。赛维投资120亿在新余建设的马洪硅料厂直到2009年9月份才投产，英利旗下的六九硅业直到2010年才实现商业化生产，而此时的市场已是风声鹤唳。
2008年，金融危机阴霾笼罩全球，西方国家光伏补贴政策退坡。一时间内，激进扩张的中国光伏企业一夜间跌入产能严重过剩的地狱，企业纷纷倒闭。据当时的数据统计，仅是金融危机期间，国内就有超过300余家光伏组件企业倒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11年—2012年，欧美国家先后掀起对中国光伏的“双反”调查，成为压倒中国光伏产业的最后稻草。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光伏产品对外出口225亿美元，但到了2012年就骤降至127亿美元。
几年前还要三年内世界级先进的杨怀进，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这多像是一场烟火，砰的一声，上了天，落下来的全都是灰！”
到2012年上半年，多晶硅价格已降至每公斤24美元。此前签订了长期合同的光伏企业，因此成为最惨的人。比如，施正荣的无锡尚德还得按合同以每公斤40美元进货。
无奈之下，尚德选择了赔偿2.12亿美元取消部分合同。
忽如一夜春风的狂欢，终以秋风扫落叶的凄凉结局。
2013年，无锡尚德宣布破产，施正荣“拒绝抢救”，独自一人跑到澳洲躲清闲。
两年之后，背负300亿债务的赛维也走上了清算的道路，2011年与国开行等金融机构的对赌成为彭小峰的光伏绝唱。
面对惨烈败局，彭小峰只是将失利原因归咎为西方的“双反”政策，自我的检讨与反思不足，令其随后辗转电商和P2P的“东山再起”，皆成耻辱和败绩。
苗连生的英利也因巨亏被迫重组，特别爷们的是，即便被列入了失信人名单，他也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拿出全部身家偿债，“老苗不跑，英利不倒”还一度成了业内的标语。被重组委员会问到有什么诉求时，他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
“没有诉求，把我从失信人名单中解除就行了。”
真应了那句老话，“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2010年，苗连生斥巨资赞助南非世界杯，将英利推上世界的舞台，一时风光无限。企业被破产重组之后，他选择了种菜养鸭，钓鱼遛狗。
▲苗连生赞助南非世界杯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中国光伏的第一波大爆炸和野蛮生长就此戛然而止。
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黯淡收场，主攻上游硅料的朱共山就在此间完成了鱼跃龙门，2006年发力多晶硅原料后，他的协鑫仅用两年多就攻进全球老三，并在2011年正式称王。
塔勒布在《反脆弱》中说，“系统的反脆弱性是以牺牲个体为代价取得的”。
这也是中国光伏的写照。先驱们几乎都成了先烈，但他们的拓荒与跌宕为整个产业继续发展提供了方向。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也曾在演讲中公开表示：
光伏在中国的异军突起，讲述了一个草根产业在中国崛起的生动故事。我们应该记住无锡尚德的施正荣先生和保定英利的苗连生先生为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他们正是在本世纪初以企业家的眼光创立了光伏电池生产企业，施正荣先生带来了光伏技术，带动了中国光伏电池的工业化生产。当然，他们在后来的经营中遇到了问题，但我们不能仅以成败论英雄，应承认他们的历史功绩。
2011—2012年是中国光伏的至暗时刻，也是新旧势力完成交替的历史拐点。如今的两大产业龙头，从新盟蜕化出的隆基股份，1997年就成立并为新能源做设备配套的阳光电源先后上市。为如今的隆基更加兴隆，阳光更加灿烂埋下伏笔，也为中国光伏开启崭新的十年。
隆基能够活下来并且壮大，有人的原因，也多少有点塞翁失马的味道。
2005年，施正荣携尚德高调敲开纽交所大门之时，李振国和他的同学钟宝申低调合体，并且决定在光伏走出一条不同的路：以当时还非主流的单晶硅技术路线为立业之本。原因是，他们通过充分研究后发现，随着技术的进步，单晶硅最终将具备度电成本优势。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是，单晶硅当时并不被行业广泛认可，押注这一技术的隆基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市场份额和资本关注，因此没有在行业盲目扩张时同步跟进，反而继续专注技术，并靠不断的技术突破在行业一片哀鸿之际，以成功上市开始了大逆袭，募集的资金继续加码单晶硅技术。
这也再次说明，钱多了也会害人，穷也有穷的好处，钱多钱少，坚持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正确了，成功只是早晚的事。
只用两年，2014年，上市的隆基就再交漂亮答卷：其单晶硅的全产业链成本优势已显著高于多晶硅，相同条件下，单晶的度电成本比多晶低5%-10%，而发电效率则要高出5%。
优势有了，接下来就是下场收获。为改变下游电池和组件厂商长期使用多晶硅的习惯，李振国亲自跑到下游企业去游说，隆基自己也开始向下游延伸，以此来强推单晶路线。
一系列动作下，2019年，国内单晶硅片市场占比首次超过多晶，达到约65%，当年咬定长期目标甘作配角的隆基，终于在这场技术长跑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2020年，隆基更拿下硅片和组件双料冠军，全年组件出货量约22.7GW，首次超过晶科能源，夺下全球出货量第一；硅片出货约 59GW（105亿片），市占率约为45%。
1997年告别三尺讲台，在出租屋里创立了阳光电源的曹仁贤，这位农家出身却不甘平庸的企业，走的也是和隆基类似的路线：以技术突破成就壁垒，专注做好一件事。
▲曹仁贤和网友在线交流
在大浪淘沙、起伏不定的时代，生存下来就是一种超越。从创业初期勉强填饱肚子，到实现逆变器+储能双TOP1，坚守“工匠精神”的曹仁贤说，“这是一场马拉松赛跑，谁坚持到最后谁笑得最好。”而他领导的阳光电源，则在行业起伏中成功穿越“牛熊”。
坚持迭代创新，每年至少推出3—5款新品，阳光电源的很多产品都成了业内的主流机型。2020年，公司光伏逆变器发货量达35GW，风电变流器发货量达16GW，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30%，为全球第一。
与阳光电源同年成立的天合光能，也是靠冷静和克制，成为了完整经历中国光伏荣辱兴衰之后还活得很好的那个。去年6月，纽交所不得志的它还搭上注册制快车，成功登陆科创板。已经战斗20多年的高纪凡，还是初学者心态：希望外界把天合当做一个创业公司。
高纪凡在2009年的时候曾公开表示“不要在外面大肆宣传太阳能行业无限大，这不是一个无限大的产业，我们时刻都应保持谨慎。”
更早的2007年，天合光能也曾决定在连云港投资10亿美金建设一个万吨级多晶硅项目，当时预计在2012年前全部建成。项目敲定之后，天合光能邀请了一家美国公司的代表来到中国参观，但高纪凡从他那里得知，当时行业既有的多晶硅产能已经达到了市场需求量的三倍以上。一夜未眠之后，他果断下了决心：这个项目我们不做了。
实力因此被保存下来。2012年之后，天合光能一年一个大晋级，到2014年，已是全球组件出货规模的冠军，并在2015年蝉联。以公司作为承担主体建设的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则先后20次打破电池转换效率及组件输出功率的世界纪录。
在别人疯狂时保守，在别人犹豫时果断，是他的生存法则。
登上全球第一之后，同行纷纷“出海”扩张，高纪凡却再一次选择“保守”，继续坚守国内市场。这让天合光能2016年之后的组件龙头的地位滑落，而晶科、晶澳、隆基等企业开始逐步实现反超。
外界都开始替老高着急，他自己却不急。因为此时的他心中已有一个更大的布局，转型能源物联网，切入这一未知的星辰大海。
与李振国、钟宝申，曹仁贤、高纪凡一起留在舞台的，还有饲料起家，然后养鱼养到世界第一的通威刘汉元。最艰难时刻，这位坚信光伏未来的汉子，依靠积累的家底苦撑，最终也是熬过寒冬，等到春天的到来。
中国光伏的第二个十年，就这样在自省中痛定思痛，在低谷中涅槃重生，而回望所有能撑到最后的人，几乎都有一种气质上的暗合，沉得住性子，耐得住寂寞，深耕、专注。
当然，这重生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比如，2018年的防止再次过热的“531”政策就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插曲，并让一批企业家淘汰出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杨怀进。他曾在2012年扬言，“过去企业蹂躏了这个行业，所以现在企业要受到惩罚”，2018年，他自己成了那个被惩罚的人。
相较于负面冲击，“531”新政带来的正向效应也是有目共睹的，行业“降本增效”的节奏进一步加快，多项关键技术在政策实施一年内得到突破。
例如，天合光能将高效N型单晶i-TOPCon太阳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提高到24.58%并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隆基72型双面半片组件正面功率突破450W，同样刷新世界纪录……
当年要让中国领先一把的李河君，非但壮志未酬，还跌入破产重组的深渊。但光伏同仁们完成了他的雄心壮志，在以光伏为主导的这一轮能源革命中，中国真的做到了：
领先了世界一把。
去年央视《对话》栏目邀请了高纪凡、钟宝申、刘汉元、曹仁贤等一众光伏企业家做客，共同回顾中国光伏在过去十年走过的艰辛历程。节目期间展示了目前国内光伏产业三张世界第一的名片，即：
中国光伏制造业世界第一、中国光伏发电装机量世界第一、中国光伏发电量世界第一。
在座的企业家无不感慨，从“三头在外”到“三项世界第一”的转变，这十年，不易。
两会之后，国人皆谈“碳中和”，但鲜有人知光伏在其中到底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零碳目标的实现途径大致有四个：零碳能源、零碳交通、零碳建筑和零碳生活，其中零碳能源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数据，2017年能源活动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73%，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而中国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85%，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的约70%。
去年12月，中国在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明确表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清洁化转型由此成为“十四五”期间最重要的能源战略，可再生能源也势必迎来更大发展。
事实上，人类很早就将目光瞄向了可再生能源。
以光伏为例，1877年人类就制作了第一片硒太阳能电池，1954年，贝尔实验室就开发出第一个现代版本的具有6%光电转换率的晶硅光伏电池。
但高成本始终制约着新能源的大面积推广和普及，以至它在能源供应中的份额微乎其微。以光伏为例，直到今天，它在中国电力结构中的占比也不到3.5%，占比较高的德国、意大利也不足10%。
降本提效始终是可再生能源的核心主题，而光伏技术的进步是最快的。
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的统计，从2010年到2019年，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82%，而同期太阳能热发电、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的成本只分别下降了47%、39%和29%。
中国企业家在光伏的第二个十年，为此作出了卓越贡献。
十年之前，国内光伏的标杆电价为1.15元/千瓦时，远远高于火电成本。而到了2020年，光伏竞价项目的加权平均电价为0.372元/千瓦时，较2011年下降67.7%，青海地区甚至达到0.26元/千瓦时，相较于火电有显著的成本优势。
作为效率和效益标杆的隆基掌门李振国甚至表示，未来30年，光伏的降本空间大概还有60%-70%。
随着度电成本的下降，光伏因此进入崭新的时代：由政策性驱动向经济性驱动转变的时代，而行业增长曲线的斜率势必将会增大。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测算数据，如果中国可以建成67%的高比例风、光电，将有能力实现1.5℃温控目标和碳中和目标。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2050年的风、光发电量将达到11.1万亿度。
2020年，国内风电发电量为4665亿度，光伏为2605亿度，在光伏率先实现成本效益的前提下，未来30年，光伏至少是十几倍的增长空间。
放眼全球，能源革命已成滚滚浪潮，欧委会以立法形式将“碳中和”确立为政治目标，拜登上台之后立即制定了清洁能源计划，并提出将电力行业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战略。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高低波动不可避免。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道理谁都懂，但有几人能真正做到？
2021年，中国光伏在高歌猛进中进入了第三个十年，形势一片大好中，却也让人多少看到曾经末日疯狂的影子：政策高度扶持，资本由衷青睐，中游快速扩产，硅料再次紧缺。
上一轮泡沫破裂后，光伏产业一度被资本抛弃，但随着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扩张，却又从“弃儿”变为“宠儿”，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高瓴资本一掷千金，先后入股隆基、通威两大光伏龙头企业，IDG资本则增持爱旭股份并布局光伏新贵高景太阳能。
而整个2020年，国内有16家光伏企业陆续登陆资本市场，光伏新项目投资超4000亿，曾经的“逃兵”也杀了回来，施正荣携亚洲硅业敲打着科创板的大门。
来自Solarwit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光伏行业新增了360余条电池产线，对应140GW+的新增电池产能；新增了500条组件产线，折合200GW+的产能。
而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预测，2021年全球光伏装机规模才在150-170GW左右，国内为55-65GW左右。
这意味着，仅去年扩大的电池和组件产能就达到甚至超过了今年全球的需求量。
行业也再次回到“拥硅为王”的时代，安泰科在4月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内单晶复投料价格区间在13.0-13.8万元/吨，成交均价为13.48万元/吨，周环比上涨2.28%，而三月初的这一数据还是10.95万元/吨。
Solarwit通过统计后发现，全行业2021年仅有的52.7万吨硅料产出，已被下游企业通过长约锁定的方式锁定掉了97%。2021年，国内大约只有5万吨新增硅料产量，而这些产能一经释放也会很快被锁定，拿不到硅料的企业或许只能“饿死”。
2月1日，保利协鑫公告颗粒硅产能将从6000吨提到1万吨，第二天便火速公告已经获得隆基和中环的长单，疯狂程度可见一斑。
▲图源：Solarwit
硅料的新一轮扩产也还在进行中，2月28日，保利协鑫发布公告，全资子公司江苏中能与上机数控拟就30万吨颗粒硅的生产进行合作；3月1日，特变电工宣布在内蒙古包头市投建10万吨多晶硅项目。
由于硅料扩产的周期较长（从扩产到落地约1—1.5年，满产需要2-2.5年），短期的产能释放跟不上下游扩产的速度，此轮硅料涨价很大程度也是来自上下游的产能节奏差，但这也容易造成新的挑战：当上游的后期产能提上来，很可能会再次绝对过剩。
去年光伏玻璃经历了一轮疯狂的涨价潮，相关企业快速增加产能。据黑鹰光伏的统计，到2021年底，光伏玻璃的日熔量将达到5万吨，按照这一产能效率计算，全年可满足300GW组件的需求，从紧缺到过剩只需要一年的时间。
纵观目前整个光伏产业链，硅料、硅片、电池、组件等各环节的扩产都极为激进，有人因此预言：过剩或许就在眼前。置身其中的企业家们则胸中各有丘壑。
“硅料双王”朱共山和刘汉元的看法就截然不同。
刘汉元公开表示：“我们产业链的合作伙伴一定要弄清楚，研究明白后再积极而又谨慎地投资，避免很多无序发展，各个环节相互匹配，加强行业同行们的协同合作。”
虽然观点带有强烈的中庸色彩，但还是可以从中读出他的谨慎和担忧。
“光伏产能永远是过剩状态，没有过剩的时代就没有竞争的时代。”或许正是因为在上一轮扩张期实现成功逆袭，朱共山才表现出了如此乐观的态度。
马克思曾说过，“生产的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无论哪种主义，当你遵循市场的逻辑和法则来发展经济，无论哪种产业似乎都难逃相对过剩的命运。
朱共山的乐观，很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但过剩也要有度。光伏可能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高景气度，市场规模相对目前的体量也会有很大的跃迁，这是肯定的。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未来每个人都有。
2013年，施正荣看到的未来或许比今天的现实还要美好，但即便看到，即便自己还是未来的重要推动者和成就者，随着破产的一声响，未来已和尚德再无关系。
不管雪有多厚，道有多长，过程中注定有坎坷曲折。有人被甩出轨道，想要走到最后，前提是，你得先活下来。
20年跌宕、血泪与血拼走到今天不容易，企业家们当不忘曾经，牢记教训，让中国光伏不但要领先世界一把，而且要一直领先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