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最近不断收紧对互联网金融的管控。在要求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彻底整改后，中国政府现在要求一些最大金融科技公司的应用程序不得再提供除支付以外的金融服务。这包括腾讯、滴滴出行、京东和字节跳动等共13家公司。中国的监管部门表示，在支付平台上捆绑其它金融服务的做法会给中国的金融系统带来风险。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4月3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同时强调要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和加强改进平台经济监管。但与此同时，政府强化监管正在扼杀中国最具创新力和竞争力的行业，并巩固国有银行对金融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传统上很难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小微企业，未来获得贷款融资难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加强对互联金融领域的监管？新的监管措施能反映出中国经济面临怎样的系统性风险？过度管控又对中国蓬勃发展的平台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经济学者李恒青认为，中国政府最近针对互联网金融的一系列举措的确是针对中国经济的诸多不利因素，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不断攀升的背景下。但中国政府为解决这些潜在风险使用的是政府行政手段，而不是利用市场。
他说：“中国总共有银行4000多家，坏账非常的多，在过去三年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次的银行挤兑现象，最后靠的不是银行自有能力完成还本付息，而是靠政府强制力压下去，派警察到挤兑的银行去门口把着，然后把老百姓、储户压制下去，所以这是一个表现。另外，现在高房价使得贷款现在是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一旦房价降下来以后，中国巨大的房贷和后续不断的金融衍生产品是要靠房价支撑的，后续这一块会出现一个大的雪崩。第三，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债务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没有能力来支付的状况。前一段时间有几支政府债已经default了，就是到期不能偿还。今后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很多的风险都可以把它掩盖起来。但是经济形势一旦不好，那就水落石出了。正像我们现在老说，你看中国的新闻一报就是2021年的一季度取得了伟大的成就，GDP增长了18.3%，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因为你2020年的基数太低了，对吧？所以你这18.3没什么新鲜的。而且以后会看到，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差，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差，第四季度比第三季度差，2022年比2021年还差。所以这样下去的话，后续的风险会越来越大，灰犀牛已经就在门口了。”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中国政府限制大型互联网公司涉足金融领域的更深层原因是担心失去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特别是在金融这个重要领域。
他说：“我想真正的原因是不愿意这些民企或者不是中共可以完全控制的这些企业来侵蚀中共领导集团的垄断利益。最关键一点是影响到了中共的维稳。因为一旦民间企业进入垄断利益、金融领域的话，会破坏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控制——在金钱和财务上的控制。我们看到这些互联网企业慢慢从支付开始，从互联网商务、电子商务开始，支付以后慢慢到余额宝开始有储蓄，然后再到借贷，并且下一步还可能有金融产品。从支付的工具到银行业务到金融业务一步步往前推进，中共本来是完全可以控制中国人民财产、金钱财物的方式就被破坏掉了。你刚才提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互联网金融主要的客户群体就是那些个人和无法从银行得到融资的小企业，而这些小企业本身就是游离在中共的控制之外的。它们也没有办法得到国有银行的贷款。国有银行给国营企业贷款，给那些裙带关系企业贷款，它们不相信这些独立的小企业和民间企业。中共也害怕这些民间企业夺走它们的市场和利润。这样成为独立在中共控制之外的一种力量，那对中共来说就非常可怕了。”
此外，经济学者李恒青认为，互联网金融平台对中国经济构成的另一个风险是使得跨境外汇转移提供了便利。这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他说：“这些金融平台从支付本身来说，像阿里6月30号的时候，12个月，已经完成境外交易6219亿。这个境外交易实际上牵扯到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很多人还可以通过境外交易这种方式转移资产，这也是中国政府非常担心的。所以这个地方已经是百孔千疮，漏洞很多。它现在就不靠市场，而靠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
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表示，中国政府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限制互联网企业涉足金融领域堪比当年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在开改革的倒车。
他说：“中共这些举措，对互联网、金融出手，最大意义实际上就是当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种翻版。在五十年代，中共在农村夺取了农民的土地之后，马上在城市开始夺取资本主义工商业。逼得这些工商业头脑不管是跳河也好、自杀也好，或者不得不跟中共合作。就是抢夺民间的财富。只不过今天又一次在民营企业刚刚有点开始出头的时候，它就开始再次抢。所以它就是种开倒车，绝对是开倒车，但是也在加速中共的崩溃。所以人们把习近平叫做‘总加速师’。但是你说他究竟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我想他想当皇帝，这个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