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李白的《估客行》虽寥寥数笔，却生动描绘出唐朝对外商贸的繁荣景象。
事实上，从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到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从“海上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中国的对外贸易史从不缺少传奇和壮举。
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后，中国外贸开始复苏。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1-2月，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同比大增50.1%，贸易顺差强势反弹至6758.6亿元。
亮眼的数据，是靠一家家外贸企业支撑起来的。海关总署披露，2020年，中国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达53.1万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98万亿元，占全年外贸总值的46.6%，连续两年坐稳中国外贸 “C位”。
然而另一方面，原材料紧缺，汇率上升，集装箱告急，航线堵塞…… 外贸人又在持续经受着来自各方面的考验。
为了全面感受中国外贸业的复苏情况，日前，凤凰网财经走访了多个中国外贸重点地区，试图通过所见、所闻，感受中国民营外贸企业的生存现状。
1、冷清的义乌国际商贸城
作为中国外贸企业的聚集地，义乌成为了每一个外贸人绕不过去的话题。这座占地一千平方公里的县级城市，因物美价廉的小商品享誉全球，义乌也因此得名“世界第一大市场”。近年来，铁路、海运、航线，多样化的交通将义乌的不计其数的商品运往世界各个角落，助推中国飞驰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路上。
图：义乌街边的宣传板 凤凰网财经摄
从“鸡毛换糖”到成为中国的外贸招牌，义乌人的经商传统从古代延续至今。根据义乌市商务局信息，义乌国际商贸城现有商户7.5万家，市场关联企业20万家，200万从业人口，商品涵盖26个大类、180多万种。而这些数字只是义乌“世界小商品之都”的缩影。
凤凰网财经日前走访了义乌国际商贸城，与印象中的热闹场景不同，工作日的这里略显冷清，前来采购的客商并不多见，档口的老板也颇为清闲。
通过走访多家档口，凤凰网财经发现这些以散客为主的个人外贸商户，目前最主要的经营压力来自两方面——客源流失、现金流紧张。
图：工作日下午的国际商贸城颇为冷清 凤凰网财经摄
“现在生意不好做，不正常”，一位位于商贸城四区四层，专营围巾生意的老板娘对凤凰网财经表示，“从去年开始就这样了，老外都进不来，没生意可做”。一位出租车司机也向我们感叹义乌外国人的减少，“以前每天至少能拉到一个外国乘客，现在一周都难碰到一个。”
凤凰网财经了解到，老板娘在义乌从事外贸生意已有近二十年，随着生意一点点向好，就租了店面搬进了这里，希望能再做大些，而这也是这里大多数商户的经历。“这里每个区域都是按照产品种类划分好的，比如你买围巾，四楼这一层就全是围巾，你要想买饰品，那就去一区”。
老板娘对凤凰网财经表示，由于疫情原因，商户们都面临着“无生意可做”的窘境，“好的档口，有一两个老客户返单，还能撑下去，比如饰品区那边，他们也有国内单，像我们全是外国客户”。据了解，在国际商贸城的商户主要以外贸为主，面向的国家主要涵盖中东和非洲，偶尔也有美国和欧洲，而不同种类的商品，也有较为明显的季节性。
尽管国内疫情逐渐好转，但由于国外疫情仍处于高峰期，所以对大部分以出口为主的商户来说，经营情况并未见明显改善。“以前早上不到8点就开门了，有的老外一逛能逛一天，现在一般九十点才开门，有的干脆就关掉了”，凤凰网财经在国际商贸城里看到了不少档口歇业，有的还写着“出租”的信息。
图：国际商贸城档口关门，摊位出租 凤凰网财经摄
商户们生意惨淡，或许从租金的变化中也能窥见一斑。据了解，在国际商贸城，同样面积的档口租金却并不相同，所在楼层、区域、所售商品等均是影响租金的重要因素。据一名楼内负责人介绍，一个摊位一般的出租期限的两年，两年到期后，如果商户不主动放弃或出现严重违规行为，则可以继续承租。“有点像半固定资产，”该名负责人表示，一般情况下，商户们都会选择续租，“但去年以来，因为经营困难，确实出现了不少撤走的商户”。“我们也没办法”，在他眼中，商品市场是整个义乌的“命脉”，而国际商贸城则是义乌整个商品市场的核心，但如今，面对国际商贸城持续的不景气，他们却手足无措。
图：国际商贸城档口关门歇业 凤凰网财经摄
凤凰网财经进一步了解到，疫情期间，国际商贸城给每家商户减免了两个月租金，但撤柜现象还是断断续续发生。一位五金区域的商户透露，这两年租金降得很厉害，但商户们仍旧未能缓解经营压力。“2019年-2020年，一年租金是17.8万，2020年-2021年租金降到了9.8万，今年跌到了8.5万。”但其同时感叹，尽管租金看起来降了很多，但也还是承担不起，“谁愿意诅咒自己的生意不好呢？”而在生意更差的围巾区域，有商户透露，近三年的租金从11万降到7万，再到今年只有1万，“滑铁卢”式下降的租金并未让其感受到轻松，“租金降得越多的，就证明生意越差。”
在缺少收入来源的B面，身处国际商贸城的商户们，还正在经历“无钱可用”的窘境。
4月初，一封在网络上流传的义乌警方“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一封信”撕开了义乌近8万外贸商户的经营困境。事件共同的点就是，商户们收到的货款或涉嫌网络诈骗或涉嫌非法赌博，而这些资金的来源又牵扯到了地下钱庄。由此，商户们涉案的银行卡遭到各地警方的冻结，不仅令生意资金链几近断裂，甚至还影响到了个人和家庭生活。“去年最惨的时候，连孩子的校服钱都交不起，现在就是做生意要被‘冻死’，不做就要‘饿死’的处境”，一位遭遇冻卡的商户说。
遭遇“冻卡”的商户数量有多少？凤凰网财经拿到了一份统计数据，根据一个由冻卡商户们自发组织的500人微信群粗略计算，群内已知的冻卡商户有300余家，涉及金额达1.5亿元人民币。而据受访的冻卡商户透露，类似这样的微信群还有很多，且基本都是500人满员。
商户们还要被“困”在银行卡里多久不得而知，不过，自公开信曝光后，义乌“冻卡”事件已引起了多方关注。据《中国经营报》4月24日消息，商务部下属研究机构负责人处表示，目前多部委正在共商该事件解决方案。
2、喧嚣背后的义乌港
与国际商贸城的冷清相比，仅三公里之隔的义乌港则展现了另一番景象。这里是义乌的重要外贸枢纽，每年集装箱出口数量占义乌全市三分之一。自2011年正式投入使用以来，义乌港不仅为义乌再添一个地标建筑，更重要的是让这座内陆城市拥有了沿海城市才会有的“港口”，并在过去十年的发展中逐渐成为了义乌外贸的“心脏”，昼夜不停地属输送着义乌的“血液”——运往世界各地的商品。
图：义乌港入口，车辆排队进入 凤凰网财经摄
凤凰网财经走访发现，与国际商贸城相比，义乌港仿佛更符合第一次来义乌的人心中对义乌的印象——成群结队的货车、琳琅满目的货物、忙得不可开交的搬运工。
作为外贸运输行业的重要一环，仓储在整个外贸链的运转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义乌港总占地面积1050亩，主体仓库部分共分三层，每层都建有直通进出口的高架通道，来往车辆进出义乌港都可以实现直达所要去的楼层。
图：义乌港全貌（来源：“爱义乌”微信公众号）
一位从事进出口生意多年的外贸公司职员告诉凤凰网财经，来义乌港基本都是要开车过来的，“如果靠走路，可能走一天都逛不完这里。”
凤凰网财经在走访中采访到了一位在义乌港工作多年的仓库管理员李亮，他展示了义乌港常年的工作状态：客人发出收货安排，库管收到后负责安排仓库位置、工人、车辆、集装箱、船只等一系列流程，并在约定日成功将货物发出。“义乌港每个仓库的地上都会画一根根红线，两根红线之间就是一个柜子（当地人对集装箱的称呼）的位置，每个柜子都有专门的红线区域”，李亮熟练地讲述着区分不同货物的方式，“比如玻璃的，它必须是纸箱，上面有易碎品标志；能用压缩包装的，一般就是衣服、毛巾，这些都是压不坏的。每件货在运走前都必须写清‘卖头’（买家）。”
图：义乌港某仓库实景 凤凰网财经摄
图：义乌港仓库内工人们正在搬运货物 凤凰网财经摄
李亮感叹，义乌港在义乌外贸最火热的时候曾“一库难求”，但由于疫情突袭，这里也遭遇了重创。“现在的景象跟以前根本没办法比”，他对凤凰网财经表示，“义乌全部都是靠外贸的，说白了就是靠老外，但是去年和今年，老外基本都过不来，只能靠老客户返单撑一撑。”
据其粗略对比，目前，义乌港整体的经济恢复程度，大概在疫情前的80%水平。“拿我负责的这个仓库举例，1200平方米的仓库，疫情前一个月大概可以发100个柜子，多以整柜为主，去年三四月份复工后大概月均发40-50个柜子，现在基本一个月能发80个左右，但整柜很少了，都是好几种散货拼成一个柜子。”
图：义乌港某仓库实景 凤凰网财经摄
李亮告诉凤凰网财经，目前生意恢复慢的原因，一方面是缺少订单，另一方面则受制于“缺箱”。自2020年10月以来，集装箱价格不断提高，拉升海运成本，苏伊士运河堵塞更是进一步造成了全球贸易运力不足，并传导到航运价格端。
以中美海运价格为例，上海航运交易所的数据显示，3月中旬上海发往美国西海岸的运输价格已涨至1个40英尺集装箱3999美元（约合人民币26263元），与2020年同期相比上涨了250%。
根据上海航运交易所最近公布的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SCFIS）可以看出，即期市场上海—欧洲和上海—美西航线，集装箱船出发后的结算运价平均水平均处于上升趋势，其中欧洲航线自2020年12月以来爆发式上涨。
图：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SCFIS）走势（来源：上海航运交易所）
根据国泰君安4月14日发布的研报预测，“塞港”或将成为常态，由此带来的集装箱回流受阻和集装箱缺口也将持续。研报认为，在此背景下，造箱高景气将至少延续一年，量、价高峰也大概率将超越历史高点。
图：绍兴火车站，装载集装箱的货运列车缓缓驶动 凤凰网财经摄
李亮告诉凤凰网财经，虽然目前生意已经能够恢复到疫情前80%的状态，但实际上对于仓库这个环节来说，压力依旧巨大。“在整个外贸链条中，仓库是服务客人的最基本要求，你没有仓库很多客人就不会跟你走货，但这个环节根本不赚钱，甚至大部分情况下都处于亏损状态。”
凤凰网财经了解到，类似李亮所在的货运代理公司，一般都兼顾仓库与海运业务，海运业务是利润的主要来源。“一般仓库都是跟海运挂钩的，仓库亏一点，只能想着从向客人收取的海运费上赚一点，但今年因为船只和集装箱紧缺，海运成本又那么高，所以整体上我们货代公司赚钱也很难。”
除此之外，李亮还向凤凰网财经透露，仓库的租金综合成本今年涨幅格外厉害。他表示，疫情前一个仓库一年的综合租金成本大约在30万左右，今年一下子涨到了50万，近70%的涨幅令他所在的公司在订单流失的背景下面临难以支撑的巨大压力。
3、外贸企业的“不确定性”困扰
如果说个体户是外贸力量中的点点繁星，那么与之相比，民营企业就可以称得上外贸军团中的“生力军”了。
在素有“中国棉纺织之都”的绍兴，凤凰网财经走访了亚洲最大的轻纺专业市场——中国轻纺城。资料显示，中国轻纺城目前商户数万家，密集分布在21个市场面料交易区，每年从这里卖出的布匹占到了全国三分之一、全球四分之一。
这里的商户很多采取“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白天主要是带客人、签订单，到了傍晚，系统性地打包、出货。
图：绍兴中国轻纺城，随处可见已经打包好的布匹 凤凰网财经摄
根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2021年一季度，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651亿美元，同比增长约44%(以人民币计同比增长约34%)，较2019年一季度出口额增长15.6%，行业整体复苏较为明显。
但在亮眼数字背后，一位从事纺织加工出口生意的熊老板却对凤凰网财经表示，当前出口生意并不好做。
据熊老板介绍，绍兴近80%的外贸企业都以服装面料为主营产品，客户广泛分布在欧美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疫情以来，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以及海运费用暴涨等因素，当地中小企业经营遭遇诸多难题。
原材料价格暴涨是熊老板最先提到的因素。据了解，服装面料主要用到的是纱线、棉纱、涤纶丝，还包括占比较小的棉花，而再往上游追溯，涤纶等原来又是从石油、塑料等原材料中提取而来。
熊老板对凤凰网财经表示，2020年疫情期间由于各地停工停产，导致供大于求，原材料价格接近历史最低，但随着石油等原料价格上升，导致纺织所需原材料价格也发生变化。熊老板拿起手边的一种面料说，“这种面料是我们给斯里兰卡客户发的，那边天气热，主要都拿来做POLO衫了。就是这种面料需要用到的原材料，2020年进货价格13.6元一公斤，今年初价格攀涨到了19.5元一公斤，涨了将近一半，其他原材料也基本涨了20%-30%。”
图：熊老板向凤凰网财经展示各种面料的色卡和样品 凤凰网财经摄
从公开数据也不难看出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趋势。根据3 月10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1 年2 月国内PPI 同比上涨1.7%，环比上涨0.8%，涨幅超预期。其中化工行业方面，更是因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行影响，导致国内化工品价格飙升不止：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环比上涨3.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上涨环比2.1%，而这些都是生产服装面料不可或缺的基础。
海运成本方面，集装箱贵的问题也不可避免。“今天上午有货代公司来跟我谈单子，价格高的一塌糊涂”，熊老板向凤凰网财经举例，以一个发往英国的68立方米集装箱为例，去年年中的价格是1000-2000美金，今年初直接涨到10500美金，而去年年底更是飙升到史无前例的15000美金。“最近因为苏伊士运河堵塞，价格又有上涨的趋势。这样的行情大起大落，对我们做外贸的来说真的有点难受了。”
除此之外，汇率波动也是外贸老板们不得不面对的风险。“汇率6.8时，我们签了一笔订单，报价是13.6元，然后现在汇率6.4，这是什么程度？相当于一万美金的货就少了4000人民币下去，你想想，整体得有多少利润跑掉了？”
“利润太薄了，尤其今年”，熊老板感叹，“去年利润率还能有10%，现在只有2%了”。在他看来，无论是哪种因素，造成利润大打折扣的最根本所在都可以归咎为“不可预测”四个字。
“各种价格都在涨，而且波动特别大，我们现在做生意都是冒着很多风险的”， 熊老板进一步解释，“我们的合同价格都是根据签合同时的报价订的，不能说因为现在遇到成本上涨了，就跟客户说提高价格，没有这样做生意的，所以增加的成本再多也只能我们自己承担，少挣点是好的，有时候还会亏本，价格不可控的情况下有的单我们可能就选择不接了。”
熊老板向凤凰网财经讲述，近年来，由于国内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都在逐步提高，他的不少同行都选择去越南、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开设工厂以减轻成本压力。但他同时透露，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全部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国家的产业链还没完全成熟，至少十年打底，（产业链南迁）还是不担心的。”
4、跨境电商带来的转机
与纺织企业的熊老板相比，地处义乌的管老板日子看上去更好一些，但疫情之后的“芯片荒”却成为他待解的难题。
管老板的企业是一家做热转印的企业。所谓热转印，通俗来讲就是将图像印到陶瓷、玻璃、衣服等物品上的一种技术。
凭借早年间在景德镇学到的手艺，管老板28岁只身一人来到义乌。“从江西过来的时候从来没做过外贸，到义乌后我发现在福田市场（现在的商贸城）做外贸很简单，就是客人来了跟中国人买东西，中国的东西能出口到全世界去，市场非常广阔”，看到了机遇后，管老板利用自身技术于2007年正式注册公司，“从一种产品慢慢叠加，一年左右的时间，公司从四五个人就扩展到了十几二十个人，就这样每年加一点产品，做到了现在160人规模的公司，产品线也比较全面，从水晶影像到陶瓷影像，再做到箱包、服装、包袋上，再做机器设备，十几年时间就这样坚持过来了。”
图：工厂里正在流水线作业的工人 凤凰网财经摄
谈及疫情导致的订单流失，管老板说，“我们毕竟是一家14年的企业了，拥有一定规模，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知名度，所以客户还相对比较稳定”，但同时他也表示，确实存在客户流失的情况，目前的产能只恢复到了疫情前的50%-60%，“很心疼。”
跨境电商给管老板在面对疫情损失时带来了一线转机。
据管老板透露，目前他公司的跨境电商业务占比已接近50%，“也不用再像过去那样自己面对不同国家的客户了，直接跟跨境电商对接，对接没问题直接上线产品，我们只需要把产品统一发到指定仓库去，再由他们出口到各个国家，能够大打降低我们的沟通成本、时间成本以及人力成本。”
尽管跨境电商给管老板的企业带来了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但和所有外贸行业一样，有些难题仍横亘在面前。
最先躲不开的就是原料成本上涨。作为热转印行业，热熔胶、离型胶片、油墨等化工产品必不可少，今年以来，受供应和需求的双重影响，原油价格持续上涨，因此管老板工厂里所用到的原材料价格也出现了明显涨幅。粗略估计，各塑料原料品种与去年同期相比，价格涨幅均有20%甚至更多，其中被广泛应用于建筑材料、工业制品的聚氯乙烯（PVC），价格更是一度达到了近十年的历史高位。而铁、铝合金等金属材料出现价格攀升。
除了原材料上涨之外，管老板的企业由于近年拓展产业链，日常还以生产各类热转印机器设备为主。而在机器设备生产方面，用到更多的原材料包括塑料、金属以及最核心的——芯片。
2020年12月开始，众多知名车企纷纷出现因芯片短缺而减产甚至停产的消息，进入2021年，缺“芯”进一步传导到消费电子行业，再传导到需要芯片的各行各业。
图：工厂里工人正在分装货物 凤凰网财经摄
“我们所有的机器里面都有控制电路板，控制电路板里面都要用到单片机”，据其介绍，虽然他们企业并不是直接购买芯片制成控制电路板，而是通过供应商购买成套的控制电路板，但芯片的短缺问题也会通过供应商传导过来，“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管老板对凤凰网财经表示，现在已经不是芯片太贵的问题了 ，而是“根本没有”，“涨价有可能我们还能自己消化一下，现在直接缺货，所以我们也只能减产，导致产能一直上不去。”
而对于到其他国家建厂的选择，管老板则十分明确表示不会考虑。“我也有朋友去那边建厂，觉得那边便宜，到了之后叫苦连天，员工管理、配套建设各种事情也是很麻烦”，他表示，会一直坚定在国内生产，“现在企业能做到这个程度，如果未来全球大环境不好，大不了就不做了，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后记】
通过近一周时间的实地走访，凤凰网财经深切感受着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外贸人在过去两年所经历的故事。在采访过程中，有的商户会热情讲述在他周遭发生的一切，有的则因进入外贸行业而特别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对一些宏观热点事件侃侃而谈。
但无论是何情形，都能感受到从事外贸的生意人并没有外界想象的光鲜亮丽，“与外国人做生意”，也只是他们谋生的一种选择。
正如一位采访对象所言，作为土生土长的义乌人，她幼时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做一位“福田市场老板娘”，但长大后真的从事了这个行业，却又发现能撑起“老板娘”三个字是多么不易。
身处“世界工厂”，无数外贸人仍在坚持向前。如何打好复苏后的“外贸下半场”？答案在未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亮、熊老板、管老板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