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刊发了作者Atul Gawande的文章，报道了当新冠疫情席卷北达科他州一个社区时，与病毒的战斗是如何变成了当地居民之间的战斗的。在疫情面前，人们为何无法团结起来抗疫？全世界最强大最富有医疗最发达的国家为何疫情最严重？看完以后，可能会对疫情下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更深入的理解。远奇编译。
疫情里的每一天，似乎都在考验美国的民主能否成功地管理一个像这样幅员辽阔、多样化、个性化的国家。
在北达科他州沃德县拥有4.8万人口的迈诺特市，每月两次的市议会会议已经进行到第四个小时，一位名叫卡莉·埃文斯的女市议员提出了一项意想不到的提议：她希望迈诺特采取强制佩戴口罩的政策。
那天是10月19日，星期一，离总统大选还有两周的时间。在市政厅用木板装饰的议会厅，埃文斯和另外五名市议员组成的议会成员们坐在这里，麦克风摆在面前。市长肖恩·西普玛曾是CBS当地电视台主持人、他坐在中间主持会议，包括警察局长在内的少量与会人员都在关注着会议进展。
委员会已经通过了19个项目，包括一项高架桥的改善工程和一项消防部门的新互联网合同，这将为迈诺特每年节省220.80美元。然后，在一个名为“杂项”的议程项目下，市长要求第一区卫生单位（First District Health Unit，北达科塔地区公共卫生机构）执行主任丽莎·克鲁特汇报当地新冠疫情的最新情况。
情况很严峻。北达科他州的新增病例和人均死亡人数比其他任何州都多，半数医院面临着严重的人员短缺。沃德县的新病例比率是所有县中最高的，有520个活跃的病例，其中近40%是在过去两周内确诊的。新冠病毒的阳性检测数量已经让她的联络追踪小组不堪重负。疫情受害者人数的激增迫使迈诺特三一医院扩大了新冠肺炎病人收治的设施。
市长宣布开始讨论，50岁的埃文斯，穿着羊毛衫，红头发扎在耳后，从座位上挺直身子，清了清嗓子。她说：“不管怎样，这就是我们的行动方向，我想提出一项议案。”
那天下午，260英里外的法戈市市长动用了他的紧急权力，在全市范围内发布了戴口罩的命令。这命令下得很谨慎，即使违反它也不会受到惩罚，但这是北达科他州的第一个强制口罩令，在那里，人们普遍反对国家的口罩要求和其他公共卫生限制。
埃文斯的发言很清晰也很谨慎，“我想提出一个提议，要求市长效仿法戈市发布一个口罩令。”
她看了看市长的反应，回避似的低下头，好像怕他扔东西过来。西普玛不说话，就一直看着她。
他说：“这是一个议案。”
头发蓬乱的心理学家斯特凡·波德里古拉议员喊道：“我附议。”
通常情况下，市长对提案的投票情况有很好的控制力，但这次不是。为了争取时间，他叫了警察局长，他提示道：“你现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大致情况？关键是服从性，这个议案很可能不会发挥什么实际效力”。
约翰·克鲁格局长，他的光头锃亮，走到麦克风前，开始说道：“我知道很多人都站在这个问题的两边。”
他表示，他手下的警察和调度员已经开始生病，他要求戴上口罩，并让警队成员之间保持距离。紧接着他说道，“戴口罩会变得越来越普遍，服从性会提高。全市范围内的强制戴口罩将是正确的决策。”
虽然波德里古拉支持这一提议，但他也有顾虑。他转向埃文斯说：“这是一个让人愤怒的决策，我们的社会已经有太多的摩擦、两极分化和冲突。”
31岁的议员保罗·皮特纳是最年轻的议员，也是皮特纳雨水槽公司的老板。他自己戴着口罩，但不知道要怎么去要求别人。在他看来，这是“滑坡效应”（注：滑坡效应是指一旦开始就很难制止的事件，并且通常会导致更糟糕、更困难的结果）。
西普玛市长说：“我不知道这方面的灵丹妙药是什么。”
“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埃文斯努力保持镇静，环顾讲台，宣布道：“如果有的话，在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早就已经战胜了这种病毒。我们需要领导力，道德领导力。作为一名民选官员，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是很尴尬的。”
接着她从电脑上调出法戈的命令，开始阅读。它允许各种例外比如宗教、医疗、甚至体育，但要求城市里的人们在可能“暴露在非家庭成员面前，以及无法保证六英尺或更远社交距离”的环境下戴口罩。
埃文斯总结道：“我只是建议把法戈换成迈诺特，我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简洁、且有影响力的命令。”
议员汤姆·罗斯不同意，他说：“很显然，因为我是台上唯一一个没有戴口罩的人，我要为另一边说话。”
罗斯今年56岁，方脸，戴着方框老花镜，修剪整齐的白胡子，穿着栗色的高尔夫球衫。他在一家农用设备经销店工作。他宣称：“我们生活在恐惧中，我们正在灌输这种恐惧，对累积存活率超过99%的病毒的恐惧。”
他最近和一位高中时的朋友谈过，这位朋友现在是一名病理学家，在德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经营着一家负责冠状病毒检测的实验室。罗斯回忆道：“我问我的朋友，关于口罩，请给我最好的医疗建议。他说，汤姆，你唯一需要戴口罩的地方可能是在飞机上，或者非常拥挤的地方。”
他还有一个观点，“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句话，减缓传播速度，减缓传播速度。所以我们想延期到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要减缓传播速度，我们就会减缓它，但是我们的业务、收入，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我们不需要减缓传播速度。我们需要让卫生组织不断研究治疗的方法，直到找到正确有效的那一个。”
他又把答题带回到他在阿马里洛的朋友那里：“这个人是一名医生，他告诉我，汤姆，如果你得了新冠，上帝保佑，服用220毫克锌，每天喝一加仑奎宁水，连喝两天。这样就能康复，我相信我的同学，他不会让我走错路的。”
他转向第一区卫生单位的丽莎·克鲁特，“丽莎，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必须相信你的科学说口罩是有效的？那为什么你不相信口罩不起作用的其他科学研究呢？我是一个信徒。我坚信个人责任。如果你生病了，呆在家里。如果你觉得不安全，就待在家里。一切都看你们自己。下达一个没有效果的命令？真是浪费时间。”
克鲁特试图尝试回应每一点。但最终她只是说，“我们的目的从来不是制造恐惧。我们的目的是向你们提供事实。”
一
迈诺特是压倒性的保守地区，只有共和党人能进入州立法机构和国会。在这一点上，它与北达科他州的其他地方相似。
我想了解迈诺特，因为它的特殊：它是世界上疫情最糟的国家里最糟的州里最糟的县。同时也因为这座城市存在的问题具有典型性：包括如何应对疫情，以及如何看待它的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我想了解，是什么让人们团结起来应对一场致命的危机如此困难。
迈诺特成立于1886年，在距加拿大边境50英里的广阔洪泛区，位于横贯大陆铁路的最北段。苏里河从东到西蜿蜒穿过城镇中心，形成了一个山谷，两边都是低矮的山丘。
这座城市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俄亥俄州。它砖砌建筑的古老市中心到处都是餐馆、珠宝店和眼镜店，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和日常生活都围绕在几条长长的道路上。加油站、教堂、快餐店和办公室都被停车场分隔开，社区里散布着松树、橡树和椴树。在高速公路和通讯塔之外，你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绵延数英里的地平线。
这里的大部分土地被农场覆盖，农业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北部的空军基地是当地的另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2006年在附近发现的帕沙尔油田使迈诺特的人口增加了三分之一，使北达科他州成为美国仅次于德克萨斯州的第二大石油生产州。
从2020年开始，这个城市的失业率稳定在3%以下，中等收入为6.4万美元，收入不平等属于全美最低的那五分之一。迈诺特是压倒性的保守地区，只有共和党人能进入州立法机构和国会。在这一点上，它与北达科他州的其他地方相似。
但是，与许多红州不同，它贯彻了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并扩大了医疗补助计划，因此它是中西部地区无保险人群比例最低的州之一。沃德县三分之一的成年居民是肥胖的，五分之三的人有高血压，六分之一的人吸烟，这差不多跟全国的平均水平持平。
61岁的丽莎·克鲁特已经负责了近25年的第一地区卫生局，该局设在迈诺特，服务7个县，共9万人。她和丈夫巴里住在城外一个200英亩的农场里，她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多年来，克鲁特一直是一名教师，这让她在州政府的儿童服务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在视频电话中告诉我：“我应聘到了公共卫生部门的这个职位，从那以后，我就爱上了这份工作，”。
像大多数领导市县部门的公共卫生官员一样，她不是临床医生，但她负责监管一个由60名临床官员和其他人员组成的团队。我问克鲁特她的部门在疫情爆发前处理的主要问题时，她提到了酗酒、暴饮暴食、铅中毒，以及衣原体等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高于平均水平。
迈诺特最近爆发了全国最严重的丙型肝炎，控制这种疾病花了数年时间。阿片类药物危机导致克鲁特和三一医院传染病科主任、卫生部门医务主任卡米尔·恩韦格医生游说警方和当地领导人，让他们为吸毒者设立针头交易所，该交易所于2019年2月开业。
克鲁特还协调可预防疾病的追踪、追踪接触者和制定治疗计划。2002年，一列火车脱轨，五节油罐车爆裂，释放出大量有毒的氨气，这也是她要处理的问题。
简而言之，克鲁特的工作就是通过填补医疗保健系统的漏洞，来帮助保障社区的健康，而且可用的预算非常少。2019年，美国人均医疗支出接近1.2万美元，公共卫生部门只有56美元。
去年3月11日晚7点30分，克鲁特接到了她所在卫生部门的流行病学专家的电话：迈诺特迎来了北达科他州的第一位新冠患者——一名在州外旅行的60多岁男子出现了症状并检测呈阳性。两小时后，州长道格拉斯·伯古姆宣布了这一消息。当晚，在犹他爵士队一名球员的检测呈阳性后，NBA宣布暂停本赛季的比赛。很明显，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都将发生改变。
克鲁特、恩韦格医生和西普玛市长在第二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克鲁特多年来的经验是，在危机中避免恐慌的关键是要确保人们知道事实，无论好坏。一项调查显示，该患者在抵达后立即被隔离，但很明显，还会有更多的病例。她和恩韦格医生想公众解释了关于社交距离和卫生的问题、新冠的症状，以及如果出现症状该怎么办。
第二天，数周以来一直淡化这一威胁的特朗普改变了方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3月16日，他宣布了美国人15天内要遵守的指导方针，以减缓病毒的传播：停止不必要的旅行和购物；避免去酒吧、饭店及十人以上的社交聚会；尽可能在家工作。
在两周内，克鲁特的卫生部门报告说，病毒正在社区内传播。她与企业、医疗专业人士和当地官员合作，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她说，“我们当时合作紧密。”
二
他曾两次投票给奥巴马，后来又两次投给了特朗普，他从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转到福克斯电视台。
就在疫情袭击北达科他州的前几天，汤姆·罗斯递交了竞选市议员所需的300个签名。他以前从未参与过政治。他在迈诺特长大，在六个孩子中排行第四。他的母亲在当地医院做了40年的注册护士，后来成了一名手术室主管。他的父亲是当地一家建筑公司的重型设备操作员。他告诉我：“整个迈诺特小镇，几乎没有一栋大楼不是我父亲帮助建造的，我对此很自豪。”
他曾在迈诺特州立大学和明尼阿波利斯的广播学校就读，回到迈诺特后，在当地的NBC电视台找到了一份摄像师的工作。在接下来的15年里，他一步步晋升为台长，后来遇到了老板更换和裁员。过去四年，他一直在一家大型农业机械区域经销店从事客户关系工作，他的POLO衫和西装裤换成了棒球帽和牛仔裤。他走遍全州检查农民的设备需求。自从工作以来，他开着2014年的福特F-150行驶了38万英里。
我问他在卡车上的那些时间都做了什么。他说：“说起来让我有点尴尬，大多数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想，正在陷入沉思。”
我问他：“你指哪方面？”
他的父亲在2019年死于阿尔茨海默氏症，他告诉我：“我仍然没有从我父亲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所以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思考和这个家伙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还在思考我竞选的事情。”
罗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志愿者和助选者，在不同地方的董事会工作，他甚至还担任过迈诺特冰壶俱乐部的主席，不过他现在更喜欢高尔夫和钓鱼。他作为记者，花了很多时间了解市议会。他告诉我：“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生命是短暂的。”
当他得知议会缺了三个席位时，他决定参加竞选。
委员会选举是无党派的，罗斯对此很高兴，他讨厌政治。在他开车的路上，他习惯每天听8个小时的谈话广播，他也会在出发前看早间有线电视节目。他曾两次投票给奥巴马，后来又两次投给了特朗普，他从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转到福克斯电视台。
但不管怎样，他说，“我发现自己总是在愤怒中工作。”
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受够了这种情况，他说：“我在Facebook上说，‘就这样了。我不想改变你的主意。你也不要试图来改变我。我要用Facebook做一些让我开心的事。’”他
坚持了自己的决心：“我真的努力不去听别人说话。我停了下来。这真的改变了我的心态。”
一天工作结束后，他经常会去Lucky Strike酒吧，和朋友们在固定桌子旁喝上一杯Michelob Ultra。酒吧一侧有保龄球馆和模拟高尔夫，还有类似于轮盘赌的“猪轮”（Pig Wheel）赌博游戏，你可以用猪来下注，猪的名字有鲍勃、罗克西和苏。
店主格雷格·德马吉斯一直在那里，他和一群人坐在罗斯旁边的桌子，向他挥手致意。在开始竞选活动之前，罗斯询问德马吉斯对他参加竞选的看法。
德马吉斯告诉我：“说实话，我觉得他疯了，我说，好吧，希望你有勇气接受它，因为你可能会失败。”
但德马基斯在罗斯的请愿书上签名了，他说：“他会站出来说需要说的话，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凯莉·埃文斯第一次见到汤姆·罗斯是在Lucky Strike酒吧。她住在几个街区之外，会和一个喜欢玩宾果（Bingo）游戏的表亲一起去那里。她也决定在3月份参加竞选。但和罗斯不同的是，她喜欢政治。她认为这是解决不公正和推动社区前进的最佳方式。
埃文斯从迈诺特的高中毕业，获得了迈诺特州立大学社会学学位，但之后她离开了北达科他州。她说：“和我们这一代的许多进步人士一样，你可以听到我们的车轮呼啸着驶出这个州。”
她获得了法律学位，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巴尔的摩-华盛顿地区从事LGBT（注：各种非异性恋群体）倡导工作。2012年，埃文斯帮助领导了一场运动，使马里兰州成为第一批通过普选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之一。那时，她和她在加拿大的伴侣结婚了。
2017年，经历了18年的婚姻，她们离婚了。
她回忆说：“我的家人还在这里，我说，嘿，我只想回到迈诺特，舔舔伤口。”
回到家后，埃文斯出现了越来越可怕的病症，左脸麻木、视力问题、行走困难。
最终，她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抑制她免疫系统的药物使疾病得到控制。
她并没有打算一直呆在迈诺特，但现在她在这里有了一所房子、一只狗、一只猫和一群亲朋好友，还为全国各地的人权组织提供咨询服务。
她说：“这和我此前离开的城市不一样，那里有更多的进步人士。我说，你知道吗，我想我会留下来。”
在民主党初选中，她支持伊丽莎白·沃伦。在沃伦退出竞选后，埃文斯难过了好几天，然后决定自己竞选公职。
她在一场变装秀上收集了要求的300个签名中的第100个，然后又从排队等待民主党初选投票的人那里收集了另外500个签名。她说：“我喜欢超预期完成任务。”
第二天晚上，她的手机里满是关于该县首例新冠病例的短信。她很担心，但并不清楚这对她意味着什么。几天后的晚上，她去社区剧院看了诺埃尔·科沃德的戏剧。这是她在2020年最后一次参加此类活动。
就地封闭对她来说不是什么大改变，她本来就在家工作，至于她的竞选活动，她从挨家挨户地敲门转向打电话，而汤姆·罗斯还在不停地在外面跑着，由于农业是一项基本业务，他得不断拜访客户，满足他们对机械的需求。
但还是有一些变化，他和他的朋友们通过Zoom玩画图猜词之类的游戏，有一段时间，Zoom还代替了已经关门六个星期的Lucky Strike酒吧。罗斯说：“这种新鲜感一开始还不错，但很快就过去了。”
4月初，特朗普宣布，疾控中心建议人们在公共场合戴口罩，但强调该指导方针是自愿的。特朗普说：“我不认为我会这么做。”
在迈诺特，丽莎·克鲁特用当地一家工艺品商店捐赠的材料，号召了包括她母亲在内的一群口罩制作者，派发了数千只口罩。克鲁特说：“我都想象不出我妈做了多少口罩。”
5月，随着限制的放宽，罗斯和其他市议会候选人重新开始挨家挨户的竞选活动，但埃文斯没有。她回忆说，“人们开始嘲笑我们这些戴着口罩的人，有的说，你们为什么还这样隔离？这太愚蠢了。”
然而，当宣布每年在迈诺特举行的州博览会将取消时，公众的情绪是失望，但不是愤怒，埃文斯说，“就连我都在想，我们的病例数量这么少，是不是太夸张了？”
与沿海地区的数十万病例截然不同，北达科他州今年4月记录在案的病例约有1000例。5月1日，北达科他州开始实施“聪明重启”计划。克鲁特解释道：“大概每两周我们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很清楚，州长的目标是在6月之前实现完全开放。”
北达科他州已经开发了全美最全面的测试和追踪项目之一。测试数量激增，企业重新开业，但新冠病例数量仍然很低。在沃德县，6月份有近6000人接受了冠状病毒检测，这几乎占成年人口的15%，只有23人呈阳性。
那个月的市议会选举完全是通过邮件进行的，罗斯和埃文斯赢得了他们的席位，选民们并不排斥这种选举方式。他们认为事情很快就会回到正轨。
埃文斯说：“人们开始试水。”
很快，酒吧挤满了人，餐厅也挤满了人，人们不断试探着界限，然后突破界限，到了七月，室内用餐恢复了，戴口罩的人极少。她回忆说：“我有来自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的朋友，他们会说，嘿，我们想来北达科他州住上一段时间，来摆脱这种局面，我不知道你们的具体措施是什么，但你们肯定采取了措施。我会告诉他们，不，我们没有，我们真的什么措施都没有。”
罗斯将那个夏天描述为“生活如常”，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告诉我：“在这里，夏天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这里的夏天只有12个周末，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这12个周末。”
只有在需要时，他才戴口罩：在医生办公室或有严格规定的商店。
到8月，沃尔玛、塔吉特（Target）和达乐将军（Dollar general）等大型连锁商店已经制定了口罩要求、社交距离和客流量的限制。事实上，在让人们习惯减少传播的行为方式方面，这些企业比任何国家机构做得都多，它们为顾客和员工提供了许多保障。
但对于其他人，比如罗斯和他的圈子，这些措施似乎有些过头了，人们不可能永远限制他们的互动，他们需要重新开始工作和生活，让经济重新恢复运转。
Lucky Strike酒吧的老板格雷格·德马吉斯现年71岁，外出时戴着口罩。应一名在酒吧工作赚取额外收入的护士的要求，他让员工也戴上了口罩，并张贴了鼓励其他人这样做的标语。
但他并不要求顾客在打保龄球或玩游戏时戴着它们，他也没有限制客流量。即使这样，生意也下降了至少40%。年轻的顾客回来了，但是德马吉斯说，“我有很多顾客自从疫情开始后就再没见过了。”
罗斯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但他有自己的结论，他说：“这个国家充满了恐惧。”
农民们越来越倾向于让他把零件或材料送到家门口。他尊重他们的顾虑，但他自己持保留意见。
三
“在我接受如何控制大流行病和生物恐怖主义的培训时，几乎所有我们曾经谈论过的事情都上演了。例外的是，以前的培训没有教我们，如果公众不相信我们说的话，该怎么办。”
那个夏天，沃德县的病例数量开始迅速上升：7月份超过100例，8月份超过300例。今年9月，检测阳性率从到足1%飙升至6%以上。学生的涌入迅速将迈诺特州立大学变成了一个超级传播网：在接受冠状病毒检测的学生中，超过10%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丽莎·克鲁特的团队与校园管理人员合作，实施了普遍戴口罩的要求，并禁止室内聚会，并制定了严格的检测和追踪接触者协议。她说：“我们能这么快地把这些数字拉下来，真是令人惊讶。”
但有太多的爆发是无法控制的。大批的人在拥挤的酒吧、餐馆和数百人参加的婚礼上被感染。截至9月，北达科他州成为全国新冠传播速度最快的州。与此同时，追踪接触者发现，多达30%的检测呈阳性或接触过的居民没有自我隔离或接受检测。
现年54岁、说话温和的三一医院传染病科主任恩韦格医生告诉我，他曾与一些人交谈，这些人尽管与患有新冠的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却拒绝接受检测或隔离，“他们需要去工作，并且觉得风险很低。例如，其中一个在建筑业工作的人对我说，我没有任何症状已经超过七天了，我还有账单要付。”
克鲁特提醒了州长办公室，她也试图提醒迈诺特。她在9月21日告诉市议会：“我们可以测试，测试再测试，但是，如果人们不保持社交距离和自我隔离，我们就无法减少传播。我知道，我们都讨厌新冠病毒，没人愿意在家里呆14天。但是它真的很重要。”
北达科他州违背了疾控中心的建议，只要求接触过病患的家庭成员进行隔离，没有要求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9月底，当一位州卫生官员试图使该州的政策与疾控中心的指导一致时，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州长伯古姆立即撤销了该命令。第二天，这位州卫生官员成为四个月内第三位辞职的人。（他的前任在8月辞职，因为州长拒绝将该州的风险等级从绿色提高到黄色，这将对集会人数施加限制。）
克鲁特和恩韦格医生很沮丧，他们没有需要的工具，而他们现有的工具看起来越来越无效。正如三一医院的主任恩韦格医生指出的那样，“如果我认为有公共卫生需要，我可以写命令要求对某人进行隔离，但我尽量不这么做，我不想矛盾进一步激化。”
在10月5日的市议会会议上，克鲁特再次试图谈论情况有多严重。在沃德县，过去14天新增病例705例——每10万人新增病例1800例，这一数字令人震惊，是世界上传播率最高的县之一。而且天气还没有变冷。
她以一种平和、冷静的语气说：“我们将遵循州长的指导方针，我们不限制也不支持任何大型团体集会。”不过，她告诉议会，个人和集体的选择可能会产生影响。克鲁特说：“州长已经明确表示，应由地方司法管辖区自信决定执行哪些政策。你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归根结底看社区想要做什么。”
她提到了其中的一些措施，比如减少酒吧和餐馆的座位，限制大型团体聚会。房间里没有多少人，他们也没有做出明显的回应。但在YouTube上转播会议实况的匿名聊天中，出现了一些煽动性的对话：
“这个贱人可闭嘴吧。”
“66万7千人的州，自始至终只有277人死亡。”
“对不起，奶奶死了婴儿出生，生命的循环而已。”
“277（例死亡）算什么大流行。”
“# scamdemic.（Scamdemic是“骗局”（scam）和“大流行”（pandemic）两个词的组合）”
四天后，三一医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人们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在“迈诺特抱怨者”和“投诉者”的Facebook页面上（该页面有14000名成员，每3名居民就有1名是其中的成员），评论混杂着各种声音，有嘲笑——要继续推动这种恐惧，有虚无——它永远不会停止，也有担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能改变你的想法？殡仪车？还是你自己的孩子得了新冠？
贝丝·雷娜是成员之一。她在页面上写道：“我那超级健康的的现役丈夫，没有任何潜在的疾病，现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无法自主呼吸，而我和年幼的孩子在家里隔离，至少还要再呆上两周。”
虽然她和她的丈夫在屋外戴着口罩，但她仍然感染了病毒，并将病毒传染给了丈夫：“这绝对是真的。每次给我两岁的孩子洗澡，我都会觉得喘不过气来，快要晕过去了。”
一位用户回复说，“谢谢你确认（口罩）不起作用。”
41岁的当地银行家罗斯科·斯特雷尔曾担任过两届州议会议员，但在市议会竞选中落败，他是一位直言不讳的怀疑者。在他的推特上，口罩是“胡扯”，“福奇是个白痴”，专家是“小丑”和“骗子”。
他告诉我，克鲁特“不怎么聪明”，领导着一群“未经选举产生的官僚团队”。他在10月份的Facebook帖子中写道，“北达科他州运行得最糟糕的卫生区是迈诺特的第一卫生区，那就是个尴尬的笑话。”
在克鲁特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24年里，她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反应。她说：“在我接受如何控制大流行病和生物恐怖主义的培训时，几乎所有我们曾经谈论过的事情都上演了。例外的是，以前的培训没有教我们，如果公众不相信我们说的话，该怎么办。”
3月以来，她经常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几乎没有一天休息，一次，当我们谈话时，她既要处理一个大规模的爆发，又要处理一个地区范围内的检测点的问题，同时还要向医院领导，殡仪馆董事、城市的紧急行动小组，和救助帮助的普通群众提供最新信息。
一些恶意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让她措手不及。有人告诉她，“你是个恐惧制造者”，“这种病还没有流感严重”。
有些人很恶毒。她补充说，“我在家里会接到电话，这些人对着电话大喊大叫。”
她试图和不那么好战的人讨论这些问题，但是事实证明那是不可能的，纯属耗费时间。她补充说，“我开始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锁门。”
四
西普玛市长是那种小政府的共和党人，他尊重当地的专业知识和制度，不是那种恨不得把它们全部烧掉的火爆分子。他准备支持埃文斯的提议。他在谈到新冠病例激增时说，“对于那些说我们滥用职权的人，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
讣告帮助凯莉·埃文斯相信，她必须设法让市议会做点什么。她承担的任务之一是更新地区民主党人的数据库。她解释道：“这也意味着我要更新死亡人数，我早上看报纸的时候就会做这项工作。通常讣告栏只有两三个人，三两下就搞定了。但自9月以来，我从未见过讣告少于两页的。而且不只是95岁的老人。每一天，我都只能说，哦，我的上帝。”
当她到达10月19日的市议会会议时，她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然后，就在克鲁特跟大家讲话的时候，埃文斯收到了法戈要求戴口罩的短信。她告诉我，“我给市检察官发了短信，说，嘿，凯利，你有这份报告的复印件吗？”
她知道向迈诺特提出同样的建议是一场赌博，委员会对任何可能引起强烈反应的事情都很谨慎。
不过埃文斯本人并不害怕对抗。在一个月前的一次议会会议上，她听到当地民众在麦克风前排队，斥责斯普玛市长在市政厅悬挂彩虹旗长达24小时，以支持同性恋自豪节。她解释说，彩虹旗是“一种善意的呼唤”，很像夏天早些时候飘扬的六月旗和几周后飘扬的全国家庭联盟战俘/失踪旗帜一样。
一名被激怒的男子表示，他对这种展示感到“尴尬”和“羞愧”，还有人抱怨彩虹旗“代表撒旦”，或者“正在剥夺我的自由”。当一名男子指出埃文斯消极的“肢体语言”时，她终于受够了。
她说，“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很自豪我就是北达科他州第一个公开当选的女同性恋。我才不理会你的废话。”
她的目光炯炯有神，继续说道，“这座城市足够大，容得下我们所有人，飘扬一面旗帜并不会剥夺你们的权利和自由。但你知道这对我的意义吗？它告诉我，我住在一个欣赏并拥抱我和跟我一样的人的城市，我住在这里感到很安全。”
她辩护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她并不指望那一天能改变任何人的主意。但她想让大家知道，在那个房间里有另一个迈诺特希望被听到。
两天后，她在Facebook上发帖称，“市议会会议上发生的事情，虽然痛苦和困难，但却是我们社区中是一次必要的决裂。从这次分裂中，我有充分的信心，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迈诺特将变得更加强大和更好。”
一个月后，埃文斯怀疑是否又到了必须要决裂的时候。她告诉我，“那时候，我觉得北达科他州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责任感，使数字下降，但他们没有做到，不幸的是，有时政府不得不介入。”
西普玛市长是那种小政府的共和党人，他尊重当地的专业知识和制度，不是那种恨不得把它们全部烧掉的火爆分子。他准备支持埃文斯的提议。他在谈到新冠病例激增时说，“对于那些说我们滥用职权的人，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
此外，他指出，“我们告诉了很多企业他们该如何营业，无论是酒证、消防法规、安全法规，还是其他东西。”
这场辩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YouTube上的言论也爆发了：
“你竟敢使用违宪的紧急命令。”
“我们从未采取过如此暴政。”
“你们在引起大规模抗议，你们这些傻瓜。”
晚上九点半，斯普玛市长终于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是五票赞成，两票反对。通过了一项没有惩罚措施的口罩令。
克鲁特后来给市长发了一条短信：我没想到今晚会发生这种事。
他回答说：“我也是，但这是好事。”
委员会继续讨论下一个事务，议员奥尔德曼参与了老龄委员会的报告。他注意到他们没有达到法定人数，因为一名成员去世了，享年51岁。
五
恩韦格医生提醒人们不要声称群体免疫即将到来。他说：“拜托你们，求求你们了，如果有人这么告诉你，那就是在骗你，那就是愚蠢的幻想。”
汤姆·罗斯在第二天上班的路上做了一个决定。他对公开挑衅不感兴趣。但他也不认为有必要树立榜样。他告诉我：“我口袋里有个口罩，我只是想看看他们的态度如何，我记得走进了一家车行，我以为每个人都会戴口罩。但实际上一个人都没戴。“
并没有出现任何改变，他说：“我从来没戴过。”
那天晚上，他上床睡觉时感到浑身乏力、四肢疼痛，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喉咙痛、鼻窦压痛。他安排了一次冠状病毒测试，并打电话给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负责人指示他在家中隔离。他很快意识到他尝不出咖啡的味道，也失去了嗅觉。三天后他的检查结果出来了，阳性。
他说，“我投票反对口罩令，后来才发现，根据州卫生部的说法，在那次会议上，我是有传染性的。”
罗斯认为，他是在议会会议召开前的周末感染了新冠，当时他正把自己的露营车带到一个存储设施，“我知道店主得了新冠，我想他可能还有其他的工人，可以把我的露营车放进仓库里，但是他自己来了。”
他们在一起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汤姆没有戴口罩，店主戴着一个，不过汤姆记不起来他戴得是否规范，盖住口鼻。研究表明，多层口罩可以阻挡50%至70%的携带病毒的飞沫，但口罩尺寸合适很重要，而且它们不能提供百分百保护。
汤姆在地下室住了十天。但他具有传染性已经好几天了。他的整个家庭，他的女朋友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21岁，都被感染了。
罗斯听从了他在德克萨斯州的病理学家朋友的建议：他服用了锌，喝了两天一加仑的健食奎宁水。新墨西哥州的一个远程医疗诊所给他开了羟氯喹和阿奇霉素，尽管医疗指南不建议使用它们，经过大约200次试验，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处方真的有效。
他很疲劳，但最主要的是害怕。他的手机上连着脉搏血氧仪，监测他的脉搏和血氧水平。隔离的第一天，他的含氧量高达95%；到了第二天，这个数字降到85%。
他告诉我，“所以我每隔五分钟就会跑进卫生间，看看自己的嘴唇是不是蓝色的，有太多的焦虑，我总是在说，‘好吧今天是第五天。也许明天我会度过难关，我会感觉好些，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后天。’”
这决不仅仅是流感。罗斯的一个和他差不多年龄的朋友是迈诺特第一个死于新冠的人。罗斯害怕死在他的地下室里，或者无法回去工作，这两件事都很可怕。这并不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恐惧：密歇根州一项针对新冠幸存者的研究发现，在那些病到需要住院治疗的人中，有40%的人在60天后依然没有工作，要么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工作，要么是因为他们病得太重，无法工作。
罗斯说，“这绝对把我吓得要死，因为我是一个应该在职业生涯末期工作的人，突然间（失去工作），在这个年龄，你还能做什么？突然之间，我完蛋了，我完蛋了，我完蛋了，这对我来说太沉重了。”
10月，沃德县近2500人检测呈阳性，是上个月报告的四倍。死亡人数翻了两番。随着殡仪馆的空间越来越少，克鲁特开始寻找冷藏卡车。有一天，她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克鲁特说：“她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健康的81岁活力老太太，她住在公寓里，她在前一天晚上因为新冠肺炎失去了三个朋友。”
凯莉·埃文斯告诉我，“这真的很可怕，因为它真的无处不在，感觉就像蒸汽一样无处不在。你去杂货店，你知道那里有新冠病人，你会害怕，但人们的行为不会因为政府告诉他们需要做些什么而改变。”
她决定继续施加压力，投票后一周，她按计划要参加一个县规划委员会的会议，她给该组织的成员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呼吁他们佩戴口罩。她解释说，她正在服用免疫抑制药物治疗她的多发性硬化症，因此“即使在没有疫情的时候，我的免疫系统也难以抵挡攻击。”
但是到了会议上，大多数成员依然没有戴口罩。埃文斯说：“我崩溃了。”
迈诺特很快成为了北达科他州疫情情爆发中不戴口罩的典型，白宫冠状病毒顾问黛博拉·伯克斯称该州是她在美国见过的口罩使用情况最糟糕的地方。克鲁特决定，是时候让她和恩韦格就迈诺特新冠病例的激增召开新闻发布会了。
她用她那温和的、北达科他州的优雅方式说道：“这很有趣，我们打算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但我们因为打算这么做而受到了不少批评。”
仅仅承认问题的严重程度就被视为一种政治行为，但克鲁特还是勇往直前。
新闻发布会是在选举当天在市议会会议厅举行的，两周前埃文斯的口罩授权提案在那里获得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医学界领袖描述了严峻的现实。三一医院的参谋长杰弗里·萨瑟医生说：“我们北达科他州人正处于危机之中，昨晚在我们医院，我们没有更多的地方来容纳病人，我们的急诊室也是人满为患。正常的流程是我们打电话到有能力的大医院，请他们接收我们的病人，但我们发现没有其他医院能接收我们的病人，整个州只剩下12张开放的重症监护病床。”
克鲁特说：“北达科他州目前是一个热点，我们是北达科他州内部热点中的热点。”
恩韦格医生提醒人们不要声称群体免疫即将到来。他说：“拜托你们，求求你们了，如果有人这么告诉你，那就是在骗你，那就是愚蠢的幻想。”
就罗斯而言，他的身体正在逐渐好转。他感到呼吸轻松下来，在地下室待了十天之后，他开始逐渐康复。虽然他仍然感到疲劳，但他还是回去工作了。他说：“我的精神状态还是很糟糕。”
他承认，他越来越相信口罩的作用了。他说：“我几乎在每个外套口袋里、每个帽衫里都放了一个。”
但实际上他很少真正戴上：“我只是觉得（戴口罩）很不舒服。”
最后，在选举日赢得第二个任期十天后，州长伯古姆效法法戈、迈诺特等城市的做法，在全州范围内实施了口罩规定，对不遵守的人将处以最高1000美元的罚款，并限制酒吧，餐馆，和室内集会。
北达科他州人开始听话。调查发现，近80%的人认为有必要执行这些规定，比如戴口罩。口罩的使用率达到了89%。手机移动数据显示，外出和工作场所的出行减少了。
该县和该州的每日病例数达到峰值后，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下降了80%。住院和死亡人数很快大幅下降。丽莎·克鲁特告诉我，当她不用再每天跟殡仪馆负责人的会面，来评估他们接收遗体的能力时，她知道形势已经发生了转变。
当然，也有喋喋不休的反对者。当地银行家罗斯科·斯特雷尔在推特上坚称：“戴口罩从来就没用，全都是胡说八道。”
他展示了一张图表，显示没有口罩规定的南达科他州每天的病例数和北达科他州一样在下降。他说的数字没错。但南达科他州的口罩使用率也上升到了82%。大量证据表明，口罩是有效的，在不封锁的情况下控制冠状病毒尤为重要。
六
他接着说，“这很残酷吗？对某些年龄段的人来说确实如此。但对于我这个年龄段呢？我没有嗅觉，没有味觉，我的鼻子很痛，我在地下室待了十天，没什么大不了。”
是什么决定了人们是否配合口罩令？政策起了作用，但当地的现状也起了作用，当损害变得非常严重，达到无法忽视的程度时，人们就会做出改变。在北达科他州，只有在一万人生病、数百人死亡、工作岗位枯竭之后，才达到了这个临界点。这并不是说北达科他州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住院和死亡的速度有所减缓，但它们并没有停止。
当发病率开始下降时，我打电话给斯特雷尔。他在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利兹（人口558）长大，离家求学，包括在“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波士顿待了一年，然后回到家乡的一家地区银行分行工作。
他现在是迈诺特一家更大分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去年秋天，他全家都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他说：“我得了，我的妻子也得了，我15岁的儿子得了这病。我另外两个孩子昨天检测出阴性。”
他接着说，“这很残酷吗？对某些年龄段的人来说确实如此。但对于我这个年龄段呢？我没有嗅觉，没有味觉，我的鼻子很痛，我在地下室待了十天，没什么大不了。”
斯特雷尔是个数字迷。他曾在州预算委员会担任议员，并管理着他所在银行的数据网络。根据他对数字的解读，他仍然坚定地认为，对新冠病毒的应对不成比例。他指出，在全州2000个床位中，新冠患者只占了不到400人。那怎么能算是危机呢？
在他看来，流感死亡人数随着冠状病毒死亡人数的上升而直线下降，所以一切基本持平。“全州范围内的死亡总数比他们所在年龄组的人数逐年下降，”他声称。“我只是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应该隔离那些易受感染的人，让世界其他地区继续前进。”
我想和他讨论这些数据。我本来可以解释，病人增加15%会使医院的人员和资源不堪重负。我本可以解释，正如迈诺特所发现的那样，如果病毒在提供护理的人群中蔓延，保护虚弱的老人是不可能的。我本可以指出，疾控中心的跟踪数据显示，美国25岁以上的年龄组，死亡人数都在增加，导致从2019年起总死亡人数增加15%；冠状病毒每天造成的死亡人数现已超过心脏病和癌症，成为我们的头号杀手，202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似乎下降了整整三年，这是自1918年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我也确实阐述了一些论点。但这些努力似乎不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太可能被说服，如果他连当地的专家都不相信，他有为什么要相信我？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数据的争论并没有触及分歧的核心。即使我设法让他相信，这场公共卫生灾难比他所说的要严重，公共卫生部门对此的反应仍然会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
斯特雷尔说：“治疗不应该比疾病更糟糕，但在新冠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治疗真的很糟糕，我并不想贬低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我真的没有。”
他见过朋友们挣扎的样子，但是，他继续说，“对我来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对孩子的影响，对自杀率的影响，对毒品的使用，对酒精的使用，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它就是不对。”
他说得有道理。在整个疫情期间，阿片类药物和酒精问题只会恶化。（对自杀率的影响还不清楚。）家庭暴力增加了。一代儿童失去了一年的基本教育和社会经验。
更严重的是，人们保护自己不受病毒感染的愿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疫情期间失去的绝大多数工作涉及与公众面对面的接触。即使没有限制，航空公司、酒店、娱乐、儿童护理和医疗保健行业也失去了大量的业务。斯特雷尔目睹了人们失去生计的同时也失去了生命。他告诉我，“我有个做餐饮业的朋友前几天刚刚裁掉了70个人。”
这就是他不相信克鲁特、恩韦格医生或三一医院领导所说的话的根本原因。他说：“他们只关心健康方面的问题，他们并不真正清楚发生了什么。”
汤姆·罗斯与斯特雷尔是朋友，但他对斯特雷尔肯定的一些事情有疑问，比如专家都是骗子还是小丑，口罩不工作，我们可以很轻松地隔离老人一类的高危人群，总统选举结果被窃取了。
但他同意斯特雷尔的观点，即公共卫生官员要求人们放弃的远比人们能得到的要多。他们被告知生命得救了，但他们却被要求生活在恐惧中，恐惧使人们不能见朋友、不能上学、不能购物、不能旅行，以致不能正常生活。对罗斯来说，口罩代表并传达了这种恐惧。
罗斯告诉我，“我不想让人们认为，支持自由的人不害怕死亡，这个社区很小，你可能认识所有死去的人，但是，与此同时，北达科他州的迈诺特有很多夫妻经营的小店，这是他们养家糊口的方式，如果他们付不起账单呢？那种心理健康问题，那种焦虑，那种失败感，我只是认为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
这场讨论开始听起来像是一场关于权衡的经济辩论。但随后我们谈到了我们的母亲，她们都接受了新冠疫苗的第一次接种，以及我们希望她们很快能再次享受到的自由，探望家人，摆脱自我封闭，哪怕她们仍要戴口罩。
“自由，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词，”然后他开始流泪，擦着眼睛补充道。“我很抱歉。”
“没关系，”我说。
他继续说：“这东西的触角伸向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知道，我妈妈得到自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教堂。这对她意义重大。我觉得有太多的痛苦了。我不太愿意用破坏这个词，但它真的破坏得太厉害了。”
前一天晚上，罗斯参加了一场他儿子参加的高中篮球比赛。只有两张家庭成员的票可以入场，看台上的人也很少。除了吃东西或喝水外，必须戴口罩。
他说：“跟你说实话，我买了一盒爆米花和一瓶水，在上半场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一粒一粒地吃爆米花，就可以一直不戴口罩。”
在一定程度上，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确信自己不会传染，疾控中心认为，检测呈阳性的人可能在三个月内对再感染有免疫力。但他这么做也是因为口罩掩盖了他的欢呼声，他想让儿子听到他的声音。
“我儿子上大四了。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参加高中篮球比赛，因为他是我最小的孩子，所以这也是我的最后一次。但他最后的比赛观众席上是空的，25到30个人，人不多，也没有欢呼。”
这不公平，他认为，“这个年龄段的人非常健康，据我所知，死亡率非常低。但付出代价的是他们，而公共卫生部门的人似乎并不在乎。”
罗斯一边吃着爆米花，一边尽可能大声地为他的儿子欢呼。
七
在商业中，决策者通常很明确，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决定，那就惨了，老板可以命令你服从。但这不是民主的运作方式，我们虽然指定了决策者，但社区必须接受不同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商人往往是糟糕的政府领导人。他们从来没有处理过公民冲突，也从来没有为优先事项和限制而无休止的争斗过。
在医学领域，当病人面临是否寻求积极治疗的艰难决定时，他们往往会被问到他们愿意和不愿意牺牲的分别什么。当病人不能为自己说话时，就得有人替他们说话。这种设定会分裂家庭，例如，有一种众所周知的海鸥综合症：住在离病人最远的家庭成员飞回到镇上，然后把计划搞得一团糟。指定一个决策者有助于确保病人的优先事项，而不是其他人的优先事项。
当整个社区必须决定如何处理一个严重的问题，也必须选择它愿意牺牲和不愿意牺牲的分别是什么，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在商业中，决策者通常很明确，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决定，那就惨了，老板可以命令你服从。但这不是民主的运作方式，我们虽然指定了决策者，但社区必须接受不同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商人往往是糟糕的政府领导人。他们从来没有处理过公民冲突，也从来没有为优先事项和限制而无休止的争斗过。
冲突也是这么多人说他们讨厌政治的原因，我们非常想要达成共识，我们说服自己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就能达成共识。圣雄甘地说，“和平不是没有冲突，而是有能力应对冲突”，这句话更接近真理。
就连罗纳德·里根也重申过这一观点。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我们脆弱的民主是否有能力应对疫情引发的冲突。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仍然面临着漫长而崎岖的道路。我们很快将有超过50万人死于新冠。今年死亡人数将达到75万甚至100万，这并不是天方夜谭，某些危险是很难预测的，这种病毒已经产生了比现有病毒更具传染性的变种，其中一些变种已经有了部分规避现有疫苗的能力，进一步的突变可能会发展成彻底地规避疫苗，这就得更新疫苗配方。
或者，就像我们重复的模式一样，当公共卫生措施成功地减缓了病毒的传播时，我们可能会过早地放松警惕。
1月15日，星期五，伯古姆州长宣布，他将让北达科他州的口罩禁令到期，对酒吧、餐馆和活动场所的容量限制将不再强制要求，只属于建议。他指出，过去3个月活跃的新冠病例数量从10224例下降至1675例。他要求居民“继续承担个人责任”，就像他在秋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所做的那样。
宣布之后，汤姆·罗斯告诉我，在即将召开的市议会会议上，他将提议取消迈诺特的市长口罩令。然而，就在那个周末，这位市长宣布，他计划继续实施该法案，并将呼吁投票确认他的决定。
1月19日下午5：30，市长西普玛召集会议。外面的天空很晴朗，零度以上的夜晚对于迈诺特的冬天来说算是温暖的。观众席上有十来个人坐在远处的椅子上，只有三个人没有戴口罩。在讲台上，议员们都戴着口罩，连汤姆·罗斯也戴着。
在宣誓效忠和丽萨·克鲁特汇报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最新情况，第一卫生局的努力使北达科他州成为全国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州之一，然后议程转向了口罩令。
西普玛说，我们“处在边缘”。他认为，没有理由再向新冠病毒靠拢。
凯莉·埃文斯指出，迈诺特空军基地禁止飞行员进入迈诺特商业区，因为病例数量还不够低，不能让他们在不影响基地的情况下在社区内流通。
罗斯穿着一件衬衫和一件海军蓝毛衣，拿着一瓶洗手液，旁边放着一瓶水。当他说话时，他并没有反驳口罩的功效，但他反对延长口罩令所代表的意义。他谈到了自治，以及保护普通民众的重要性。
他恳求道：“让我们把它交到人民手中吧，让我们尊重那些愿意自觉戴口罩的小企业。他说，如果我们害怕，我们可以呆在家里，坚持网上购物，但社区的代价是什么？企业现在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他开始描述病毒以各种方式扰乱我们的生活时，他哽咽了。
“伙计，我们得让一切恢复正常，”他轻声补充道。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分享的一个希望。
迈诺特市议会一如既往，以五比二的投票结果支持了口罩令，但只维持了一周。在州议会大厦，议员们准备了一些法案，在州政府还没有采取口罩令之前，剥夺市政当局采取口罩令的权限，而州长已经宣布该州属于低风险地区，斯普玛市长随即宣布该市的口罩令将被取消。
在2月1日的会议上， 斯普玛说他“更愿意看到这个口罩令继续”，至少在疫苗接种有进一步发展之前，但是他注意到州立法机构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担心如果情况再次恶化，会失去采取行动的权力。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要为城市建筑和城市雇员保留戴口罩的规定。埃文斯不明白为什么市政工人应该得到保护，而许多零售业工人却得不到保护。但皮特纳认为，这只是在不妨碍任何人的情况下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其他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他争辩道：“让我们管好自己吧，不用担心别人。”
对罗斯来说，这种态度是有道理的，尽管我们后来交谈时，他很后悔。他说：“辩论永远不会得出结论。从来就没有。”
作者简介：阿图·葛文德，98年以来一直是《纽约客》的特约撰稿人，印裔美籍外科医生和新闻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