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1月12日-11月15日，“11届财新峰会：重建全球信任”在北京举行，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等大咖悉数出席，就全球经济如何复苏，中国“十四五”新规划、中国金融业发展等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周小川：全球迫需完善多边机制
周小川表示，各国自G20峰会成立后，做了一些完善多边机制的行动。在经济和财经方面，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在央行协调方面，有国际清算银行(BIS)，反洗钱方面有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在贸易方面，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开放性机构方面，有区域性开发银行。此外联合国也有一些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都显得不充分，和大家的期望有差距。
“这些机构涉及到不同的专业，但是涉及到全球协调、特别是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同时改进监管、促进公平竞争，同时要动员有效的资源，特别是财力资源来应对危机，对危机特别是有损害之处要有所救助，在这方面能力应该说是十分不足的。”周小川说。
周小川指出，全球化进展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变化，这些变化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到目前为止，全球通货膨胀已经非常趋同，美国的货币政策反复强调溢出作用，这个溢出作用很明显，会导致资本异常流动等。如果从技术上来看，财政货币政策传导也出现了问题，它也暴露出了一些缺陷，没有一种合理的协调共识，同时把溢出的负面效应能够控制到有限的范围。
周小川 图/新华社
周小川认为，我们应主张通过问题导向去求解，从易到难去寻找共识，这方面首先要做研究工作，要大胆探索，有所创新。
在货币政策方面，首先要考虑到货币政策溢出的影响，必须对储备货币的结构有所考虑。对于异常资本流动，需要想办法建立一些初步机制，来加以协调，特别要建立一种全球性机制，可以协调流动性安排，同时也可以考虑创造流动性来解决全球性问题。
在财政政策方面，要解决数字税的问题。数字税目前处于僵局，特别是法国和美国之间。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数字经济发展出现了巨大难度，它有很多是非常不好界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机构应该交税，但因为有税收收入的竞争机制，机构究竟交税给谁这也是一个问题。应该设想有一种多边性的职能机构在中间起到作用，这样就能明显减少争议。
此外，周小川还提出，多边主义还要改善关于碳中和的问题，各个国家应领走自己的任务，在自己国家内作出重大努力以实现碳中和。
尚福林：蚂蚁金服这样的金融业态，也应遵循金融业基本规律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表示，要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金融体制。“我国资本市场在金融市场当中还是个短板。要优化融资结构，提升直接融资比重。”
同一天，尚福林在会场上表示：不管是传统的金融业态，还是像蚂蚁金服这样的金融业态，都应该遵循金融业的一些基本规律。要提高市场效率，同时还要防范风险。
尚福林提出了五条建议：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服务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建设，重点是要发挥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撑推动作用。要加大对“两重一新”等重点领域和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加强民营、小微、三农等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同时推动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要积极推进绿色金融，发挥金融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助力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
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加强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防范国外超常规货币政策和经济过度金融化引发的货币溢出效应和输入性风险，平衡好境外与境内关系，平衡好经济增长和就业民生的关系，平衡好对冲疫情影响与保持金融稳定的关系，在多重目标当中寻求动态平衡，做好跨周期政策设计。要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保持适度货币增长，满足合理充裕的流动性需要；促进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支持经济发展；保持物价总体平衡。要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建立基于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平衡机制，更加准确反映市场上资金供求变化，提升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优化融资结构，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我国资本市场在金融市场当中还确实是个短板。要深化银行体系改革，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大中小合理分工的银行机构体系，继续完善公司治理，强化股东股权和关联交易监管。要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坚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底线。要巩固前期治理成果，防范化解风险。要研究对跨市场、跨行业、跨领域交叉性的金融风险，要创新风险处置方式，稳妥推进高风险机构风险化解。要提升金融监管效能。
坚持金融双向开放。要积极引进国外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金融管理的一些经验，通过开放增强市场对全球优质金融资源的吸引，激发市场活力，提高的市场的效率。要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好“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支持金融机构在海外合规展业，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
尚福林
楼继伟：中国现在应研究货币政策有序退出
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方挑战，而我国又将如何应对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对此，楼继伟表示，下一步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会继续扩张。
楼继伟指出，目前全球经济贸易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
第一，新冠疫情的蔓延反复，可能需要到明年底之后，全球才能控制住疫情；
第二，逆全球化潮流和贸易摩擦没有停止之势，对全球经济贸易造成下行压力；
第三，民粹主义潮流在全球蔓延，在一些国家已经不同程度的政治化了；
第四，债务周期和经济周期错位，以往债务周期的积累，危机、衰退复苏对应着繁荣、衰退、停顿、复苏。
楼继伟表示，接下来，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继续扩张，比较艰难的是债务率高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在缩小，扩张的力度要把握好，要更多的用于保民生保中小企业，还要防止企业和居民杠杆率抬高太多。金融业务要继续降杠杆，今年可以看到宏观杠杆率在上升是没有办法。“因此，重要的是需要降下来的还要降，特别是金融业务自身的加杠杆要降目前全球债务周期和经济周期错位，债务的积累经济远谈不上复苏，资产价格却在高位。” 楼继伟说。
楼继伟
此外，谈到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退坡时，楼继伟表示，从全球看，中国最先控制住疫情，经济复苏也走在前列。中国已经到了研究宽松货币政策有序退出的时候。楼继伟强调，只说是到了研究货币政策有序退出的时候，并不是说现在马上退。
目前全球债务周期和经济周期错位，债务在积累，经济远谈不上复苏，资产价格却在高位。一旦经济复苏，过多的流动性需要收回，也有债务破灭的风险。因此退出的节奏一定要掌握好，不能让经济复苏对应债务危机。
刘世锦：新基建不适合作为政府短期刺激政策的工具
“新基建”成为了今年投资领域的热门词汇，在不断发力提速的背景下，政府应如何考虑对新基建的施策？对此，刘世锦提出，新基建不适合作为政府短期刺激政策的工具。
刘世锦指出，新基建与传统基建有三点区别。在性质上，传统基建基本是由政府直接主导运营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而新基建是具有平台经济特性的技术或产品，一般由企业投资运营，可通俗理解为企业的商品。在投资回报上，与政府此前投资的运营效益不佳的项目相比，新基建的“弹性容忍度”更低，因而也不适合由政府主导。
最重要的是，新基建本质上属于一种由新技术支撑的一种新的产品。这些产品很多还不成熟，正处在成长期，它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更适合风险投资。
刘世锦 图/新华社
刘世锦认为，当前政府应把市场秩序建设好，开放一些公共部门的信息，保护信息中间的隐私。还要重视数字技术基础研究的短板。“比如像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的平台，基本上都是国外那些大公司的。国内现在也在发展，但是还是比较少。”刘世锦说。
阿里巴巴美股投资者发起集体诉讼！去年刚付2.5亿美元和解
蚂蚁集团暂缓上市的余波还在继续。
11月14日，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通过官方微信公号透露，阿里巴巴因证券欺诈案已经于近日被美股投资者诉至法院，“在目前的诉讼中，投资者指控阿里巴巴公司在2020年10月21日至2020年11月3日的业务和运营状况及发展前景进行虚假陈述，未向投资者披露涉及蚂蚁集团的重大不利事实。
（来源：公号截图）
阿里美股市值蒸发1600亿美元
据郝俊波律所公号所述，投资者认为阿里巴巴未向投资者披露以下重大不利事实:
(1) 蚂蚁集团不满足上市要求或就某些重大事项未进行充分披露;
(2) 即将到来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的重大变化将严重冲击蚂蚁集团的业务;
(3) 因此蚂蚁集团的上市可能会被推迟;
(4) 因此阿里关于其业务和运营状况及发展前景的陈述存在严重误导，缺乏事实依据，当事实真相暴露时，其股价下跌令投资者受损。
今年10月下旬，阿里巴巴股价曾到达319美元/股的高位。11月3日晚间，蚂蚁集团宣布暂缓IPO，阿里巴巴股价随之跳水，突破300美元/股大关，截至发稿，其股价徘徊在260美元/股上下，与10月高位相比其美股市值蒸发近16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6万亿元）。
此前，市场上有声音认为，马云并非一时冲动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炮轰监管，而是因为提前知道了《网络小贷新规》政策将出台，有喊话与监管博弈的意味。
郝俊波表示：“港股、美股的投资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些公开信息。”他告诉野马财经（微信公号：ymcj8686）：“美股只要公司出现不利消息且股价大跌投资者都可以起诉，而且随着事态发展我们会修改和补充诉状，目前我们依据的还都是公开信息。”
事实上，阿里巴巴港股股价也在近日大跌，国人也相对更多购买阿里港股。但在操作层面，美股投资者提出集体诉讼更为容易。
郝俊波解释：“美股的诉讼成本比较低，投资者不支付费用律师也可以去起诉，如果最终能获赔，那么其中既有投资者的损失赔偿也有律师费，所以在美国存在大量集体诉讼。而在港股律师不能风险代理，就是说必须得有投资者自己找到律师，且按照小时来付费，那么投资者诉讼成本就较高。
从表面来看这是诉讼体制的区别，实际是诉讼文化的区别。美国人比较喜欢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而香港对于诉讼的积极性则差得多。”
5年前剧情再上演？
2015年，刚刚上市的阿里巴巴在美股遭遇集体诉讼，诉讼原因是公司以及公司高管董事需要承诺其招股书及全部上市文件陈述内容均为真实。
郝俊波也是那次诉讼的代理律师。
2015年1月，原国家工商总局发布《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显示阿里巴巴旗下淘宝的样品正品率最低，仅为37.25%。
随后淘宝官微发布长微博，炮轰原国家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刘红亮司长违规，吹黑哨。
1月28日上午，原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白皮书》，指出阿里系网络交易平台存在5大突出问题。随后原国家工商总局澄清，这份“白皮书”没有法律效力，并迅速删除。
而这份《白皮书》被美股投资者视为起诉证据。
这起诉讼直到去年才得到解决。2019年4月，阿里发布公告称，就美国联邦证券法集体诉讼案支付2.5亿美元与原告达成和解。
不过阿里并未“认错”，并表示尽管美国当地法院一审驳回了原告起诉，认定阿里的信息披露“准确而充分坦诚”、没有发现阿里巴巴存在任何违法或不当行为，但阿里还是选择以2.5亿美元来终结这场官司，因为“这样的漫长诉讼既无益于保障股东的利益，也无助于阿里巴巴专注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郝俊波如何看待时隔5年的两次诉讼？
郝俊波表示：“美国证券集体诉讼每一个案件情况不同，这两个案子事实层面没有任何关联。赔偿金额上有的多有的少，有的也被驳回。像阿里这种体量的公司，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可能相对更大，赔偿金额也会更高。”
除在美国再度被集体起诉外，有关蚂蚁集团股东钱峰雷的一则新闻也让人略感不安。
11月14日凌晨，富商钱峰雷在香港被砍伤，大腿中刀，随后钱雷锋登上前来接载他的车辆返回南区香岛道豪宅，并选择报警求助。钱峰雷是蚂蚁集团股东之一，与马云私交甚好。阿里巴巴美股上市时，钱峰雷就站在马云身边。
目前无法判断此事与蚂蚁暂缓上市是否有关。
剑指马云 中国银监会高官：金融创新不能形成寡头垄断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11月14日在出席活动中表示，监管从来都是金融创新的推动者和维护者，但关键是要把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要鼓励能守住风险底线的金融创新、能够增进社会福利的金融创新、能维护公平竞争的金融创新。
肖远企当天在参加“第11届财新峰会：重建全球信任”论坛上指出，金融机构的三大职能是支付中介、信用中介和撮合中介，科技在金融业务中的大量应用也并没有改变这三个基本职能。他说，“金融监管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丰富，既有银行、证券、保险、金融集团等行业监管，也有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方式，但其核心都是监督或引导金融机构做好这三个基本职能。”
对于金融监管的目标，肖远企谈到，就是在最可能的金融效率边界与金融安全边界寻找最佳结合点。“回顾整个金融历史，监管本身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金融监管鼓励金融创新，应当最大化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构筑金融安全的屏障，最小化金融的运行成本、内在损失和外因风险。”他指出，监管就是要让这种狂欢回归理性，坚决不支持继续把狂欢推向疯狂的所谓“创新”，不能让喧嚣弥漫双眼。此外，他还列举了三类值得鼓励的创新：一是鼓励能守住风险底线的创新。
肖远企说，“金融本身就是经营管理风险的行业，几乎没有绝对无风险的业务。不能够简单地把金融创新与制造风险划等号，也应该看到金融创新是风险管理水平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就有利于提高风险管理的水平。”他提出，二是鼓励能够增进社会福利的金融创新；三是鼓励能维护公平竞争的金融创新。
对此，肖远企称，“融创新不能够构筑和固化行业进入壁垒，阻挠市场参与群体或者降低市场活跃度，金融创新也不能够形成寡头垄断，获取超额回报，损害公众利益，从创新开拓者蜕变为创新阻碍者，沦为破坏游戏规则的利己工具，金融监管就是要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建立多层次、有活力的金融体系，加强一致性监管，特别是降低‘大而不能倒’造成的道德风险，减少市场不公平导致的负外部性，维护金融稳定和大众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10月24日出席上海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发表演讲时，就中国的金融话题提出了诸如，“巴塞尔协议像一个老年人俱乐部”，“（中国的问题）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缺乏金融生态系统的风险”，“今天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方式去监管”等言论。随后《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的中国官员的话”报导称，就在马云作出这一演讲的几天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令中国监管机构进行调查，并有效地停止了蚂蚁集团的IP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