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力，是一个城市真金白银的硬实力，决定着这个城市在民生支出、城市建设等方面的投入。
而财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税收收入以及非税收入构成，其中，税收收入往往占大头。因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被外界视为地方经济运行的关键指标，被称为地方经济“晴雨表”。
为考察中国重点城市的真实财力情况，搜狐城市以4个一线城市、15个新一线城市和30个二线城市为样本，统计了各地2019年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结果显示，全国共有15个城市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1千亿元，其中，前10名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天津、苏州、重庆、杭州、广州、南京和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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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京财力领跑全国
天津高增速扭转颓势
2019年，上海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165.1亿元，是全国唯一一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7000亿元的城市，比第二名北京足足高出了1348亿元，更是同期兰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0.7倍。
2019中国城市财力分析/搜狐城市制图
排名第二的北京，2019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817.1亿元 ，同比微增0.5%，增速较上一年度回落6个百分点，并且低于年初制定的4%的预算目标。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张学诞表示，2019年是北京历史上收支平衡最紧的一年。一方面，减税降费政策的影响明显加大；另一方面，城市减量发展带来了财政收入增速逐年放缓的问题。例如，在京央企及分支机构、金融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等的迁移，对北京市财政收入的格局产生明显影响。
就在京沪勉强维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正增长的同时，天津却一举扭转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高调归来。
2019年，天津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10.3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4.4%。要知道，2017-2018年，天津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曾连续两年下降，并且每年的降幅均在8%以上。
此番天津的高增速，主要得益于非税收入（包含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增幅较高。
2019年，天津市税收收入1634.2亿元，仅增长0.6%，而同期，其非税收入从481亿元猛增至776亿元，增幅高达61.2%。
对此，天津市财政局给出的解释是，非税收入增幅较高，主要由于天津市盘活变现政府资产，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混改，转让部分国有企业政府持有股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大幅增长。
但值得注意的是，出让国有资产而产生的收入是一次性的，这种增长显然不可持续。搜狐城市注意到，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天津市将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目标仅定为“保持增长”。
比起天津光鲜亮眼的高增速，同为直辖市的重庆，则由于减税降费的政策效应，走上了负增长的轨道。
2019年，重庆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35亿元 ，同比下降5.8%。其中，税收收入1541亿元，下降3.9%。据重庆市财政局测算，如果将减税因素还原回去，税收收入的增幅将是6.6%，与经济发展基本协调。
总体而言，一个城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当地的GDP有一定的相关性，GDP高的城市，地方财力也相对较强。
2019年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名前10的城市，除南京外，其余9城2019年GDP总量也排名全国前10。当然，2019年南京的GDP总量也不低，在全国也排在了第11名的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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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财力排名明显高于GDP排名
广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低
除了GDP外，一个城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与城市的行政级别、当地的产业结构选择、以及所在省份的区域经济均衡状况等因素相关。
于是，就出现了部分城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名与GDP排名相差较大的情形。
以同属福建的厦门和泉州为例，2019年厦门的GDP总量，在49个重点城市中仅排名第32位，然而同期厦门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却能在49城中排名第18位。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2019年泉州以接近万亿的经济总量，在49城中排名第18位，但同期泉州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却只能排名第36位。
要想解释背后缘由，首先得区分厦门、泉州两市在行政级别上的差异。
厦门作为五大计划单列市之一，财税体制上与中央直接分成，上缴所在省的比例很低，所以自身留成比例就会远高于泉州。
其次，从产业机构差异来看，2019年厦门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0.4：41.6：58.0；而同期泉州的三次产业机构比例为2.2：58.9：38.9，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厦门高出17.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比厦门足足低了19.1个百分点。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进一步解释道，制造业相应的税负有一定的抵扣，比如出口退税等，因此凡是制造业特别发达的地方，地方的税收相应差一些。相比之下，第三产业产生的税收比例要比制造业来得高。
2019年重点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分析/搜狐城市制图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49座重点城市中，上海以18.78%的占比排名第一，天津、北京、深圳、厦门分列2-5位。而同期，哈尔滨、佛山、南通、徐州、泉州的占比排名最末，而这些排名最末的城市，大多就是有名的制造业强市。
此外，就在北上深占比排名前5的同时，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却出现在了后10位的阵营。
2019年，广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仅有7.18%，在49城中，排名倒数第9位。广州落后京沪深倒好理解，毕竟省会城市的财政自留比例，远低于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但落后于同一行政级别的杭州，则更加突显了广州地方财力与经济总量不匹配的程度。
2019年，广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628.6亿元，在全国排名第4，而同期杭州的GDP总量为15373.0亿元，不及广州的7成。
但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杭州则反超广州。
2019年，广州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697.2亿元，而同期杭州则高达1996.0亿元，约为广州的1.2倍。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发达地市而言，所在省份的区域经济均衡状况会对它们的财力产生较大影响。
具体而言，如果所在省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较大，那就需要更多的省级财政来转移支付，帮助省内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在省内有计划单列市的情况下，一些省会城市，比如广州等，就需要作出更多的贡献，于是自身留成的比例就会相应降低。
相比之下，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均衡的省份，如浙江，虽然也有一个计划单列市宁波，但由于省内各地发展相对均衡，需要省级财政平衡的比例就比较小，作为省会，杭州身上的负担也会比广州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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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致兰州财政短收约45亿元
上海要求压减一般性财政支出10%以上
2019年，对地方财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减税降费措施的实施。
据财政部数据，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8%，增速较上年回落2.4个百分点，低于年初5%的预算目标。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增长3.2%，低于中央的4.5%增速，这表明减税对地方财政冲击更大。
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减收效应，也在各地2019年财政总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中有明显说明。
2019年，泉州全市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57.8亿元，减收16.41亿元，同比下降3.5%。据泉州市财政局测算，剔除当年度新增地方级减税59.89亿元后，实际可比增长9.2%。
无独有偶，2019年兰州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3亿元，同比下降0.11%。据兰州市财政局测算，2019年全市新增减税规模约70亿元，影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短收约45亿元。
……
随着制度性减税措施持续实施，地方财政压力将有增无减，于是各地开始自谋出路。
对地方来讲，最简单易行的方式是在国有资产上做文章，或出让厂房、行政事业单位土地等国有资产，或增加国有金融机构和国企的上缴利润。
除了前述天津，大力盘活变现政府资产外，福建、黑龙江等省份，也开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依法依规适度增加地方国有金融机构和国企上缴利润。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龚辉文提醒，政府应对减税减收的措施多是一次性的，如收回结余结转资金、增加国企上缴利润，但减税降费政策对财政减收的影响是叠加性质的。关键要真正压减支出，否则要么债务越来越大，要么变着法增加非税项目。
于是，各地开始要求政府部门带头“过紧日子”。
2019年，北京市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4.8亿元，比年初预算下降39.5%。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1亿元，比年初预算下降36%；公务接待费0.1亿元，比年初预算下降68.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3.7亿元，比年初预算下降38%。
不止是北京，2020年，上海市政府宣布，各部门一般性财政支出一律压减10%以上。
此外，黑龙江也明确提出2020年全年因公出国经费、公务接待费压缩60%，会议费、培训费、国内差旅费压缩5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办公用房维修费压缩40%，印刷费、办公用品购置费压缩30%，水电费压缩15%，预算执行中一律不追加新的支出预算。
由此看来，在经济下行、疫情冲击及减税降费措施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地方政府将不得不做好长期过冬的准备。
与此同时，日益凸显的“财政收支紧平衡”，也将是地方政府长期面临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