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一提到深圳，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往往就是高新科技，比如华为、腾讯、中兴、大疆。
深圳不只有高科技。
也许鲜有人知，深圳还是最早接受“资本家”的城市：
1981年，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正大集团在深圳诞生；
1982年1月，中国第一家外资商业银行——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开业；1990年10月，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在深圳罗湖开业……
直至今日，深圳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累计超过9万家，吸收外资近3000亿美元。
1990年，内地第一家麦当劳
说到引入外资，中国有一个“资本家”要比深圳更早提出这个概念。
1979年，离深圳经济特区开放还要大半年，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亟需本钱，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外融资、发外债。
但这个想法在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来说，太超前了。
当时国人并不理解，觉得这是一种“丢人的、赔本的买卖”，甚至有不少人批评这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
提出这一理念的资本家，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他所缔造的、当时专门负责对外融资的公司，名气却很大——“中信”。
众所周知，如今这家公司已经成为资产万亿的世界500强金融巨鳄。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正是这位“资本家”——荣毅仁，帮助我国在改革开放早期顺利完成了资本积累。
他的一生，和中信一样传奇，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的建设、文革的迫害和改革开放，见证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
他也是中国唯一同时做过首富和国家副主席的人。
他的家族更加神秘，在经历了100多年起起伏伏后，依然是中国最富有的家族，也许没有之一。
01
说起荣毅仁和荣氏家族，要从那场惊心动魄的绑架案说起。
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刚出门，就突遇一帮陌生人的拦车。
拦车的人拿着“政府军司令部”的逮捕证，嘴上声称“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请他到局里去一趟”。
不由分说，粗鲁地将他拉入车里，扬长而去。
为什么要拘捕他呢？
要知道，当时的荣德生已贵为国内“首富”，是国内人心中的“大企业家”。
十几年前，荣德生和哥哥荣宗敬靠开面粉厂发家，在全国开到了14家工厂，占全国面粉生产量的1/3，之后又进入纺织行业，很快也开到了9家。在当时流传一句话：“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吃荣家的、穿荣家的。”
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中国的棉布棉纱出口欧洲，卖到“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用中国人的货，挣外国人的钱，还在当时买下一座日本人的纺纱厂，很给中国人提气。
抗日战争后，荣德生的事业达到了巅峰，不仅是棉纱、面粉，就连印染丝绸、烟酒火柴、金融证券等行业，都有他的招牌。
左哥哥荣宗敬，右弟弟荣德生
结果拘捕第二天，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荣家收到了“绑匪”的信件，信中用血红色的字写着，索要50万美元赎金。
原来不是拘捕，而是绑票。
50万美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当时1美元能换约2.5枚大洋，2000枚大洋在北京能买一个四合院，50万美元相当于能在北京买下625个四合院。
这样的天价，连当时驻华美军的总司令魏德迈得知此事后也公开揶揄道：“赎金高达50万美元，连美国也没听说过。”
人命关天，荣家容不得拖延，只得各路筹款，在市场上高价收购美元，硬生生在一周之内凑齐了这笔巨款。
但就在交易当天，奇怪的事再次发生了。
荣家没等到绑匪，反而等到了警察。几位警备司令部的人突然出现在荣家此前和绑匪约好的交易地点，上来不听解释就一通乱打，不仅打伤了来交接赎金的工厂经理，还没收了赎金。
第二天，在荣家发动各方关系讨要，警察局才将赎金发还给荣家，之后荣家又收到绑匪的信件，说赎款不必再送，由他们自己去厂长家取。
在约好当天，一辆汽车直驶到厂长办公室门前，不慌不忙地拿走了赎金。
28日晚10时，绑匪声称顺利拿到50万美元，将荣德生用一辆三轮车送回家中。
荣父虽虎口脱险，但整桩绑票案却让荣家对当时的政府产生了新的看法：
为什么在约定好的地点，反而警备司令部的人会突然出现？之前家人发现，绑匪的开的车上印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标记，这是怎么回事？该汽车后来经查是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的，警方为什么不追究？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
破案之后，50万美元赎金原封不动的被找回，但警备司令部只还给了荣家13万美元，其余都被无理由扣留了，甚至还款的第二天，警备司令部还派人到荣氏公司，公然索要所谓“破案赏金”。
一次不够二次，二次不够三次，直到将13万美元全部要走。
之后两年，各地官员纷纷趁火打劫，要荣家捐钱，仅上海一地，要求荣德生捐款的机关就达50多家，荣家前后又支付了60多万美元后才息事宁人。
荣德生既无奈又气愤：“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却用去了60万美元还不够！真不如不破案的好。”
即使如此，荣毅仁并未放弃自己的“救国之志”。
荣毅仁在报考大学时，已经对当时的法律系统颇有微词，本曾想读法律系，可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改读了历史系。
读大学时，他就读的老牌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校规极严，要求学生不许过问政治。
但当时的中国形势，让他无法坐以待毙，他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一向很要好，他们还曾一起出头发起向东北义勇军捐款的活动。
一度，荣毅仁还想报考空军，与敌人博击长空，可家里人不同意，只能作罢。
而就在绑架案几个月后，内战的战火烧到上海。
战前，上海的资本家们全部闻风出逃，只有荣德生执意要留下，他做出“决不迁厂、决不转移资金、决不离开无锡”的三不决定，为民生稳定尽一份力。全家的所有孩子中，只有荣毅仁留下来陪父亲。
但父子俩实业救国的雄心，很快就被一盆冷水扑灭。
10月下旬，先是荣毅仁的堂哥荣鸿元被蒋经国无理由逮捕，最后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罪名，判处徒刑一年半。
在狱中，荣家再次被警察局敲诈勒索，无奈之下，又上缴了上万美金。
紧接着，国民政府还将东北战场失利的原因，直接赖到了荣毅仁头上，说他作为面粉供应商，卖给政府发霉的面粉，导致前线士兵吃完拉肚子，无心恋战。
但后来知情人告诉荣毅仁，是国民政府粮食部暗中将他上交的30万担白面粉掉了包，才让前线的官兵吃了坏掉的粮食。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国民政府上海法院以此向荣毅仁提起公诉，再次向荣家勒索巨额赔款。
荣毅仁此时申诉无门，绝望到准备放弃。
一个家族在战乱之下选择为国出力，却被人屡次勒索、绑架、威胁，直至扣上卖国贼的帽子，他感到荒谬怪诞。
就在5月25号要开庭的时候，他已束手就擒，准备接受国民政府的审判。
正巧就在同一天，解放军大军围城，国民党军纷纷忙于逃跑，审判搁浅了。
第二天天刚亮，荣家被一连串急促的敲门声吵醒，本以为是官兵来抓他，开门发现是自己公司的下属。
下属急匆匆向荣毅仁报告，说此时此刻在上海有一个“奇景”：
大街小巷上都睡满了解放军。
这是怎么回事？荣毅仁心中充满了疑惑，他亲自开车上街，结果真的看到在巷子和马路两旁，睡满了穿着军装的军人。
有些人衣服上都是土，有些人绑腿上还沾着泥，有些人枕在路边的大石头上，有些人干脆就在地上一躺，这一切都静悄悄，无声无息。
他当时不知，这是陈毅在攻占上海后定下的严格规矩：一是市区不使用重武器，二是不入民宅。
当时正是江南梅雨季节，有的干部反对：“遇到下雨，有伤病员怎么办？”，但陈毅坚持说：“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入，天王老子也不行！”
而这一景象，让荣毅仁看呆了。
他见过军阀部队，见过北伐军、国民党军，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军人，宁愿在大街上风餐露宿也不扰民。
当他快开到租借的时候，被一位士兵拦住了，他很有礼貌地告知，前方还有战斗，不安全，请他先回去。 这一幕让他想起在不久前，一支国民党部队在他家门口堆起了沙包，架起机枪，要以他家为军营开打。最后他双手捧上两根10两重的大金条，他们才肯离去。 想起此情此景，荣毅仁又对国家充满希望。
02
一周后，33岁的荣毅仁收到来自解放军的请帖，邀他出席一场座谈会。
妻子不支持他去，担心此行是“鸿门宴”，凶多吉少。
但荣毅仁想起之前的场景，他还是坦然接受了邀请：“我就不信还有比国民政府更差的军队！”
年轻时的荣毅仁和妻子
6月2号下午，荣毅仁一路忐忑不安地来到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去的一路上都双拳紧握、十分紧张。但当他走近门口时发现，等待他的不是盛气凌人、横眉冷对的兵役，而是一位满脸笑容的大叔。
这位大叔，正是当时命令解放军不许入民宅的上海市市长——陈毅。
会议一开始，陈毅便讲：“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是怕的，其实没有啥可怕，你们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不像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
说完后，大家都笑了。
之后陈毅向大家解释了下当前国内的经济形势，告诉在座所有人：“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党、找政府，党和政府说话是算数的。”
原先听国民党说“解放军会吃人”的荣毅仁一时愣住了，原来共产党没有想象中那么凶神恶煞，反而鼓励他们尽快恢复生产，好让工人们尽快就业。
会后，陈毅还拍着荣毅仁的肩膀说：“你是荣氏企业留在上海的唯一合法代表，所有荣氏企业统统由你掌管。”
这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回到家后的荣毅仁一反出门前的阴郁，满脸兴奋地和家人说：“蛮好，蛮好！厂子里马上开始准备，明天就复工！”
几天之后，荣毅仁为表达感谢，托人邀请陈毅来家里吃饭，陈毅知道后刚想答应，身边的人却拦住他：“去和资本家吃吃喝喝，立场是否有问题？”
陈毅对此嗤之以鼻。“我带头，你们谁敢去的跟我去，怕这怕那，怎么去做他们的工作”。他认为这顿饭不仅要去，还要隆重地去，要带着全家人一起去。
后来事实证明，这顿饭无论是对上海、共产党、乃至新中国来说，都至关重要。
宴前，荣毅仁准备得十分上心，他专门请来全国淮扬系做得最好的莫氏名厨，还把自家洋房上下整修了一番，请来了十多位名流作陪。
宴会当天，荣毅仁穿着一身崭新的西服，从精致的皮鞋、衬衣、领带，一直到用的纸巾和刀叉，都是考究时髦的高端洋货。
而赴宴的陈毅一家人，孩子们穿着略显不合身的旧衣布褂，夫人张茜素颜短发，穿了件青色军装，而作为上海市长的陈毅，更是踩着双布鞋、一件短袖军装、拿着个蒲扇就入了席。
陈毅一家
在饭局上，两家人并未聊军国大事，也不谈荣家的厂子何时复工，更不谈要如何配合政府工作。
只是唠了唠家常，问了问老人的身体和孩子的教育，又聊了聊最近上海滩的演出如何如何精彩。
一桌人热热闹闹，一直聊到夜里11点，尽欢而散。
其实在当时，荣家的局面并不乐观。
战后，工厂本来亟需复工，但屋漏偏逢连夜雨，1950年2月，蒋介石的飞机从台湾轰炸上海，导致工厂再次停工。
荣毅仁去查看账本，发现工厂不仅现金所剩无几，连机器和纱锭都被卖得差不多了，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其他荣氏兄弟姐妹带到海外的资金，高达1000多万美金。
庞大的荣氏工厂，早已是个烂摊子，连工资都发不出了。
工人们走投无路，直接去包围了荣家，甚至闯进了荣家的宅子，在客厅里“安营扎寨”，撒泼打滚。
无奈之下，荣毅仁想到了陈毅。
陈毅连夜帮忙联系了上海劳动部、工会组织、市政府，一起帮忙筹款，第二天把钱凑齐，给工人们发了工资，帮荣毅仁平息了动乱。
之后，陈毅又帮荣毅仁联系了人民银行，向银行申请了355万元贷款。
靠着这一系列操作，荣毅仁的工厂才扛过了这场难关。
1950年，荣毅仁提出“加工订货”的想法。
所谓加工订货，顾名思义，就是国营企业负责供应原材料，委托私营工厂进行加工生产，这是针对很多工厂商品卖不出而想到的法子。当时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对此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一个提高民营企业经济的好注意，很快就在全国推行。
但万万没想到，荣毅仁的好意却埋下了祸根。
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荣毅仁带头捐献了12架飞机和大量军用货资，但与此同时，许多商人开始打发国难财的算盘。
他们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但为了完成政策，有些商人开始在商品里以次充好。最严重的是，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需要白棕绳，而次品使得在战斗中绳索绷裂，造成11艘船沉没，80人牺牲。
陈毅对此怒不可遏，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让工人当面揭发“资本家”。
那段时间，经常能看荣毅仁在八楼会场外踱方步，兜圈子，眉头紧锁。
一年后，国家遭遇经济困难，发行公债。
当时的上海任务很重，陈毅市长曾邀请几百个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会，动员认购。
荣毅仁当场认购了许多，哪里晓得交钱的时候，一时却拿不出那么多，有人问他为什么当时要认购那么多时，他讲了心里话：
“我荣毅仁不认购多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
同一年，荣毅仁见到了毛公。
在一场中南海的宴会上，荣作为工商代表参加会议，毛公得知他的身份后，开玩笑地说：
“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周总理在一旁打趣道：“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少壮派」。”
荣毅仁赶紧说“哪里哪里”，毛公看到他毕恭毕敬的样子，微笑着又补充一句说：“你来了，很好。”
席间，毛公鼓励工商业主们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越有名誉，人民的奖励也越多，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半年后，荣毅仁再次去北京开会，会上毛公又说：
“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而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一回到上海，荣毅仁做出一个决定：在六天内将申新纺织并入国家，实现公私合营。
决定公布后，董事会炸了。
多数股东都举双手不赞成，担心财产会被充公，但荣毅仁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
由此，由荣毅仁带头，荣家积攒了半个世纪的家底，全部“裸捐”给国家。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
本来当时很多大资本家都在观望，但一看荣毅仁捐了，一阵“公私合营”的风潮才被掀起。
6月30日，荣毅仁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很敏感的问题：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非对抗性矛盾呢？”
这个问题放在如今依旧是舆论的焦点，在当时提出立即掀起了质疑，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几天后，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荣毅仁又向毛公当面提出这个问题，结果毛公说：“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
次年的2月，毛公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对此问题作了回答：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1956年初，荣毅仁接到市委书记陈丕显的突然来电，说毛公要来申新视察九厂。
荣毅仁心头一惊，立即赶到工厂迎接。
下午4点半多钟，毛公乘车来到厂里，刚下车，看到荣毅仁就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
之前毛公到上海视察不下几十次，但只视察过一家公私合营工厂，就是荣毅仁的纺纱厂。
从那以后，大家都知道毛公格外看重荣毅仁，对他有了一个新外号，叫做“红色资本家”。
毛泽东视察申新九厂
1957年，荣毅仁被推举为上海市副市长。
在竞选前，陈毅破天荒的在竞选大会上公开为他拉票：
“我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
而这次拉票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为非本阶级政党代表竞选。
上任后，荣毅仁主管轻纺工业，针对上海工业基础好，特别是轻纺工业方面的尤其突出的优势，他提出要因势乘便。从此，轻纺工业、化纤工业，成为了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中目标之一。
解放后的上海，在我国的棉纺、化纤工业领域中独树一帜，少不了荣毅仁那时的精准眼光。
1959年国庆前夕，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找到荣毅仁，对他说：
“建国快10周年了，总理希望你能到北京工作，当纺织部副部长。这是你最熟悉的工作了，我们一块干吧。”
原来从政两年后，中央看重了他的本领，决定让他来挑更重的担子，到北京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从上海市副市长到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荣毅仁第一次升迁，就从上海到了中央。
1959年国庆十周年庆祝，在天安门城楼上，毛公特地把他叫到身边，关心地说：“北京不出知识，真正的知识在下面。”
他牢记了这句话，之后不停的到探访田间，改进棉质原料技术，提高国产的棉纱质量。
在他在任这几年，中国的纺织业进步飞快，从之前的默默无闻，到出口创汇占全国总值的30%，位居出口第一，中国也成为了著名的“纺织大国”。
03
就在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时，意外又发生了。
文革开始了。
1966年夏天，一帮社会上红卫兵冲进荣家，又批又斗，荣毅仁和夫人杨鉴清被百般刁难和折磨，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打断，杨鉴清被毒打得昏死过去。
周恩来得知此事，紧急做出指示，纺织工业部马上连夜派人赶至荣家，将满身是血的荣毅仁夫妇救出来。
后来杨鉴清回忆说：“纺织部的红卫兵要晚来两天，我们都没命了。”
在那之后，造反派仍没有放过荣毅仁，他们让荣每天去最脏的公共厕所打扫卫生，用这种方式羞辱他。
但一把年纪的荣毅仁，依旧一丝不苟地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自费买来盐酸除去便桶里的积垢。
之后红卫兵还让荣毅仁去当过看门人，干过重体力活，中间荣毅仁患了肝炎及眼底出血，但红卫兵不让他去医院，由于耽误了治疗，造成了他左眼失明。
对于那段日子，杨鉴清回忆说：“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有一天晚上她心想，早知有今日我们当初就不该从香港回来，想着想着不由就说出了口，这时躺在一旁的荣毅仁忽然坐了起来，敲着床板粗声说：“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你要记住，我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
这是结婚以来，她第一次见荣毅仁发这样大的脾气，心中既难受又心疼。
1976年10月6日，随着“四人帮”被捕，十年浩劫结束。
叶剑英是第一位来找荣毅仁的人，他多次来荣家拜访，找荣毅仁喝茶聊天，向他寻求关于广东试办自贸区的建议。
叶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觉得奇怪，荣毅仁不是军委系统的人，过去又不那么熟识，为什么元帅找荣毅仁那么勤。
叶剑英却说：“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这种影响力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
1979年1月，荣毅仁收到邓小平的邀请，去参加人民代表大会。
在会上荣毅仁提出：“要搞好生产有两个事情要做。一个是每年至少要涨一次工资，二是要提高行政效率，划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会低，生产就不会搞好。”
同时对于当时政府最为关注的对外开放，荣毅仁也建议在外方投资比例上只定下限，不定上限。“建议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这样能最大程度地吸引外资。”
邓小平深知荣毅仁的能耐，于是顺着他的话说：“那你来牵头办实体，搞对外开放窗口，要得不？”
这让荣毅仁吃了一惊。
他原本以为中央找他只是要让他提建议，没想到是赋予他更高的任务，还没等他回应，邓小平接着说：
“给你的任务，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此话一出，相当于给了荣毅仁“尚方宝剑”。
委以如此重任，又被赋予实权，荣毅仁容不得推辞，他当场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唯我是问。”
当时会已开到 12 点钟。邓小平抬腕看看手表，表示时间不早了，邀请大家留下吃饭。“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事后，有人形象地称这顿意义非凡的宴会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那一天的北京被皑皑的白雪所覆盖，而在人民大会堂里，荣毅仁心中却燃起了一把火。
回去之后，荣毅仁连夜起草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构想。
他深知当时的中国缺实业，但更缺钱。
虽然如今中国动不动就哪家公司融资几千万、上亿，但在当时，国内连吃饭都是问题，融资更是比登天还难。
所以荣打算创办一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利用他在国外的人脉，引入外资，帮助国内企业发展。这种引入外国资本的概念，甚至比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还早了大半年。
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这也就是后来的“中信”。
刚成立时，中信没有办公室，三四十人就挤在北京和平宾馆十二间客房里。
到了晚上，大家横七竖八躺在房间的地毯上打个盹儿，睡醒后用凉水洗把脸，揉揉眼睛，继续工作。
荣毅仁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一边紧盯市场上的金融信息，一边用电话和传真机联系各方客户。
第一年，中信在国内接洽的客户多达3000多，国外客户4000多人，荣甚至把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都拉来当起了顾问。
1979年10月29日，荣毅仁与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董事长签订合作协议，这是中信成立后与外国银行签订的第一个合作协议。
但过了几个月后，除了个别有国家关系的客户，中信的业绩却一直没有起色。
起初荣毅仁以为是自身经营的问题，但后来发现，这与当时国家的特殊背景不无关系。
当时想吸引外国人给来华投资，跟股票一样，国内的项目至少得像一个潜力股，才有人想来买。
但当时的中国又穷又破，外国人来转了一圈，怎么看怎么像扶贫。
以至于半年后，来了的外资基本都走了，创立之初国务院首拨的1000万经费已经被花得所剩无几，为了救急，荣毅仁还把自家多年节省下来的定息存款1000万元拿来补贴漏洞。
眼看账户的余额一天天变少，他急得团团转，每天难以入眠，在一次写给高层的信中他写道：“请理解我在夹缝中走路的艰难！”
中信，眼看着就要死在摇篮里。
当时，正好一个全国规模最大的在建化纤企业——仪征化纤工厂，面临资金短缺，濒临倒闭。中国急需化纤产品，此项目下马损失难以预料，纺织部找到荣毅仁寻求帮助。
荣毅仁本来就缺钱，哪里再去给什么化纤厂筹钱，就在左右为难时，他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要不那去国外发债试试？”
发债，和入股不同。入股虽然收益大，但亏损风险也大，而债券相当于向国外借钱，国外资本只要按时收回本金和利息就行，风险更小。
这个想法现在听起来不错，但在当时那个封闭保守的年代，一经提出便遭到了潮水般的质疑，很多人觉得：中国向外国人借债，丢不丢国家的脸面？利息白白送给国外，为什么不留给国内的银行？”
面对质疑，荣毅仁决定拼一把。
1982年，中信破天荒的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私募债券，很快便借到了100亿日元，这也成了建国以来的第一笔“外债”。
这笔100亿的债券，80%都用在了这个大型化纤工程项目，使工程得以顺利建成。
几年后，这家工厂顺利建成，每年都产50万吨化纤原料，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总产量，中信不仅按时还了债务，还赚取了利差，之后这次集资创举被称为“仪征模式”。
1984年，尝到甜头的中信继续在国外发债，先后在美国、德国、日本发行了1亿美元的债券、1.5亿元德国马克、3亿港币和300亿日元。
从那以后，不仅中信活过来了，很多大型国企也活过来了。国内的企业和工厂再也不担心资金短缺，也不揪心贷不到款，因为国内有了一个叫“中信”的公司，中信有一位“荣老板”，缺钱就找他，他总有办法。
在发行债券成功后，中信开始了新的探索——开拓租赁业务。
1981年，中信与北京机电公司共同筹建租赁公司，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从日本租赁汽车各二百辆，中信公司帮助出租车公司解决外汇问题，汽车公司则付人民币。
在不到两年时间，两家出租汽车公司所租赁来的汽车，就赚回了所付的全部资金。
自此以后，租赁业务在中信大张其帜，甚至发展成为一大系统。
1980年后，中信公司发动了收购香港之战。
最出名的事件发生在1987年1月16日，香港中信公司收购国泰航空12.5%的股权。其后，又收购港龙航空38.3%的股权，取得香港电信公司20%的股权。
香港媒体一片惊呼：中国赤色资本家荣毅仁“收购香港”。
在荣毅仁的带领下，中信之后又接连拿下了第一家对海外直接投资、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第一家拥有商业银行业务、第一个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在我国发射等重大项目......
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的一个重要桥头堡。
1987年，荣毅仁被评为世界50位最富魅力的企业家。
中信大楼“中国尊”
1993年3月，担任董事长14年的荣毅仁宣布退出中信集团。
众人猜测，这是因为荣年纪大了，干不动了，而此时此刻，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76岁高龄的荣毅仁再一次让人们出乎意料。
这次和以往不同，不是被任命为市长、部长，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由一名资本家来担任国家副主席。
这个消息一传出，瞬间就聚焦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
在外国人眼中，中国资本家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似乎是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之间还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但荣毅仁的出现，不仅让两种身份融合在一起，还融合得恰到好处。
重新扮演政治家角色，他时常出现在外交场合，器宇轩昂，风度翩翩，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国风范。
1988年5月，荣毅仁在家中会见美国大通银行董事长布、大通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戴维·洛克菲勒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共绘国际经济蓝图。
1991年9月11日，荣毅仁在他的住宅设家宴款待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畅谈国际政治。
国外媒体对于荣毅仁的一致评价是：“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身法式双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总给人以气宇轩昂的感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在他的《变革中国》里提出一个问题：“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会走向市场，中国政府究竟做了什么，才能够引导这样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转型？”
对于“科斯之问”，公认的回答是——中国最初并不清楚转型的方向，是企业的本能向市场方向发展，和政治的开放自由，闯出了一条独特的转型道路。
而荣毅仁，恰恰就是其中的引路人和润滑剂。
正是他的长袖善舞，充当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探路人，也让中国在当时的背景下互相排斥的群体相互融合，从而找寻到最适合我国国情的一条路。
而对于荣毅仁的重要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给出了最恰当的解答：“苏联（改革）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是他们找不到一位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
尾声
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去世，享年89岁。
有人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句号。
直到他离开的那一年，中信从刚刚创立的20来人，发展到3万多人，总资产达到800多亿人民币，下属33家分公司，业务涵盖了贷款、进出口贸易、咨询、国际投标代理、会计事务所等业务。
2000年，荣毅仁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第一位。
荣氏家族被称为“中国第一豪门”。
然而，在带领中信的14年里，荣毅仁没有占一股个人股份。
即使在退休以后，在晚年，他依旧过得很简朴。
荣宅会客厅曾接待过许多中外贵宾，这也是整个荣宅最讲究的地方，平常没有客人来的时候，会客厅沙发上的靠垫、座垫又都换成布制的。
荣毅仁与老伴儿的睡床，由一张单人木床与双人木床拼成，双人床竟还是结婚时留下的。
家里其他家具也都是不配套的老家具，比如椅子就是一般家庭早就淘汰了的50年代常见的、刷着清漆的木头椅子。
平时饭菜以清淡为主，杨鉴清说，“菜多了毅仁要说话，好东西一般留在请客时吃”。荣毅仁爱吃蹄膀，但一只蹄膀要吃好几顿。
而荣毅仁穿在里面的秋衣秋裤，也由她补了又补，只要还能穿，他就绝舍不得扔掉。
他在《自策铭》里写道：“起家勤俭，败业由奢。山犹可移，况富贵耶。”
“抠门”的荣毅仁却热衷于慈善，他继承了父亲“兴资助学”的传统，在无锡和上海捐赠了多所中小学，并扩建江南大学和暨南大学。
逝世时，他留有遗嘱，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捐献给无锡图书馆，另数千件文物捐给上海博物馆。
也许现在提到中信，提到荣氏家族，很少有人会想起荣毅仁，但这位一生筚路缕蓝，贵而不娇的老人，的的确确把一生奉献给了祖国，而且越是逆境，越是把自己置身度外。
虽然斯人已去，但这样的民族英雄不应该被我们遗忘，这才是中国最需要的“资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