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轮椅的蒋伟兴（音）住在一栋加装了电梯的高楼里。由于她走路有困难，以前不得不靠别人抬着她和她的轮椅上下楼，直到楼房安了电梯。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广州——每当中国以前面临经济放缓时，它喜欢用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大型建设项目，给经济迅速注入资金。如今，中国已经有了连接700座城市的高铁线路网，总长超过美国州际公路系统的超现代化高速公路，以及世界上100座最高的桥梁中的81座。
现在，中国一位高级官员提出了一个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时期加快经济增长的新办法：修建电梯。
中国总理李克强和他在政府中的支持者希望改造多达300万座无电梯的老公寓楼，这些项目的费用通常不超过70万元。
降低追求的目标反映了中国的演变，从一个有很多年轻人但贫穷的国家到一个老龄化但中产阶级日益增多的国家。
尽管中国仍喜欢宏伟的基础设施项目，但它们已不再具有同样的经济效应。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已将所有的大城市连接起来，所以只能用很高的造价建设新的铁路和公路，把中国内陆山区越来越小的社区连接起来。中国的债务也持续上升，已经高到严重拖累经济增长的程度。
虽然加装电梯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作用较小，但对迅速老龄化的人口来说具有社会效益。更加富裕的中国社会也在对其领导人提出更多的要求
对老年人来说，在中国许多老楼里爬楼梯是种挑战。 The New York Times
孔婷住在广州一栋无电梯公寓楼的十层，在怀孕的九个月里，她每天都要吃力地在公寓楼的162级楼梯爬上爬下好几次。“最难的就是买菜了，还有搬那个桶装水，”她说。
她每天坐在这栋楼的三层露台上与邻居们一起抱怨，邻居中很多人年纪都比她大。去年，这栋楼里的大多数公寓业主每家拿出3万元，并得到了一笔不小的市政补贴，在楼的侧面安装了一部小型电梯。
中国各地的建筑都需要类似的升级。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随着中国经济开始开放，大批年轻的农民工从农村涌入各地新建的工厂。在接下来的25年里，中国城市增加的人口几乎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口。
为了给这些新的城市居民提供住房，全国各地的市政府和国有企业匆忙盖起了七至十层的相当基本的公寓楼。苏联式的庞大住宅小区很快占据了城市景观，尤其是在广州这样的制造业中心。
广州，孔婷站在她住的那栋楼加装的电梯前。 The New York Times
这些楼几乎都没有安电梯。中国那时仍很穷。几乎没有生产电梯的工厂。进口的电梯很贵。
没有电梯正在成为这个迅速老龄化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
直到1960年代末，毛泽东都在鼓励家庭多生孩子。那时的口号是“人多力量大”。
从今年起，1960年代出生的婴儿已开始步入60岁，这是许多中国人退休的年龄。由于中国从1970年代起开始实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些正在步入退休年龄的人没有多少子女或孙辈能够帮助他们。
随着中国老年人的数量急剧上升，“如果不超前做好准备，这个挑战可能比预期就要更大一些，”北京大学人口统计学教授陆杰华说。
由于没有电梯，许多长期住在无电梯公寓楼的住户被困在家里，吃饭靠外卖，无法与朋友见面或出门散步。
为加装电梯挖的地基。缺少电梯已成为迅速老龄化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 The New York Times
广州一个加装电梯工程的施工现场。该市已经为老建筑加装了约6000部电梯。 The New York Times
最近的一个下午，广州一家诊所之外，90多岁的白发老人蒋伟兴（音）坐在轮椅上晒太阳。她刚在这里看完病，正在和两名年轻的家庭成员一起，等一辆能载轮椅的专用出租车送她回家。
她住的高楼最近新装了一部电梯，装电梯之前，她几乎从不出门，因为每次出门都需要两三个人把她从好几层楼上抬下来。
电梯、或者说没有电梯，已成为加剧中国经济不平等的另一个原因。
广州是一个经济相当富裕、社会相当开明的城市，有能力为加装电梯的项目提供补贴，并已经为老建筑加装了大约6000部电梯——几乎是中国其他地方加装电梯数量的总和。在北京，富有的市政府几乎支付了电梯安装的全部费用，为该市范围内的公寓楼提供64万元的加装补贴。
被推上出租车的蒋老太太说，加装了电梯后，她出门的次数比以前多了。 The New York Times
许多不这么富裕的城市没有加装电梯的经费，或经费很少。位于广东省西南角的湛江市只能为每栋公寓楼提供2万元的微薄补贴。
并不是所有居民都支持电梯项目，尤其是住在底层的居民。加装电梯通常会挡住底层住户的一扇或多扇窗户，但几乎不给他们带来好处。
52岁的陈欣是广州一套底层公寓的业主。她最初曾反对公寓楼加装电梯，因为加装电梯会堵住她家的前门，迫使她从旁门出入，还要经过一个院子。楼上的居民给了她2.5万元后，陈欣同意了。
为了避免争吵和诉讼，广州为电梯加装项目制定了规则。如果一幢公寓楼中房屋专有部分占建筑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投票赞成安装电梯，就必须开工项目。
广州的做法正在扩大到其他地方。拥有800万人口的中部大城市合肥在今年9月1日宣布，将采取类似的规则。
陈欣（音）是广州一栋公寓楼里一套底层公寓的业主。她最初曾反对公寓楼加装电梯，因为电梯加装项目会堵住她家的前门。在楼上的居民给了她2.5万元后，她同意了。 The New York Times
李克强已在今年5月的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加装电梯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从经济角度来看，一个全国性的政策可能有助于减轻疫情对中国蓝领工人的经济影响。
在公寓楼的侧面建造混凝土或玻璃和钢铁的电梯塔是劳动密集型项目，可以为仍处于失业状态的几百万中国农民工中的一些人提供就业机会。
但这个计划的支持者可能缺乏使其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项目的政治影响力。
在建筑物的侧面建造电梯塔主要是中国的小型私人承包商的任务。承包商得到项目后，会从跨国公司——通常是奥的斯(Otis)、迅达(Schindler)、科尼(Kone)、三菱电机(Mitsubishi Electric)或日立(Hitachi)——或几家较小的中国制造商，如广州的快意电梯那里购买电梯。
今年7月，上海迅达电梯工厂的一条装配线。 The New York Times
迅达电梯厂对电梯的电子元件进行测试。 The New York Times
虽然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呼吁加大依靠国内需求来刺激经济，并另行呼吁解决贫困问题、改善老年人住房，但他还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一项全国性的电梯计划。
习近平的主要支持者——军队、国家安全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从这种电梯项目中得不到多少利益。他们的重点是修建铁路和高速公路，让中国军队能够快速地部署到偏远的热点地区，比如中印边境。
中国的住房专家坚称，中国将解决电梯短缺问题。“各方面拿出点钱来，问题就解决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高级工程师霍金海（音）说。
电梯计划有一个强大的支持者：财政部。
迅达的工人组装一个电梯发动机。 The New York Times
这种支持不一般。尽管许多地方政府和省政府已深陷债务泥潭，但财政部一直对中央政府的支出进行严格控制。
财政部最有名的主张紧缩预算官员是曾任该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贾康。他终于退休后，财政部在附近成立了一个有影响力的顾问机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由他来负责。
担任这个新角色的贾康直言不讳地提倡在电梯项目上花钱。他的支持来自他个人的经历。
66岁的贾康和63岁的妻子姜晓玲（音）几年前买了一套很小的底层公寓。后来随着积蓄增加，又在附近买了一套较大的三层公寓。他们每天都在两套公寓之间来回走动很多次，希望楼里能安装一部电梯，这样就不用费劲爬楼梯了。
“这几年，我老婆经常抱怨，‘我们为什么要忍受这种条件？’”贾康说。
一对夫妇在他们八层的公寓里等着楼下的工人对电梯进行最后的安装。 The 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