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
我们纪念这场全国人民浴血奋战14年才赢得的胜利，同时，勿忘国耻，勿忘这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过多么惨痛的“失去”。
纵览20世纪上半叶，日本经济发展始终与侵略战争密切相关。
1931-1945年，侵华战争十多年间，日本侵略者制定了详细的经济侵略计划，疯狂掠夺中国的工农业资源，肆意破坏财政与金融市场……给中国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使“中国工业化进程至少推迟半个世纪”。
日寇恶行累累，罄竹难书！
1
一个“战争暴发户”的致富心得
20世纪初的战火烧旺了日本经济。
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分得庚子赔款的7.73%，在11个国家之中排名第5。
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在中国东北、朝鲜和沙俄西太平洋沿岸的诸多权益，势力范围大增。
占有了大量资本，垄断了资源和市场，这个世纪头10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达6.5%。
1897-1906年，日本进出口总额增长1.2倍。1907年，工业、建设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达到67.5%，工业化基本完成。
一战进一步拉动了日本出口主导型经济的迅猛发展。1915-1919年，日本国际收支盈余累计达30多亿日元。
这时，随着日本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列，以天皇为首的资本垄断集团，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为首的民间财阀集团，这些特权阶层在侵略战争中大获其利。
阔起来的日本不断增加军事投入，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海军强国。1920年，直接军费几近国民支出总额的50%！
然而，一战结束后，出口锐减和国际收支恶化，将日本经济从大战景气拉向战后恐慌。同年3月，日本股市暴跌，引发经济危机。
1923年9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造成10多万人伤亡，财产损失约28亿美元。
1929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日本再遭重击，农产品价格暴跌70%，工业生产总指数下降约30%，股市崩溃，全国67%的银行处于休业、半休业状态。
为了转嫁危机，日本政府强推定额生产、定价出售等措施，关闭中小企业，导致失业人数激增，工人罢工、农民暴动事件频发。
1929-1933年日本失业人数
此外，经济萧条与工业迅速发展、高度依赖进口资源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使日本陷入窘境。1920年，日本制造业生产额较10年前翻了一番。1920-1931年，日本石油进口额增加了20倍，所需主要工业原料中，90%的铁矿砂、66%的石油、100%的橡胶、94％的铅和85%的磷酸盐，均依赖进口。
经济、社会危机步步紧逼，日本政府开始谋划出路。
1927年6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8月，第二次东方会议在中国旅顺秘密召开，针对侵略中国东北做出具体安排，确定了“满蒙”独立的方针和武力侵略中国的具体原则。
日本对华侵略图谋进入一个新阶段。
2
垄断铁路，为侵略铺路
实际上，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就借其盘踞我国东北的势力，悄悄布下蚕食中国的恶局。
1905年，日本从沙俄手中接下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段）控制权，后又迫使清政府承认其对安奉铁路的直接经营权。
南满铁路袖标。 图|图虫创意
【注：南满铁路，原为1897-1903年沙俄在中国东北境内所筑中东铁路的一部分，日俄战争后为日本所占。安奉铁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借口战时军运需要强行修筑的从安东（今辽宁丹东）至奉天间的军用轻便铁道。】
1906年，日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主营以铁路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业，推动吉长铁路（1917年）和吉敦铁路（1928年）建成通车，逐渐建立起贯穿东北南部的铁路网。
到“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在东北直接经营的铁路里程已达1129.1公里。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总社旧址。 图|图虫创意
控制铁路，使日本人钳住了东北经济的“血管”，肆无忌惮地从中汲取养料。从开业到1931年，满铁铁路运输营业总收入高达15亿日元，盈余总额约9.1亿日元，最高利润率可达28.7%。
东北全境沦陷，日本扶植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满铁继续为侵略者敛财。
1936年，图宁线建成后，满铁收入创下新高，达1.3亿日元/年。
1907-1938年“满铁”运输总收入（单位：万日元）
除垄断交通运输之外，满铁还兼营煤矿开采、电气开发等领域，并拥有铁路附近属地的行政管理权，为日本在中国土地上大肆开展经济调查、制定下一步侵略计划提供了巨大便利。
1933年12月，满铁经济调查会制定《对华经济调查机关设立计划案》，成立华北经济工作调查班，下设天津、青岛及上海三个分班，计划对中国华北地区展开全面经济调查。
1934年9月，在日本天津驻屯军的大力支持下，满铁向天津、青岛等地派驻专任调查员，调查当地农业生产情况。
1935年3月，满铁开设天津事务所。
此后，满铁先后派遣多支“中国驻屯军嘱托班”，对华北地区工业、金融、铁道、贸易等方面展开调查，在1年多的时间里，建立起辐射整个华北的经济情报网——覆盖天津、北平、济南、青岛、塘沽、秦皇岛、唐山、龙口、烟台、威海卫、连云港、张家口，乃至上海、汉口等主要诚市，以及北宁、津浦、平汉、平绥、胶济、陇海、正太等铁路干支线；测定了冀、鲁、察、晋、绥各省内159个矿藏的具体位置、地质构成、蕴藏量等情况。
依据所得情报，侵略者制定了多项针对华北资源的“开发方策”，如日本陆军省的《华北产业开发第一次五年计划》、兴亚院的《华北产业开发三年计划》、兴中公司的《华北产业开发计划》、华北开发公司的《华北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等，多达十余种，为接下来的侵华计划做足准备。
七七事变后，满铁接管华北铁路运营工作，成立北京事务所，继续派遣调查人员前往北宁、津浦、京汉、京绥、正太铁路沿线地带活动。
3
掠夺资源，掏空经济底盘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野蛮疯狂的抢劫行为令人发指。
一方面，日本侵略者通过公开抢劫、贸易统制和封建性剥削等方式，掠夺中国农业资源。
*劫掠农畜产品，抢占土地和劳动力。
在东北沦陷区，日本驱逐原有土地主人后无偿占有大量耕地，用以修建军事设施及铁路公路。七七事变后，关内52.6%的耕地遭到破坏。
据统计，全面侵华期间（1931-1945年），日本侵略者霸占中国耕地面积约2亿亩，共损失粮食1230多亿斤。仅山东一省就遭日军掠抢粮食145亿斤、耕畜174万头、猪羊1400万头、鸡鸭等家禽14500万只。
除抢劫财物外，日军还大肆掳夺劳动力。1940年底以前，山东被劫走的壮丁就有30余万人。
*贸易统制和苛捐杂税。
日本政府扶植傀儡政权，通过《米谷管理制度纲要》《米谷管理法》《主要特产物专管法》等法令，对农产品实行贸易统制，控制购销与加工环节，并压价收购。在华北沦陷区，小麦、玉米、高粱的收购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3。
此外，日本政府还追加各类苛捐杂税，榨取农业资源。1931-1945年，日本向中国农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达1000亿元以上，高利贷剥削10亿元以上。
农民不堪重负陷入破产，良田荒废，耕地面积和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
1941年，河北荒田面积达40余万亩，山东小麦、谷子等11种农作物耕地面积较战前减少16% ，主要农作物减产50%以上。
另一方面，垄断中国工业生产，从中攫取经济利益，用于自身工业发展和战争补给。
*创办垄断性集团，控制工业生产。
为适应殖民扩张需要，1937年5月，伪满政府公布《重要产业统制法》，对东北沦陷区工业生产实施政府统制。
同年12月，伪满政府创立对华经济侵略专门机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垄断中国东北重工业生产。1940年调查结果显示，日资占到东北工业资本总额的80%以上；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这个数字已达到99.15%！
*“管理”“合作”，软硬兼施，侵蚀工矿企业。
战争初期，日本对沦陷区内工矿企业实施“军管理”和“委托经营”。到1936年底，华北矿业中日方资产额达2070.9万元。截至1945年，日本共从中国掠夺3.4亿吨煤炭、4970万吨铁矿石和957万吨生铁。
战争后期，为填补军需缺口，日军又采取“中日合办”方式，压低中方资产折算额，侵吞华商资产。1939年，潍县华丰机器厂被强制折价50万元，转为合办，用于军火生产。
*大批工业产品流向日本。
1930-1943年，东北抚顺西炼油厂共生产重油842861吨，96.6%用于”满铁“运营和日本海军。
日本全面侵华期间，从青岛港运往日本、朝鲜等地的原盐即达3873万余担，约占同期山东原盐总产量的70%。
另外，这些被日本人控制的企业严重压榨中国工人的劳动价值，其工资往往只是同岗位日本工人的1/3到1/2；更可怕的是，侵略者治下，生命被视如草芥，1937-1941年，丰满水电站中共有6000余名中国工人死于谋杀、疾病和劳动事故。
4
搅乱财政金融，啃噬经济根基
20世纪3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经济危机，纷纷向国外倾销过剩商品，回购白银。受此影响，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入超，国内存银大量外流，金融市场动荡，银号、银行纷纷倒闭或歇业。
1935年，在英国的鼓动下，南京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改革，废止银本位制，禁止白银流通，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的法币为流通货币，由银行控制汇价，并与英镑挂钩。
此后，国民政府对全国金融财政统一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经济形势。
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
为了保住并扩大在华利益，贪婪的日本侵略者使出浑身解数驱逐法币、侵蚀中国经济。
*抢占银行，洗劫法币。
随着战火蔓延，日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将当地中央银行及其金融机构据为己有，同时，强占私人银行、银号、钱庄当铺，掠夺黄金、白银和现金。
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全国沦陷区内，35家公私银行共损失了4.1亿元，这笔巨额现金绝大部分被直接运回了日本国内。
*开设日伪银行，伪造法币。
1932年，为方便经济掠夺，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通过“伪满”政府成立“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伪满纸币，统一东北金融；1935年，在东北沦陷区改发日元，把东北金融纳入日元系统。
“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全套五枚。
接下来，日本侵略者策划“华北自主币制”，将华北金融体制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纳入属于日本及其伪满洲国的“日元圈”。
1937年3月，伪冀东地方政权成立的冀东银行开始另行发行纸币和辅币，即“北方券”；1938年初，日本扶植王克敏傀儡政府，在北平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独占华北四省二市的伪联银券发行，实际上成为华北沦陷区的日伪中央银行。
1941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筹备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以驱逐法币势力。截至1942年，共发行中储券12.12亿元。
此外，为打击法币，日本还积极支持伪造法币、利用法币套购外汇等金融犯罪行为。仅1940年，日本侵略者就伪造了2亿元法币。
*掠夺税收，降低关税。
在沦陷区内，日本全面截获关税、盐税、统税三大税源，并推行特别关税。
【注：统税，指特定货品的货物商品税，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东北、华东、华中、华南城市的厂矿是其主要税源。】
冀东特别关税与中国关税比较
【注：其他货物所缴特别关税额约为中国关税的1/4。】
结果，大量日本商品得以减征或免征关税进入中国市场，国民政府的税收收入则严重缩水。1937-1940年，沦陷区进口额增长230%。而1939年，国民政府的税收收入只有4.3亿元，较三年前减少了60%。
*支持走私活动，变相窃取中国税源。
1933年，日本便在冀东从事走私活动；到1937年，走私货值已达3亿元，中国海关为此损失税款约1亿元。
七七事变后，华北地区走私活动更为猖狂，1938年的走私额相当于当年正规贸易额的60%。到1941年，日本走私据点已遍布中国各地，多达70余处。
金融市场遭到严重破坏，国内物价飞涨。根据上海解放前物价统计，1941年底上海物价总指数高达1774.5（以1936年的物价总指数为100计算）。
同年，上海米价为238元/石，到战争结束时竟涨至150万元/石，上涨约6300倍！
5
共铸挽救中国经济的最后防线
193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两党求同存异，相互配合，挽救中国经济的最后防线。
国民政府适时调整经济战略，实行由平时向战时的转轨；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政策，有效打击了日军削弱中国国力的企图。
【注：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从各主要部门抽调人员、组建经济部，将其作为战时经济建设主管机关。与此同时，实行经济政策转轨，在工矿业、金融、贸易、粮食产销等领域实行经济统制, 以适应战时需要。】
*工厂内迁，保留经济力量。
七七事变前，我国除东北地区以外工厂总数为1万余家，资本总额超过20亿元。为了保存这部分经济实力，1937年，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地区工厂搬迁到内地。针对军需工厂，国民政府强制搬迁，并给予诸多政策优惠，如补助迁移费，迁移免征或减收转口税、落地税及运费，并拨给建厂地皮。
1938-1940年，内迁厂矿448家、各类机器材料7万余吨、技术工人1万余名。此外，闽浙两省还自行搬迁厂矿191家，总计639家。
工厂内迁，不仅保存了部分经济实力，还将资本、资金、人才、技术带到内地，促进了内地工业发展。1945年，大后方工厂已发展到600余家，极大缓解了军需及民用物资紧张程度。
*推行战时税制，实行金融、贸易统制。
三大税源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后，国民政府着手进行税制改革，扩大旧税种征收范围，推行战时新税，用以抵消部分税源损失。此外，国民政府还发行公债来筹措财源，实行田赋征实以稳定物价、保障供给。
1938年，国民政府改组成立贸易委员会，总揽外贸管理权，对非必须品进口予以严格管制，尽可能节省外汇；1939年，设立“四联总处”，作为战时最高金融决策机关, 强化政府金融的绝对控制，严格限制携运法币出口及口岸汇款。
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物资限制出口政策，为防止物资外流，商人外出贸易必须带回物资、不得带回伪币，以防伪币流入；大量发行本币，建立本币市场、排斥伪币。
晋冀鲁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纸币，有效打击“联银券”流通。
同时，封存已流入的伪币、不予流通，但准许携带出口、到沦陷区购买日方物资，以伪币反制日方。1945年，仅山东解放区就排挤出价值几十亿元的伪币。
6
垂死挣扎，黎明前的至暗时刻
二战末期，日本在东方主战场节节败退，又在太平洋战场耗尽海空兵力，战败已成定局，“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计划面临破产。然而，山穷水尽的侵略者仍不思悔改，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最后的疯狂榨取。
*农业剥削变本加厉。
1943年9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要求山东完成规定量的农产品生产，以供日本军用之需。其中，棉花444384担、花生仁60000吨、羊毛46000吨、牛皮88000张、苇席2950000张……满篇天文数字，是对中国农业的最后压榨。
*滥发公债和伪币。
从1942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仅仅3年8个月的时间里，伪满洲国发行的公债就达195380万元，相当于此前10年发行额的总和。
1944年底，“满洲中央银行”的伪币发行额为58 亿余元，到1945年8月则达到80多亿元；同时还大肆发放遣散费，到11月国民政府派人接收时，发行额已超过130亿元。
1945年1月至4月，“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共发行伪币187亿元，而8月一个月竟然发行了301亿余元。
汪伪政权“中央储备银行”的发行额更是天文数字。8月中旬，“中央储备银行”以发放遣散费为借口，发行伪币24917亿余元，这一数字到9月时竟达46618亿有余，一个月的发行额相当于此前五年发行总额的46.55 %。
汪伪政权“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货币。
*出售黄金，转移债务。
战时，日本曾让横滨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向“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借款，充作军费，总金额相当于1792亿日元。
日军投降时，正金银行存有掠夺而来的15433条黄金，重量共计约154330两，本应收归中方管理。然而，从1945年8月开始，正金银行先后分3次将这批黄金送到“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当时市场最高价格作价，共值联银券490亿元，用以偿还“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正金、朝鲜银行的借款。
直到10月，“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被接收时，还有216亿日元存在朝鲜银行，这笔存款在战后也未被退回。
另外，战败前，日本曾在台湾大发公债，到1945年8月10日，已达6.54亿元。
13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两天秘密布置了逃债任务——鼓励当地日侨将手中的债券在日伪银行处登记，并带回国内；实在带不走的，交由朝鲜银行等其他日本控制的境外银行寄存保管。
结果，大量公债被带回日本。当国民政府接收台湾银行时，这里只剩下1675万元公债，整整相差了38倍，日本政府理应偿还的债务规模大幅缩水。
在华北等其他沦陷区，日本政府也用同样的方式，悄无声息地逃避了巨额战争债务。
日本侵略者给中国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使“中国工业化进程至少推迟半个世纪”。
参考文献：
1.张利民、刘凤华著，《抗战时期日本对天津的经济统制与掠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2.齐百顺，《日本占领时期“兴安省”经济统制政策研究》，内蒙古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3.王海军，《对华侵略与近代日本经济述论》，曲阜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4.王真，《论日本侵华期间削弱中国国力的经济战略》，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
5.郑忠，《略论抗战时期宁沪地区城市经济环境的恶化》，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6.刘大可，《日本全面侵华时期在山东的经济掠夺》，山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7.石嘉、程涛，《七七事变前后满铁对华北农业资源的调查研究》，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1期；
8.戴建兵，《日本投降前后对中国经济的最后榨取和债务转移》，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
9.高秀清，《“九一八”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经济侵略论析》，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
10.吴景平，《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与国民党转向抗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