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很可能就属于中国的富裕阶层，但你很难意识到。
中国有多少穷人？
总理李克强给了一个算得上官方权威的回答：中国有「 6 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 1000 元左右」。
这个数字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他们难以想象「每个月 1000 元是怎么活下来的」。
· 今天的流水线工人能拿到 3000 元左右的工资
后续媒体报道引用统计数据来说明总理回答的严谨性。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住户抽样调查数据，2019 年收入最低的 40%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1579 元，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965 元。也就是说，中国平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在 1000 元左右的人群超过了 40%。
更常见的引用数据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他们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简称 CHIPs）通常被视为国内最权威的收入分配研究。CHIPs 的数据也同样印证了总理回答的准确：中国有 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 1000 元，换算成人口数即为 5.47 亿人，同时月收入在 1000-1090 元的人口为 5250 万人，因此 1090 元以下的总人口为 6 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 42.85%。
· 表格来自万海远、孟凡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网民依据 CHIPs 的表格还注意到另一个问题：中国有多少富人？
「答案」似乎更加令人惊讶，他们发现：原来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每月两万的只有 70 万人，占总人口比例 0.05%。
这不是平常所说的「中产阶级」吗？「中产阶级」的人数居然都只有这么点？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月收入 1000 」的含义
看新闻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弄明白总理所说的「月收入」的意思，因而高估了那「 6 亿」人的贫穷程度，同时低估了那「 70 万」人的富裕程度。
总理说的「每个月的收入」，指的是「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
其中「可支配收入」不易误解，已经算得上一个常见的概念，它可以粗略地理解为一个居民在税后拿到的各项收入，无论这份收入是工资、开店办厂得来的，还是拿到的补助、补偿、捐助，甚至包括「单位发的」实物福利。
· 人们熟知的国有单位福利 —— 购物卡就属于个人收入，不但会被统计，还应由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但「家庭人均」才意味着这些数据的实际统计方法：它是由调查人员追踪访问得到的一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再除以家庭成员的人数，得到的「人均收入」。
比如说，一对中西部农村夫妇外出到工厂打工，家中留守一对子女，由一位老人照顾，这样的家庭就有五名成员，工厂工资 3000 元出头，一平均，他们全家都是月收入 1000 元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
· 隔代抚养的留守儿童
而基于现实考虑，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村家庭也不太能放任所有壮年劳动力全部外出，更常见的情形应该是妻子在老家务农，丈夫跨省务工。这样即使丈夫成为了熟练工乃至工匠，每月能挣到六七千，算得上较高收入的打工者，其家庭人均月收入仍然在「 1000 元左右」。
根据北师大 CHIPs 的调查数据，不难为这「六亿人」作一个画像：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村、中西部地区，家庭规模在各阶层中是最大的（户均 4.59 人），能挣钱拿工资的比例却是最低的（37.37%），与上面讲到的两种例子高度相符，再加上学历普遍不高，也限制了他们务工挣钱的上限。
· 表格来自万海远、孟凡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那要做到「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两万，这样的家庭又该富到什么程度呢？
考虑到国内富裕家庭较多生育二胎，可以以一个四口之家为例，在社保、个税缴纳规范的城市里，一对夫妻挣钱，养两个孩子，也就是夫妻双方的税后收入都在 4 万元以上，两人加一块，税前年收入至少要超过 125 万。如果这对夫妻的收入并不均衡，比如妻子税后收入「只」有 2 万元，则丈夫税前月薪必须超过 8.3 万，属于百万年薪的「金领」阶层。
他们当然是凤毛麟角一般的有钱人。
真实的「中产」
即使看了前面的解释，很多人大概还是会诧异，觉得中低收入人群比他想象的要多，而「金领」阶层远比他想象的要少。
这也不奇怪，我们日常在舆论里，见到的多是关于「中产阶级」的迷思性描述，再加上为「中产」量身打造的消费宣传，很容易拉高了大众对中国人收入状况的估计。
到底赚多少能算中产？
其实在大约十年前，学术界就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国内中产阶级标准 —— 家庭年收入超过 8000 美元，在今天折合人民币约 5.5 万。多少有点巧合，按照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这刚好是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
不过在今天来看，一个家庭只有这样的年收入显然有些寒酸，他们在生活方式上应该更接近总理说的那六亿人，而与大众印象里的「中产」相去甚远。
· 由于定义模糊，「中产阶级」在各国都是一个被发挥解释且多少带点抱怨的概念
但能够符合「中产」印象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人们把上万月薪视作「中产」的基本门槛，然而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8 年数据，哪怕是全家人税后月收入加起来能超过一万元，都已经超过了全国 87.5%的家庭。如果夫妻双方的税后工资（社保、个税规范缴纳）均超过一万元，那他们必定属于中国前 5%的高收入人群。
未婚青年可能对家庭收入的概念缺乏感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里还有一项「全国城镇劳动力主要工作收入」，同样可以颠覆很多人对自己收入的认识：一个月税后挣到 5000 元以上（包括奖金），就超过了全国 80%的工薪族。至于税后工资过万，那可以超过 97.5%。
· 注：数据来源 2018 年 CFPS 全国再抽样样本，未经加权
显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收入水平，都与电影、电视剧甚至媒体热炒的公共话题对不上号，这样的舆论错觉是如何形成的呢？
贫富差距的错觉
你怎样理解收入差距？
不少人的想象中，贫富差异意味着一小撮远离人间烟火的有钱人高高在上，生活极度奢靡，而他们自己属于组成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和穷人。
2011 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把这种想象给「量化」了：「我们是 99%！」与最富有的 1%形成彻底对立。
然而所谓的 1%事实上并没有那么脱离群众，2011 年，家庭年收入超过 34 万美元就足以跻身美国最富有的 1%，一对有些资历的医务工作者结婚便能跨过这条线。中国的情况与之相似，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2011 年的数据，家庭年收入超过 56 万人民币就称得上中国收入最高的 1%了。
· 美国最高收入 1%的门槛跟股市表现关系很大，中国则不太有这层因素
不要以为这些数字是因为调查统计算不到富豪头上，正是同一项调查得出了中国 0.61 的基尼系数，在全球已经是最高一级。超级富豪的存在不假，也极大地影响了基尼系数（剔除收入最高的 0.5%样本，基尼系数降为 0.564），但他们人数还是太少了，并不能构成贫富差距的主要来源。
作为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差距和地域差距才是构成中国贫富之差的最重要因素。
根据统计局发布的官方数字，2018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39250 元，其中最高的上海市有 68033 元；而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14617 元，其中最低的甘肃省只有 8804 元。上海市民的平均收入是甘肃农民的 7.7 倍，相当于美国人与中国人的收入差距。
· 基本上，越是落后的地区，城乡差距就越大 / 数据来源：2019 中国统计年鉴
相应的，中国大陆发达城市内部差距则处于较平缓的水平。拿上海市最富和最穷的 10%家庭做比较，他们的收入中位数大约有 10.5 倍差距。在香港，这个差距是 29 倍。而在纽约曼哈顿，只是拿最富和最穷的 20%做比较也能算出 42 倍的差距。
省会一级大城市之间的差距也不大，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会太原大约为上海的一半，考虑到物价的差别，太原市民恐怕并不会多羡慕上海人。
而在舆论的生成能力上，城乡和地域差距比收入还要大得多，上述大城市的声量有绝对的优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媒体所属的行政级别就基本决定了它的辐射范围。其后出现的市场化媒体，则主要是省级机关报社改革的产物，以省报发行渠道作为基盘，同时为读者带去不成比例的省会都市新闻。
· 1995 年 1 月创刊的中国第一份都市报《华西都市报》，隶属四川日报社
相比纸媒，电视台跟所在城市的绑定更加紧密，直到 21 世纪的前十年里，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电视民生报道也几乎只是省会城市居民的专利，因为只有他们能收看有线公共台并与之互动。
· 《 1818 黄金眼》在转型搞笑网红之前就是一档为杭州市民鸣不平的新闻曝光类节目
表面上去中心化的网络媒介发展后，这种不平衡反而更为加剧。在新兴网络渠道中充当关键节点红人大 V 通常财力不菲，其传播行为又与广告公关紧密挂钩，「隔壁中国」的民生新闻只有紧贴其趣味才能成为爆款。
在这些舆论所代表的发达大城市，尤其在北上广这三个富集媒体、声量巨大的城市，年收入十来万的家庭确实只算是中等水平，税后月收入五千块也才刚到全市平均。从咖啡、口红到轿车，舆论鼓吹的生活方式并非不接地气，只不过那仅限于一二线城市市区的地气。
参考文献：
[1]万海远 孟凡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月收入不足千元，这6亿人都在哪》:
http://opinion.caixin.com/2020-06-03/101562409.html
[2]《“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1000元”是真的吗？统计局回应》
https://c.m.163.com/news/a/FF5TIJN000259GDS.html?spss=newsapp
[3]Thomas Piketty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Li Yang (World Bank and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Gabriel Zucman (UC Berkeley and NBER) ，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2016
[4]Easterly William. The Middle Class Consensu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1
主要数据来源：
[1]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现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负责，数据介绍请见：
http://www.ciidbnu.org/chip/
[2]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数据介绍请见：
http://www.isss.pku.edu.cn/cfps/，本文涉及的CFPS数据，主要采用了2018年的追访数据，样本取自全国再抽样样本（全国代表性），样本未加权（数据尚未提供权重变量）。
[3]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负责，数据介绍请见：
https://chfs.swufe.edu.cn/
